康有为传：揭开康有为与袁世凯的真实关系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是毫无根据的。接着，谭嗣同“说袁勤王”，结果袁世凯告密，政变发生，六君子遇难。为此，康有为是深恨袁世凯的，在他出亡海外期间，多次指斥袁世凯，称为“袁贼”。无论从时间、条件上，还是康有为的函札中，都没有他“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的踪迹。

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之初，刊行《不忍》，倡言孔教会，鼓吹“虚君共和” 以至发表《大同书》，有人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大同书》也是为了“反袁”而发。事实真的如此吗？

时间条件，是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知道遵循注意的。康有为刊行《不忍》，倡言孔教会，刊布《大同书》甲、乙两部，都在1913年。在此以前，康有为早已反对共和了，当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他就以为“革党必无成，中国必亡”㊻，宣称“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的《共和政体论》《救亡论》《中华救国论》也都写于1913年《不忍》刊行以前，他早已反对共和了。其次，康有为刊行《不忍》，不是“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而是“不忍”旧的清朝封建专制政体的覆亡，“不忍”旧的“国粹”“国命”“纪纲”“教化”的“沦丧”，不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这在《不忍杂志序》中讲得很清楚，前文也已论及。

康有为在1913年《不忍》杂志刊行前已经反对共和政体，无论在时间上、条件上都是清清楚楚的。所谓“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康有为和袁世凯倒有着一场“恩怨”历史。

百日维新后期，后党环伺，新政可忧，康有为曾代徐致靖上《密荐袁世凯折》，请求光绪皇帝“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见，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㊼。

康有为等改良派之所以在新旧斗争日趋激烈之时拉拢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有“新建军”；又因为袁世凯惯使两面手法，迷惑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洋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力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间，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假装恭维改良派，康有为等为其所骗，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光绪召见袁世凯，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接着，谭嗣同“说袁勤王”，结果袁世凯告密，政变发生，六君子遇难。这些，前文已经提到。为此，康有为是深恨袁世凯的，在他出亡海外期间，多次指斥袁世凯，称为“袁贼”。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上宾”，他又专门写了《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说是“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还说变法后期“大行皇帝擢袁世凯于末僚，超授侍郎，授以密诏，令当保护之任。乃袁贼不感非常之遇，反告荣禄，遂起戊戌幽废之大变，并成己、庚废立通拳之事”。提出：“此而忍之，孰不可忍？夫乱臣贼子，人得而诛，讨贼复仇，天不共戴。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㊽

《讨袁檄文》更写得慷慨激昂，一开始就予指斥：“袁世凯才本枭雄，性尤沈鸷，王莽之豺声蜂目，越椒之狼子野心”。“戊戌旧案，至今未了，岂不异哉！岂不骇哉！”最后说：“方今醇亲王以懿亲摄政，君父之仇宜报，骨肉之恩岂忘。夷吾之杀里克，义之至也；桓公之容子翚，岂其然哉！咸宜结团上书，声罪讨贼，凡我国民，无小无大，哀声动天地，义愤憾山河，报不共戴天之仇，冀答舍身救民之德。为兹布檄，咸使闻知。”㊾

康有为对袁世凯视为“乱臣贼子”，誓欲“杀贼”。然而，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了大总统，康、袁之间，却又有了电询往来。

1912年2月，康有为居日本须磨。次年夏历七月，康母病逝香港，十月，奔丧归。在香港，接到“日本须磨寄来东京使馆转”来袁世凯“冬电”，电云：

转须磨别庄康长素先生鉴：去国廿年，困心衡虑。大著发抒政见，足为薄俗针砭，钦仰无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举国想望风采，但祈还辕祖国，绝不敢强以所难。敬具蒲轮，鹄候明教，何日税驾，渴盼德音，袁世凯。东（冬）。㊿

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回复了一封电报，说是“无心预闻政治，难补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问”。康有为发出《致总统电一》后，袁世凯即日电复：

廿年契阔，怀想匪任。每读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贤者有益人国，于兹确信。比大难粗平，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子弟，咸占汇进，宏济艰难，忧国如公，宁容独善。企盼戾止，论道匡时，敬具蒲轮，以俟君子。

康有为接电后，虽“仰见明公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仍以母死“崩痛”，自己“割疡未愈”为借口，未曾应聘。《复总统电》发出后，袁世凯又有复电：

既观望于高蹈，益感叹于纯孝，夺情之举，固非敢施。于守礼君子，遁世之行，又岂所望于爱国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车仍戾，发摅伟抱，矜式国人。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觇国，动魄惊心，匪有大哲，孰为修明。执事毅然以此自任，其于正人心、培国本之功，又岂今之从政者所可拟。绵力所逮，敬当共赞。霜风渐厉，诸惟节哀，为道自重。

康有为的复信是：“强学旧游，相望垂白”，“承许翼教相助，拯救人心，咸不去怀，中国犹有望耶？”并望袁世凯“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配天，令所在长吏，春秋朔望，拜谒礼圣，下有司议，令学校读经，必可厚风化、正人心”云云。

在上引康有为的三封《上总统电》以及袁世凯来书中，丝毫看不出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的任何迹象，相反，康有为还和袁世凯叙起“强学旧游”。

康有为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不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也不是嫌袁世凯的反动，而是对袁世凯的出卖维新运动还记忆犹新。尽管他也追叙“强学旧游”，对光绪皇帝的遭遇毕竟“不忍”，他反对的是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退了清朝。然而，袁世凯也“尊孔崇经”，还发出“学校祀孔”命令，却是康有为认为“厚风化，正人心”的“报礼”。

无论从时间、条件上，还是康有为的函札中，都没有他“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的踪迹。为了拔高、美化康有为，制造出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奇谈怪论，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上面引用的《上总统电》，都发于1913年11月，而康有为反对共和的主要论文《救亡论》《共和政体论》，都写于1911年至1912年间，好多论文，也刊布在电文露布之前，把早经撰写成已经刊布的编著说是后来“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的电文，本身就是没有时间概念，缺乏科学态度。(www.chuimin.cn)

如果认真读一下康有为在民国初年所写的论著，就可以看出，康有为要“反”的不是反“袁世凯的假共和”，要“救”的亡，是要救清朝之亡；所谓“虚君共和”，也是以“虚君”为清帝留有余地。这里，且再引《救亡论》中《虚君之共和国说》最后一段：

虚君者无可为比，只能比于冷庙之土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为神而不为人，故与人世无预，故不负责任不为恶也。今虚立帝号乎，则主祭守府，拱手画诺而已。所谓无为之治也。亲贵乎，今赫赫之内阁犹且尽撤之，此后则为长安布衣而已。虽或奉朝请通聘问，必不预政事矣。其宗室乎，夷于齐民。其满籍乎，皆改汉姓，附于所在之州县，虽欲攻之而无可攻矣。若满人欲为大僚乎，则汉人四万万之才者，尚不能遍举，安能及满人乎？间或抚用一二之才，然能预闻政事者寡矣。依此观之，满洲乎，仅存一神，以存虚尊；宫廷乎，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其亲贵故僚乎，则其祝宗扫除之隶也；满人乎，改姓改服，则为中国多一归化之民，又何损焉。保生之不暇，事权政治，一切无预，而其效用，可以弭乱，而令外人不干涉，后则不至岁易总统以相争杀，死人过半。然则何不行之，抑将倾四万万人之财命，亡万里之境土，弃五千年之文明，而争一冷庙之土偶香火乎？即得胜之，亦太不值矣。汉已兴矣，亦又何求，无亦可以已乎！

很清楚，他的“救亡”，是要救清朝之亡。在辛亥革命之际，仍要“虚尊” 清帝之“神”，要存清室之“庙”，所谓“奇妙之暗共和”之“虚君共和”，实质上是为被推翻的清帝留有余地，能说他是“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 吗？

在《共和政体论》中，康有为又说：

夫今欲立此木偶之虚君，举国四万万之人，谁其宜者？谁其服者？苟一不慎，必将争乱，以召外国之干涉瓜分矣。投骨于地，众犬唁唁而争之，若有定分，争者即止。夫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才也，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则举国之中，只有二人，以仍旧贯言之，至顺而无事，一和而即安，则听旧朝旧君之仍拥虚位也。以超绝四万万人之地位，而民族同服者言之，则只有先圣之后，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

认为“只有二人”有虚君之资格，一是“旧朝旧君”，一是孔子后裔，孔子后裔只是“世袭衍圣公”，真正“虚君”为帝的还是清帝。他还说：

况今摄政王已废，此后孤儿寡妇，守此十里禁城之冷庙香火，实同无君，袁世凯代为摄政，实同总统之共和矣。

既要“虚”清帝之君，还想以袁世凯代为摄政，当然谈不上“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了。

至于时隔数年以后的《请袁世凯退位电》是这样写的：“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劝袁世凯“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如果“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但这个电文发表在1916年3月的《中华新报》和《时报》，已在袁世凯称帝遭受各方人士反对之后。查1915年12月，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次年为“洪宪元年”。13日，“接受百官朝拜”。没有几天，蔡锷等通电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电文发表在袁世凯“内乱外拒，威信堕矣”，天怒人怨，位已不保之际。这时，袁世凯“奄宅天下，已四年矣”，已公开称帝了，自然称不上“假共和”；康有为的“请”他“退位”，也不是反对帝制，而是反对袁世凯夺了清朝的帝位，不是什么反对“假共和”。

评价历史人物，总要注意时间、条件，康有为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发表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那时袁世凯还没有上台；《请袁世凯退位电》发表在1916年袁世凯已经称帝以后。持“反对袁世凯假共和”论者视而不见，凭臆雌黄，责难理解。

评价历史人物，又不能单抓片词只语，一鳞半爪，而应结合当时形势，综观人物活动，掌握思想脉络，予以正确判断。康有为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主保皇，主立宪；革命掀起以后，保清室，拥“木偶”，是符合他的思想发展规律的。康有为是近代史上的先进人物，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但也不能掩饰或隐藏他的失误，甚至故意涂脂抹粉，做出违反历史事实的揄扬，这是不足取的。

正由于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之初已经反对共和，此后又一直怀念“旧帝”，终于闹出了“参预张勋复辟”的闹剧。

康有为在1903年，亦即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在《不忍》杂志上刊发了《大同书》一、二两卷，是否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呢？也不是的。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大同书》是他在1901至1902年所撰，此后又屡经修改，前面已经论述。《大同书》之所以在1903年开始发刊，理由很简单：康有为回国以后，创办《不忍》杂志，《不忍》主要登载康有为的诗文，除登载他当时的政论外，也刊录不少他过去撰写、尚未付梓的文稿，特别是和“不忍”有关、和“孔教”有关的专著。1901至1902年他旅居海外期间，曾写有《大学注》（仅见《大学注序》）、《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还有《大同书》。上述《四书》除《大学注》仅印《序》文外，其余都在《不忍》刊布，《中庸注》还印发专书，其预告云：“为孔教全体，故先发之，欲晤孔教者，当必先睹为快也。”尊崇孔子、宣言“不忍”的《大同书》也就很自然地在《不忍》印布了。由于康有为在1902年后又漫游欧、美，对“大同”又有一些新的理解，所以又屡加修改，在《不忍》中也仅发表了甲、乙两部，甲部是《入世界观众苦》，正含“不忍”之意，乙部则为“去国界合大地”，“余则尚有待也”。

《不忍》也刊发康有为过去已经印行过的专著，如《孔子改制考》；也曾刊发未刊的文稿，如《礼运注》。《礼远》言大同、小康，也是“孔教之大”。

《大同书》既符合《不忍》的刊旨，《不忍》又专门刊发康有为撰著，它的发表，是很自然的，谈不到什么“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

不顾作品写作、发表时间，凭空臆说的情况现在还有，今后还会有，但这样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了“证明”康有为辛亥后反对共和，是“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说是康有为在1913年发表《大同书》，就是为“反袁”而发。这个论调，当然不对，但也或暂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为此，再次强调，研究近代思想，必先弄清他的有关论著是在什么时候写作？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的？

康有为传：揭开康有为与袁世凯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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