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自立军起义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逐渐划分界线，开始展开斗争。

自立军起义是1900年7月发动的，在它的“宗旨”中，既说“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说“请光绪皇帝复辟”。自立军中既有兴中会会员参加，又不能挣脱康有为的束缚，导致宗旨模糊，反映了革命、改良两派没有明确划分界线的混沌迹象。然而，自立军的失败，却促使知识分子逐渐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参加过自立军愚园会议、“割辫与绝”的章太炎。他本来是同情康、梁，同情改革的，即使在政变以后，仍与“尊清”者游。但在参加“愚园”会议时，当场批判“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而“宣言脱社，割辫与绝”，写《解辫发》以明志。还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①，表示“不臣满洲之志”。次年，他看到康有为及门弟子梁启超在主编的《清议报》上，连续发表《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和其他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的言论。《清议报》第七十七册至八十四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一日］又发表了《积弱溯源论》，说是中国“积弱”“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而“今之皇帝（光绪）”则“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实际是企图从慈禧、荣禄等人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复辟。这种主张显然是反对革命的。章太炎看到后，立即驳斥，以为“梁子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趋，其说之偏宕也亦甚矣”。此文（《正仇满论》）发表于旅日留学生主编的《国民报》月刊第四期，1901年8月10日在日本出版。是对改良派公开论战的第一枪，章太炎后来公开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即多次引录此文。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梁启超、欧榘甲等都有些“摇惑”，作为保皇会首领的康有为，则坚持保皇不变。主要表现为：

第一，鼓吹保皇保教，反对反清革命。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时，把保皇和保教连在一起，在新加坡集款20余万建立孔子庙，每逢光绪“圣诞”，各埠也要庆祝，单“横滨一埠，戊己庚辛四年，每年费二千余金”，虚文浪费。奉孔子为“改制”的圣人，奉光绪为神明的“圣主”，仍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的“圣德”感化会员。说是革命要有“流血之惨”，革命要引起分裂。他说：“当今时势，即洪秀全亦不能复起，李自成、黄巢、陈涉更无论矣。……今日而欲言革命者，不起京师而起自近地，不问其事理，但可一言决之，以必败灭、必无成而后已。”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革命之惨”，说：“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立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认为“戊戌时，皇上即欲开议院、行立宪以予民权”，“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革；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奋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荼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我中国若革命军起，必不能合而为一，是我有万里之大国而自分裂之也。”③

第二，对门人施加压力，宣布保皇宗旨“无论如何万不变”，凡言“革命扑满”者以“反叛”论。梁启超、欧榘甲“摇惑”革命，康有为“切责” 梁启超之函不下数十次，不准“叛我”“背义”，以“迫吾死地”相威胁，以“断绝”“决裂”相诋詈。从他1902年6月3日写给欧榘甲的信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愤激之情。书曰：

近得孟远书，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地，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吾死而已。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且今译局成，次望商会，岂不言革，则无啖饭处耶？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余详前函。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

就在1902年春，康有为发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公开信，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下简称《政见书》）刊录两文后，附录康有为《书后》有云：“当国之权臣及保位之疆臣，无以吾言为喜幸也，无以革命者难举，无所惮而益肆也。”等到“庚、辛大变，皇上无恙，人望回銮，可以复辟。今回銮数月，不闻复辟，薄海内外骤然失望，即向之竭忠于本朝者，多已翻然变政矣”。所以“勿谓戊戌以来，四年之变不急而轻视之”，此后变患，将更深重。如今最为重要的是“速请皇上复辟，以强中国”，希望王大臣“无忘庚子京师之祸，无忘元世庚申之变，无忘明世甲申之剧”，并引“英国杀其王查理士，法杀其王路易”为例，吁请拥护光绪复辟，抵制行将兴起的革命运动。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认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已，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只有“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而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藉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了。法国的地与民，“不得中国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廿九万，中国十倍其地，十倍其民，万倍于巴黎，而又语言不通，山川隔绝，以二十余省之大，二百余府之多，二千余县之众，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只有拥护光绪皇帝复辟，进行改良，才能避免“流血”，才能使中国富强。

他又认为“倡革命者，必以民权自立为说”，其实“倡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还说法国拿破仑，“始则专倡民权”，后来“复自为君主矣”。拿破仑第三“事事必言利民”，“以买人心”，“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议员百数，民党头目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流于而美嵌监绝地中，拥兵五十万而称帝矣”。以为“为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

他又说，谈革命者，以为“中国积弊既深，习俗既久”，“非大震雷霆、大鼓风雨”不可。事实上，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以后也有改变，“及去年旧党渐诛，回銮日闻，天下人人侧望，咸以为皇上立即复辟，异说渐静”。只是因为“回銮后不闻复辟”，于是“天下复嚣然愤然而言革命自立”，而“广西之乱又起矣”。况且“既动之后，不能复静，变乱滋生，不可复止”，中国目前是不可行革命民主的，“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

他认为，主张革命的人，“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

文章最后说：“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 根据历史的经验，中国目前只能立宪。自己“受衣带之诏，躬受筹救之责”，是不能“中道变弃”的。如今光绪“挟于西后、荣禄之手，虽回銮而无权如故，荣禄自挟天子而令天下，于今五年矣”。而“天下臣民莫不归心皇上”，如果“一旦归政，天下当阳，焕然维新”，那么，“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在反掌耳”。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则是针对梁启超等的“摇于时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的。主张“今合举国之力，日以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他认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皆吾国之明镜，吾国之前车也，若明知而故蹈之，则乐于绝吾种而亡吾国”，应该“考印度以为鉴”。

这两封公开信——《政见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高唱复辟、压制革命的文字，说明康有为的思想已渐落于形势之后了。反过来说，为什么康有为要写这两封公开信呢？也正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甚至梁启超、欧榘甲等都有些“摇于形势”，于是才“慷慨陈言”的。这时的康有为已逐渐失去过去“拉车向前”的风貌了。

改良和革命，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产生的两大派别，随着形势的发展，主张改良的人也有逐渐走向革命的，主张革命的人也有先前受过改良的影响的。而康有为却在政变以后，由勤王而保皇，对革命派也就由拒绝合作而反对革命了。(www.chuimin.cn)

这里可以用改良、革命两派的首领康有为和孙中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上愈来愈显著的差距，来诊视康有为日渐不能适应时势的发展。康有为和孙中山思想上的差距，是在“联合”和斗争中逐渐扩展的。

根据记载，孙、康之间的“联合”，显著的就有两次，都是孙中山发起的。一次是1898年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也在日本，孙曾托宫崎寅藏、平山周向康有为示意，“商讨合作办法”，康有为没有到会，孙中山派陈少白往访，请康“改弦易辙，共同举行革命大业”，为康所拒。一次是1900年夏，宫崎寅藏商请孙中山往新加坡和康有为再谈“抛弃保皇”，“联合革命”，康竟指控其为“刺客”。此后，就不再谈“联合”了。

孙中山为什么一而再地争取联合康有为？是否认识到他和康有为之间的思想差异？既然认识到，为什么又要求联合？我认为，孙中山对康有为的争取，是基于维新运动时期他们思想上有共同点；政变发生后，又“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④。康有为之所以拒绝，则因他自认“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自以为“受恩深重”，要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⑤。孙中山因康有为是“维新志士”而渴望联合，而康有为热衷于“勤王复辟”而拒绝联合。

其实，孙中山是知道康有为的保皇立场的。据宫崎回忆，“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任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之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古道热肠，一片真诚。”⑥他们同为清政府侦缉，都是“逃亡逋客”，这是相同的；而“主义方针”却不相同。孙中山劝康有为“放弃保皇”，正因为保皇和反清并不一致，是两种不同的“主义方针”。1900年6月，孙中山在《离横滨前的谈话》中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于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⑦对“他的党派”和“我们党派”是加以区分的。

尽管如此，孙中山没有放弃对康有为的争取，他在《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中说：

我认为康指控宫崎和清藤是犯了严重错误。当康等与我来往时，他们的行动便是不寻常的。皇太后悬赏十万两购缉康的头颅，他那头颅的价值三倍于我。中国政府派人处处监视我的行动，我来这里的目的在于会见康，并增加我的中国追随者。⑧

又说：

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⑨

那么，孙中山对康有为“支持年轻的皇帝”和自己“志在驱逐满洲人”之互分泾渭是认识清楚的。但他仍要与之“磋商”，即便康有为“指控宫崎” 时，仍想联合。这固然是孙中山的政治远见和豁达大度，还因为：第一，康有为也是“逋客”，尽管“他支持年轻的皇帝”，但对慈禧则示反对；康有为也说：“今日即孙文议论，亦不过攻满洲，而未尝攻皇上。”⑩尽管孙中山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康有为只是反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他们反对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斗争锋芒却又是针对清朝封建统治。第二，革命派和改良派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联合的可能。只要看赞成或参加维新运动的人流亡日本后，就有好多人受到孙中山的启发和影响。如章太炎于1899年6月，由台湾“渡日本”，经过梁启超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⑪。同年秋，唐才常经香港、南洋重赴日本，因毕永年的介绍，见到孙中山，“讨论湘、鄂及长江一带的起兵计划”⑫，唐才常受其启发，而自立军中，就有兴中会会员参加，说明有“联合”的可能性。第三，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已酝酿起义，但革命的声势还不大，舆论宣传还不如改良派，当一些人对光绪还存在幻想的情况下，揭露清政积弱，控诉慈禧“训政”，拥护改良变法的皇帝，反对顽固守旧的慈禧，还曾起过影响。“联合”这股力量，对反清斗争不是无利。

这些反映了当时革命和改良尚未明确划分思想界线，而孙中山对康有为没有放弃“磋商”，他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⑬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但再没有“联合”，而是争论愈演愈烈了。

康有为既无视孙中山的争取，又坚持保皇不变，而且把斗争的矛头由针对清政府当权派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了。他拼命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革命要引起分裂，说：“当今时势，即洪秀全亦不能复起，李自成、黄巢、陈涉更无论矣。……今日而欲言革命者，不起京师而起自近地，不问其事理，但可一言决之，以必败灭、必无成而后已。”⑭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革。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奋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荼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我中国若革命军起，必不能合而为一，是我有万里之大国而自分裂之也”⑮。“布告同志”，表示“死守此义”。

这样，孙中山在部署武装斗争的同时，对为清政府张目的康有为也就展开了斗争。孙中山一方面指出，只有“革命为惟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悲惨地位”，“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四大事⑰，其推翻清廷，旗帜鲜明。另一方面，揭露康有为“施诈术以愚人”，以“破其戾谬”“清除康毒”⑱。经过了革命和保皇的一场大论战，1903年12月，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⑲，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思想界线。自此以后，康有为保皇臣清的面目日露，终且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与革命为敌。康有为是日趋沦落了，革命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孙中山也成为时代的巨人。

如果说，康有为和孙中山过去有共同点，后来又有一度联合的举措的话，这时“扑满”“臣清”已经根本对立了。为什么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孙、康之间由“大同小异”到根本相异呢？还得从时代背景来考察：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是促使孙、康分野的主要因素。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辛丑和约》的签订，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惠州起义也失败了，整个局势似乎沉寂。但沉寂只是表面现象，人们正从巨创深痛中考虑祖国的命运和出路，许多人深感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反动腐朽的清政府身上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枝节的改良上了。中国的现状，需要一个根本的改革。孙中山在1901年的谈话中说：“凡是了解包围和影响皇帝的那些人物的，谁都应当知道，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⑳后来他在《自传》中也说：“庚子以后，满清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于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无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㉑此后，革命、改良也就正式叛离了。

自立军起义是1900年7月发动的，在它的“宗旨”中，既说“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说“请光绪皇帝复辟”。自立军中既有兴中会会员参加，又不能挣脱康有为的束缚，导致宗旨模糊，反映了当时革命、改良没有明确划分界线的混沌迹象。然而，自立军的失败，却促使知识分子逐渐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例如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陈犹龙在起义失败后投身革命，向改良派“算帐”，使保皇会的“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此后，许多知识分子逐渐从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感到“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㉒，从而走向革命的道路。如刘敬安的另创日知会、吴良愧的参加同盟会、龚春台的响应萍浏起义，他们本来都是自立会员或参加过自立军的。此后，革命派、改良派的“各张旗帜，亦自兹始”㉓。当时就有人说，自立军的失败，“固可断为勤王、革命之一大鸿沟也”㉔，也就是说，自立军的失败，促使了革命派的逐步明确界线。

《辛丑和约》的签订，暴露了清政府媚外辱国的真面目，再不能幻想它实行“激烈的改革”了；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又使一部分受康有为影响的人觉醒出来，投身到革命的行列。20世纪初的时代潮流，已是革命而不是改良，是反清而不是保皇，孙中山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康有为则凝滞不前。这样，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就愈来愈大，终致“理不相容，势不两立”，而互为水火、各张旗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