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是康有为在日本、英国“勤王”活动失败后,在加拿大成立的。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不便同他们往来,拒绝会晤。7月20日,保皇会成立,有康有为、李福基、卢仁山、李仙涛、林立晃、陆进、黄宣琳、徐维新、徐福、叶恩等人。在美国的保皇会组织,除旧金山外,有西雅图、蒙大拿州的海伦娜、加利福尼亚州的默塞德等地亦设立分会。港、澳应是保皇会活动地区之一。......
2023-11-03
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仍避居海外,继续漫游,他的行踪是:
1906年2月,自美国游墨西哥。秋,游欧洲。9月3日,在意大利米兰自秋至冬,历游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摩洛哥。除夕(1907年2月12日),由摩洛哥返西班牙。
1907年,仍漫游欧洲各国。
1908年5月,在瑞士。6月,游挪威。7月,游东欧,自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至土耳其。9月,自地中海再渡印度洋。10月,归槟榔屿。
1909年3月,游埃及、耶路撒冷。旅游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8月16日,回槟榔屿。10月,再游印度。
1901年1月,在槟榔屿。8月,自槟榔屿迁居新加坡。9月,还香港。
1911年1月,赴西贡,又至新加坡。5月8日,自新加坡到香港。6月6日,赴日本,初住箱根,旋移居须磨,寓梁启超之双涛园。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康有为在漫游各国的同时,仍旧积极展开保皇活动。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是保皇会的后期。它的斗争锋芒已针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与国内的立宪派相呼应。
1905年10月,清政府命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次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保皇党人大受鼓舞。10月21日,康有为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仆审内外,度时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预兹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弊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是“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㉖。企图重温立宪的旧梦。梁启超还提出建议:“一,尊崇皇室,张民权;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㉗想推醇亲王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扬言:“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即无我,有我即无彼。”㉘为了“尊崇皇室”,誓“与革党死战”。
康有为定1907年初,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二月初十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从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于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㉙。主张“君民共治”。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呼吁“君民共治”,改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短短的10年间,中国社会已起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兴起,推翻清朝政府,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康有为仍旧唱的是10年前的旧调,与当时日益兴起的革命运动背道而驰了。
然而,保皇会在海外还是有其影响。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当时改良和革命没有明确分清界线,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颇具有影响。但10年来,情况变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小团体已合并为同盟会,成为统一的革命组织了。中国向何处去,革命和保皇的斗争已经激烈展开了。保皇会的性质也起了变化,已经由反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变为保护清朝皇室了,已经由保护光绪皇帝到保护清朝政府了。然而,保皇会在海外的影响仍未完全消失。从《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中《各埠代表员名录》可以概见:
各埠代表员名录
公议赞成,总长决定施行。可知,到了1907年,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还具一定影响。
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准备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令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派联系,“伸张势力于内地”。听到政闻社将开,康有为拍电致贺:“得电,知党开势甚,欣慰。即令纽约汇七千,想收。”称赞梁启超“尚可以功补过”,说是“以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与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㉚。又假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立宪”,说是“商民等以为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吁请“俯徇舆论,不爽王言”,连过去反对的慈禧也加吹捧了㉛。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宣布自本年起第9年召开国会,再于9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会则采取了拥护的立场。因此,改良派也受到革命派的反对。
《宪法大纲》颁布不到2个月,光绪皇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也亡,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㉜。康认为戊戌年间“两宫介介”,都是袁世凯“造为谋围颐和园之说”,引起政变,请摄政王“为先帝复大仇”。
然而,第9年召开国会毕竟太远,康有为既迫不及待,对清廷又存幻想,于是用帝国宪政会的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提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㉝。这时,保皇会和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1910年底,拟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㉞。
1911年,清政府严制国会请愿。5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帖,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㉟。10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命必无成”之说。他和梁启超都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㊱。康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㊲。
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保皇会已无皇可保了,康有为还想草写《摄政王逊位为总统说》,责怪“国人之灭国也,吝其空名,必以驱逐俘虏其君,毁其宗庙社稷,废其百官,黜其礼教”。这是“野蛮”㊳,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望挂一个“共和”的假招牌,仍旧恢复清朝的统治,说是“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需由清朝复辟。保皇会已逆时代潮流而动,康有为已失去过去的吸引力了。
变法失败,康有为以“维新志士”逋逃海外,光绪皇帝以“诏定国是” 幽禁瀛台,保皇救国,政治改良,自有一些人表示同情。然而,义和团的掀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真面目,慈禧一伙卖国原形也暴露无遗。人民觉悟提高了,反清革命的旗帜树立了。康有为仍“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并统一保皇会思想,不准“背义”“言革”。当遭到革命派抨击后,他没有“跃然祗悔,奋励朝气”,而是“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终致愈陷愈深,向腐朽的清政府愈靠愈拢。
康有为和保皇会的向清政府靠拢,是伴随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日渐蜕变的。1903年,抗法拒俄运动展开,“苏报案”发生,《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刊传播,反清革命浪潮的高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箴规,没有使康有为震醒,反而在海外夺取兴中会的阵地。孙中山号召侨民“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在《檀山新报》发表《驳保皇会书》帮助人们划清革命与改良的界线,一些华侨纷纷登报与保皇党脱离关系了。康有为却开保皇大会,派徐勤在香港办《商报》,“大倡保皇扶满主义”,派梁启超到上海办《时报》,“以献替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㊴。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民报》刊行,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㊵,批判了改良主义。康有为则重游法国,“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污蔑法国“革命之祸”,说是中国有“特别之情”㊶,以喻革命之必不可成,而只可立宪。
康有为和保皇会的向清政府靠拢,又是伴随清政府的“立宪”而日益紧密的。遭到革命派攻击的康有为和保皇党,在清政府“立宪”声中,紧锣密鼓,遥相呼应。“预备立宪”甫颁,康有为赶快上书请愿,吁请“皇太后、皇上圣鉴”。政闻社初设,康有为写信给梁启超、徐勤、麦孟华,叫他们“深结”肃亲王善耆㊷,对“革命恨之最深”的良弼也很注目㊸。《宪法大纲》颁布,光绪未几死去,康有为“泣血呼踊,号于昊天”。他们以为摄政王载沣“深沉而有远略”,于是“上书监国公”,表达“忠义”。1910年,又担心“政欲行而力皆不举”,向载沣献策,以示“感先帝之殊遇”的缱绻之意㊹。
清政府的立宪骗局,是为了抵制革命;保皇会的向清政府靠拢,也是为了对抗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他们企图在清朝专制政府的控制下,以“立宪”为名,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企图通过与清朝政府妥协的办法挤入政权,分享残羹剩饭,其目的是抵制日趋激烈的革命运动,而且革命越是向前,保皇会也向清政府愈是靠拢。继《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之后,《中兴日报》挫败了保皇会的《南洋总汇报》,康有为即派徐勤主持《总汇报》,再嚷《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还想死守保皇会的阵地,结果遭到批驳。而他们在海外“所集银行商务等资本数百万金全无着落,人心瓦解”。康、梁知人心已去,将陷穷途,故尽力运动北京满人,“以图诏还”㊺。保皇会为清皇朝效劳,并非偶然。
康有为的苦心保皇,没能挽回清皇朝的沉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保皇会也声名狼藉。他们又想改名为“国民党”,不胜惋惜地说:“若使摄政以来,当国者不全黩货茹奸,扫荡廉耻,摧灭纲维,嫉弃忠良,凌暴人民,粉饰伪宪,即吾党之志早可见行而国会更可早开。君主让权,同于英国,人民议政,可保中华,不待今者流血之惨、日忧分裂之危矣。”㊻发表《共和政体论》,说:“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为法良意美者乎?”㊼混淆民主制度与君主制度的界线,以民主制度为“坏”,愈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愈多的为“好”,并把革命以来中外反革命捣乱破坏的恶果,通通算在革命账上,要用“前朝之法”来代替革命的秩序。过去的“维新志士” 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
一个主张维新的人,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一个在海外起过作用的会,成为反对革命的团体。恰恰说明,近代中国发展迅速,不断前进,如果有人对旧思想有所留恋,甚至想望一逞,那么,时代的巨轮对落后是无情的。
注 释:
②《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江苏》第二期“记事”,本省时评。
③《拒俄事件》,《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记事”。
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五集。
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载《苏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五日,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
⑥《苏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五日“新书介绍”栏刊《革命军》广告;同日,载《读革命军》;五月二十五日“新书介绍”栏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序革命军》为章太炎撰,载五月十五日《苏报》。
⑦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233页。
⑧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同上书,第233—238页。
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⑩同上书,第181页。
⑪同上。(www.chuimin.cn)
⑫同上。
⑬康有为:《罗马与中国之比较,罗马不如中国有五》,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258—262页。
⑭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同上书,第375—378页、388—389页。
⑮以下所引《物质救国论》均据此书,拙编《康有为政论集》曾选录其中主要章节。
⑯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序》,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4—565页。
⑰同上书,第565页。
⑱同上。
⑲同上书,第568—569页。
⑳同上书,第569页。
㉑同上书,第570—572页。
㉒同上书,第574页。
㉓同上书,第575页。
㉔同上书,第575—576页。
㉕同上书,第576—577页。
㉖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勘案》,《民报》第十三号。
㉗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见杨家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81年版,第216—217页。
㉘同上书,第217—218页。
㉙《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十日,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㉚康有为:《与任、勉、博三子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二十九日,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㉛《海外亚、美、欧、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法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不忍》第46期。
㉜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3—434页。
㉝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1910),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㉞《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原件,上海博物馆藏。又帝国统一党之名,是国会请愿同志会孙洪伊等改用,在民政部立案,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十七日康有为《致梁启超书》谓:“宪厂来书,言北中已改为帝国统一党,已注册民政部中,欲海内一律行,吾欲俟解禁后乃布告,且藉以筹款也。”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29页。
㉟《奕劻卖国揭帖》,宣统三年(1911),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㊱梁启超:《致徐勤书》,宣统三年(1911)九月八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39—342页。康有为:《致徐勤密书》,《民立报》,1911年10月26日。
㊲康有为:《致衮孟、慧儒书》,辛亥(1911)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
㊳抄件,上海博物馆藏。
㊴《上海时报缘起》,《新民丛报》第四四—四五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四日。
㊵《民报发刊词》,《民报》第一号。
㊶康有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见《政论集》,第588—596页。
㊷康有为:《与任、勉、博三子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二十九日。函曰:“肃王相提携,甚可人。”“肃王既来提携,内情必极急,那拉旦夕必有变。”准备要求善耆提出开放党禁,还派汤睿赴京,“联肃攻袁”。汤睿(觉顿)《致南海夫子书》又称誉善耆“于吾党最为亲信,其接见弟子,极能以诚相待,非重弟子,实重吾函丈也。”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1—252、第270页。
㊸梁启超:《致蒋观云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同上书。
㊹康有为:《上摄政王书》,宣统二年(1910),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㊺孙中山:《致旅居比利时革命党人函》,原件藏中国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3页。
㊻康有为:《致各埠书》,1912年2月19日,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㊼康有为:《共和政体论》,1911年11月,见《政论集》,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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