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保皇会的成立与活动地区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保皇会是康有为在日本、英国“勤王”活动失败后，在加拿大成立的。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不便同他们往来，拒绝会晤。7月20日，保皇会成立，有康有为、李福基、卢仁山、李仙涛、林立晃、陆进、黄宣琳、徐维新、徐福、叶恩等人。在美国的保皇会组织，除旧金山外，有西雅图、蒙大拿州的海伦娜、加利福尼亚州的默塞德等地亦设立分会。港、澳应是保皇会活动地区之一。

保皇会是康有为在日本、英国“勤王”活动失败后，在加拿大成立的。

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此时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藉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不便同他们往来，拒绝会晤。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了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三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拒绝合作。

此后，康有为由日本抵加拿大，在温哥华、鸟喴士晚士咑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康旋渡大西洋赴英国，企图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的关系，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重掌政权，然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7月20日（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保皇会在《会例》中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会中同志”。准备在美洲、日本、南洋以及港澳各埠设会，推举总理，总部设于澳门，以《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会中捐款作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并拟集资建铁路、开矿股份。说是“苟救得皇上复位，会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循名责实，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忠君爱国”为宗旨。

1899年印布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上而救中国”，颇有一些号召力。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已酝酿起义，但革命的声势还不大，舆论宣传也远不如保皇会。当一些人对光绪还有幻想的情况下，揭露清政积弱，控诉慈禧“训政”，拥护改革变法的皇帝，反对顽固守旧的慈禧，还曾起过影响。

今将康有为的海外活动和保皇会组设前后情况，按地区、时间、内容简述如下：

一、日本，1898年10月25日至1899年4月3日。

康有为抵日后，展开“勤王求救”活动，刊发“密诏”和“奉诏求救书”，认为光绪皇帝“忧勤图治”“发愤自强”，是“通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的“圣主”，指斥慈禧太后“失地失权”，是“谬改宪法”“废君篡位” 的“伪临朝”，表示“奉诏求救”。曾到伊藤博文、犬养毅等人处活动，希望日本“仗义执言”。

康有为在日本“勤王求救”未达目的，1899年4月3日由横滨乘船去加拿大，由“勤王”改而“保皇”。

二、英国，1899年5月至6月。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有《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引用“密诏”，请求英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1899年抵加拿大后，康氏曾发表演说，“欲将中国危亡之故，陈说于英女皇前，请英皇能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但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表示，“我认为中国的正当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已经改变，康有为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设想没有成功。不久，康有为重返加拿大。

三、加拿大，1899年4月至10月，其间5月至6月有一段时间曾去英国活动。

4月20日，康有为在鸟喴士晚士咑演说，认为“三十年来之积弱，皆由西太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呼吁“齐心发愤，救我皇上”。5月去英国“勤王求救”，失败后重返加拿大，决意组会，原拟定名为“保商会”，黄宣琳以为“保商不如保皇为妙”，遂定名为保皇会。7月20日，保皇会成立，有康有为、李福基、卢仁山、李仙涛、林立晃、陆进、黄宣琳、徐维新、徐福、叶恩等人。10月，康有为离加拿大返香港。

四、新加坡，1900年2月1日至1901年11月。

康有为于1900年1月26日离开香港，2月1日到新加坡，曾住侨商丘菽园寓所，并得到丘家资助。丘氏曾在1898年5月26日创办《天南新报》支持维新运动，政变发生后仍支持康、梁。1899年10月后，丘氏发动新加坡侨商500余人上书，要求光绪皇帝“亲政”。康有为到达新加坡后，丘氏尽力支持康有为和保皇会的活动，曾捐助巨款支持自立军起义，康有为旅居新加坡时曾策划自立军起义（见后），新加坡为康有为海外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新加坡是否有保皇会组织未见明文记载，但保皇会的活动得到《天南新报》的宣传和丘氏资助则有案可查，丘氏和美国、加拿大等地保皇会也多有书信往来。

五、美国，1899年10月起。

至迟在1899年10月，保皇会在美国已有酝酿活动，主要负责人为谭张孝、黄亮锺等。据《复谭朝栋书》附件称，“今遣义士谭朝栋携《保皇会序例》诣贵埠相告。救国如救火，贵埠义士想有同心，幸接待谭朝栋指示一切”。此函发于1899年10月2日，可知此时康有为已派人至美国活动，主要联系人为谭张孝，谭氏后为保皇会洛杉矶分会负责人。当时康有为正酝酿“起兵勤王”，保皇会曾和美人荷马李（Homer Lea）合作，拟训练“维新军”，在美筹办军事学校，后未果。在美国的保皇会组织，除旧金山外，有西雅图、蒙大拿州的海伦娜、加利福尼亚州的默塞德等地亦设立分会。

根据上述内容，在政变以后，康有为等分别在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和美国等地活动，并组织保皇会，短短的两年间，进展非常迅速。事实上，他们的活动恐远不止此。举例来说：

第一，据《丘菽园家藏康有为和保皇会史料》，保皇会在澳洲也有活动，有的材料还说澳洲也有保皇会。又如香港、澳门，是保皇会和海内外联系的重要枢纽，康有为去日本经过香港，徐勤等赴新加坡活动也由澳门转道。当时鼓吹“勤王”“保皇”的主要刊物《清议报》既以港、澳为经销点，《知新报》又在澳门刊行。港、澳应是保皇会活动地区之一。港、澳是否有保皇会，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资料，但据《会例》“总部设于澳门”，《加拿大保皇会致康有为书》提到“后又接澳门总局电”，澳门被称为“总部”“总局”，可见其重要。

第二，上述各地，有的没有说明有无保皇会，因为目前尚无确证。事实上，有的国家是很可能有保皇会组织的，如英国。《英国等埠商民请慈禧归政折》称“为中国分危，皇上神圣康强，中外感戴，请皇太后归政皇上，退养颐和，以全强祚，而保国土”，完全是保皇会语气，末署“□□埠商民，□□埠商民”，似乎英国“□□埠”等也有组织。又如《陈国镛致谭张孝》称“本埠则冯紫珊为总理，此人极热心，义愤捐题会金二千余元，真不可多得也。现年为《清议报》总理”。《清议报》后面所附旅日华侨捐款甚多，康有为旅居新加坡时，冯紫珊也有信来。另外，保皇会在日本活动是毫无疑问的，是否组有“保皇会”，也有待续考。尽管还有种种待考的问题，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组织保皇会之勤、影响之大，己可概见。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等在亚、欧、美以至澳洲各地，广泛活动，组织保皇会，发动“勤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在1900年以前短短的两三年间，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保皇会的活动，目前已难确实统计。张玉法教授曾列表统计“庚子勤王”的保皇会人物凡315人。如果把各地保皇会成员或参预会议、捐助款项的人加入，当远不止此数。那么，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组织了这么多的侨民，筹集了这么多的款项，汇成这么大的声势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如下述。

首先，保皇会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海外侨民聚居之地，如日本的东京、横滨、神户，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南洋的新加坡。华侨在海外谋生不易，迫切渴望祖国振兴、富强。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拥护光绪皇帝变法，要把腐朽保守的旧中国改变为维新改革的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而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又长于舆论宣传，因此，康有为和保皇会的活动得到许多侨民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我圣主崛起而行新政，康先生佐之，诚救时之急急，莫急于此者也”。

另一方面，康有为等人为开展勤王保皇活动，也注意到在侨胞中寻求支持。他们于1899年3月18日正式开办了横滨大同学校，并创立大同志学会，以“集环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阽”为号召，又设想在神户开设学校，“教育清国之养才选贤，以谋改革清国宿弊”。他们认为“今清国人在日本者，虽不过数千人，合散在北美、南洋及欧洲各国而算之，大约有六百万人，皆从事诸商工业，广东人居十分之七，若有大才贤智教育之，以改革我清国非难也”。海外华侨，广东人居多，康、梁也是广东籍，因此重视宣传和组织华侨，从而深得侨胞的信仰和支持。

康有为甫抵加拿大，华侨“迎者纷至，夹道拥观，至数百人”。康有为“告以皇上爱民之德意”，鼓吹“皇上复权”。后又到温哥华演说，使华侨“知维新政变之由”，所经各埠，告以“今中国虽危弱，而实篡后权臣一二之故耳。皇上复位，则吾四万万同胞之兄弟皆可救矣”。希望侨胞“齐心发愤，救我皇上”。他对维多利亚《泰晤士报》记者说：不日当转往伦敦，“望英皇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这些言论、主张为当地侨商所推戴，保皇会也由此逐渐组成。

康有为到新加坡后，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本来支持变法、同情康氏，这时更以康“为今上所识拔之人，大力资助”。

本来，当康有为抵达新加坡时，南洋报纸曾有抵制言论，反对“勤王”。如历史悠久的《叻报》就在2月14日（正月十五日）载文主张华人“或工或商，均觉安居乐业，谁能为此无益之举”，但《天南新报》依然支持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抱忠君爱国之心，具济世匡时之略，为光绪君所大用”。《天南新报》还在6月9日（五月十三日）刊出《旁观纵论》，认为清政府悬赏缉拿康有为会影响“中英外交”。这些宣传当然都对康有为开展保皇活动大为有利。

康有为这时正组织自立军起义，经费即主要来自丘菽园。丘菽园邀请康有为住在他家中，康有为感到丘菽园“真有回天之力”，从而共同策划“勤王”，并赋诗示意：“丘生奇气世无有，登皋横睨八表久。看云慷慨难袖手，披发问天天听否？”至今新加坡丘氏家属还珍藏酝酿自立军起义前后康有为写给丘菽园的信件多封。

从上述康有为政变后流亡海外的一系列活动中，既可以看到海外侨胞爱国心切，渴望祖国改革，从而支持“勤王”；也可以看到康有为组织保皇会，短期内得到这么多地区华侨的支持，并非偶然。

其次，华侨旅居海外，主要从事工商业，康有为早就呼吁“商政施行”，政变后又宣传保商保国，关怀侨胞是在海外活动获得支持的一大原因。

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向光绪皇帝上了《条陈商务折》，说是“若夫英之得美洲、澳洲，荷兰之得南洋，皆以商会之故。英人之举印度万里之地，乃十二万金之商会为之，即其来犯广州，亦皆出于其商会所为，而国家遂藉以收辟地殖民之利，吾南洋商民数百万家，若有商会，增力无穷”。他提出“每商局皆令立商学、商报、商会、保险公司、比较厂，其有能购轮船驶行外国者，予以破格重赏”。政变后流亡海外，康在演说中也经常提到保商。保皇会创设人之一李福基在《谨将本会自始至今各情形向我政党同志之前略陈之》中说：“此时黄宣琳、林立晃、陆进等，日与康先生周旋左右，畅谈国家时局。一日卢仁山、林立晃、陆进、黄宣琳、福基，均在嘉祥楼上会晤，宣琳对康先生起言，倡保商不如保皇为妙。康有为闻言，起立拱手称谢。先生即对各人宣言云‘我先倡保商为名，实行保皇政策起见’，此保皇会实起点于此。”

照此说来，保皇会原拟定名为保商会。尽管正式定名时会名改了，但保商的原则未变。此后保皇会开设银行、散发股券、投资交通、经办工商、发展经济。康有为曾发表《物质救国论》和《金主币救国论》等，说是：“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寝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伙，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此文虽是5年后所撰，但康有为重视工商，发展经济，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意愿，却是由来已久。政变后他又遍游各地，随加考察，自非固守成章的封建官僚可比，也非空言洋务不明底细者可比。因此，可以认为康氏为各地侨胞所欢迎，自有渊源。

海外侨胞之参加保皇会，支持康有为，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但在1900年前，保皇会的“保商”主张和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这应是保皇会日益扩张的主要原因。

保皇会早期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自立军，酝酿起兵“勤王”。

保皇会成立不久，国内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恰恰慈禧、荣禄利用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又乘机武装干涉。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决救皇上”的大好时机，从而宣传“顷者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因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此皆由西太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通联拳匪之所为也。其所以结通拳匪，出此下策者，为废弑皇上，绝其根株起也”。“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主使任用拳匪之人为何？则那拉后、端王为首，而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为其辅也”。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自保南疆，次奉劲旅以讨北贼”。说是光绪复位就能“辑睦邦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酝酿“讨贼勤王”，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自立军起义，是保皇会成立后的一件大事，在起义过程中，海外的康有为和沪、汉活动的唐才常，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主张“勤王”，反对慈禧为首的政府，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存有幻想，对义和团运动表示不满，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即使如此，康、唐之间，在程度上也有差异，康有为说：“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赴，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新党立政，必能和亲各国，保护教人”，以示报答帝国主义“拯救之德”。还请李鸿章“抚保皇会数百万人而用之”，“大发讨拳贼之名以谢外国”，与虎谋皮，迅告失败。唐才常呢？尽管他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但在政变后反对帝国主义的“瓜豆剖分”，主张“抵御外洋”，在《正气会章程》中也说“因中土人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对“中”“外”还有一些界线。

康有为和唐才常的不同点最重要的是对待革命派的态度。唐才常和革命派有着一定程度的思想联系，自立军既有兴中会员参加，且和惠州起义相呼应。康有为却拒绝和革命派合作，着眼于清军防勇的“反正”。1900年春，宫崎寅藏商请孙中山，往新加坡和康有为再谈“抛弃保皇”，“联合革命”，康有为竟指控其为刺客，宫崎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经孙中山营救始得释放。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也和兴中会争夺实力，“吾党”“彼党”，自有鸿沟。应该指出，这时革命派与改良派思想界线尚未明确，自立军的斗争锋芒还是针对清朝封建统治，对唐才常和自立军必须慎重估计；而从康有为来说，却是坚持保皇复辟，抵制兴中会，且迭函康门，“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甚至说：“今日但当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思想右倾，连梁启超都“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等到此后推翻清朝逐渐成为时代主流，革命和改良的界线逐渐明确分家，保皇会也就渐渐与时代不适应了。

自立军起义在组织领导上，既受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牵制，又有兴中会会员参加；在行动纲领上，既有“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之权”，又说“请光绪皇帝复辟”。自立军成员复杂，宗旨模糊，以致学术界聚讼多年，评价不一。过去我们虽从《正气会章程》以至上海愚园会议章太炎“割辫与绝”中看到一些迹象，但康有为究竟怎样对待这次起义？自立军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宗旨不同，康有为又是如何对待的？还是不得其详。后来，我在新加坡看到丘菽园家属珍藏的大量函札、文稿（下简称为《丘藏》），始能进一步了解自立军起义、保皇会活动，以至革命派和改良派关系等种种迹象。这些资料，大都出自康有为及其弟子的亲笔，自属最为原始的素材。

康有为是1900年1月2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离开香港，2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到新加坡。7月16日（六月十二日），《致各埠保皇会函》谓“南方义勇”将“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拳匪以救上”。8月9日，新加坡总督邀康有为去槟榔屿，住总督署中。8月21日（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自立军汉口事泄失败，次日死难。1901年1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康有为离槟榔屿，计居住新加坡凡1年又9个月。在他留居新加坡前后的函札、文稿，无疑是研究自立军起义前后孙、康关系和康有为当时思想的重要资料。

康有为写给丘菽园的信中，多次提到“井”“井上”，如云“井上东北行，己详二号书”［无月日，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约三月后］；“井上甚称林圭才”；“井同办一路”；“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无月日，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军起义前］；“井上有书来言，品虎狼也，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署廿二日，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自立军失败后］；“井不待粤中电乎？井不往高丽则易举”［署十一月十五日，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井”“井上”是谁？查即井上雅二，日本兵库县人，曾学习中国语，任职台湾总督府。后入东京专门学校英语政治科（早稻田大学前身）。1898年7月，以东亚会干事资格到中国旅行，经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南京、天津而入北京，到北京没有几天，政变发生，协助梁启超、王照脱逃。1899年毕业，毕业论文是《支那论》，旋任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经营《同文沪报》。1900年，井上参加唐才常自立军活动，并随唐一起到南京（他的生平见永见七郎《兴亚一路·井上雅二》一书）。井上留下一份日记，藏日本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记载唐才常自立军颇为具体，它不但可以纠正过去文献记载的错误，如上海“国会”召开的时间、地点问题，且对它的章程以至会议的争论都有报道。还附有《汉口自立军宣言》的英文原件以及自立军各地兵力的布置等，是一份研究自立军的重要文献。以之与康有为《致丘菽园书》互勘对读，对信中的讳涩隐语既可理解，对他们的幕后策划也可补近代史乘之不足。

例如上揭“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在其他地方也有几次提到“西”和“东”，其中两封信谈得最多，一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自立军起义前所写：

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彼备既严，吾实力未足），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圭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公知人之明，诚过人也。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劳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之为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订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公谓如何？

一为自立军失败后所写，中云：

吁！大通之先起，致累江汉之大举，此事自败之；今则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而今败之。其为以小累大，则一也（得翼之武官李世贵报之，见报出走免）。幸翼尚无恙，仅停其轮而免（幸存此一将才，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极严云）。然部下因此有散者（叶湘南自莞查出，其所练一支，恐遂散）。井上尚固持欲办，仆则决意令停办东事（日间已累飞书停绝东事）。专意西机，非决意绝之，则饷累无穷（粤累饷最大），终为所牵。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辗转相牵，西事未成（如不如意之事，调度未尽之故，不待言）。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亦不易守乎（汉事可鉴）？但觉归西事，不知如何。

这两封信是康有为手笔，写于自立军起义前后，他又是自立军的幕后指挥者，自属重要。且谓他自是年正月即已“发策”，“注意于西”。究竟“西” 指什么？“东”又是指什么？

信中多隐语，如“秦西”，指容闳，时被推为自立会会长。“翼”为陈翼亭，是自立军联络的“广东南关游勇大头目”。“刚”为梁子刚，是和张智若一同“主持粤事”的。函中所言“西”“东”，如以“东”为日本人，“西”为英、美吧！的确好多日本人和自立军有关联，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一些活动，如宗方小太郎、井上雅二、甲斐靖、福本日南、原江闻一，等等，信中又有“办事皆东人想东故”的话语；至于英、美，自立军对他们也曾有过幻想。但前函云“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下面一个“东”字又难理解。如以“想东故”，作为“考虑日本利益”解释吧！下文“西人虎视于东”，这里西人倒是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又不能说他们“虎视”于日本，况且后面又说“若西既得，遂而取东”，那“西”“东”更不是指国家，而是国内的某一地区。或者以为“西”指光绪皇帝“西逃”，但慈禧挟光绪西逃是8月14日（七月二十日），10月26日（九月初四日）才逃到西安。前面一信，写在“西逃”之前，那“西”就不能指“西逃”，也不是什么“北上西指”。

究竟“西”“东”指的什么？参考《井上雅二日记》，才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西”是指的广西。《井上雅二日记》8月7日记：“广西一派与康党接近”；又说和原江闻一有关的：

他们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

原江认为平山等在惠州开始的行动是不行的，表示反对。他自己想在广西地方巩固根据地，以发起行动。

梁启超从日本秘密来到上海，与井上雅二相晤，井上又看出“似乎在两广的唐景崧等已经联系好了”（8月22日日记）。

也就是说，康有为想训练团练，以广西为根据地，以“发起行动”，“西” 指广西。

然而，在保皇会内部，却对此有不同意见。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十日写给梁君力的信说：“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丘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例俱备，所欠者饷与械耳。”刚，梁子刚；翼亭，陈翼亭；佛臣，唐才常。他们注意“训练团练”，“联络长江一带豪杰”。三月十三日，梁启超又写信给康有为，指出“先取粤”的理由：

先取粤与否，为一大问题也。据来信之意，则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到桂、湘窥鄂，此诚第一着。然广东之布置，则未有闻焉。弟子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

梁启超以为“湘、桂绝非开府之地，无粤则桂必不能守，无鄂则湘必不能守”，并以洪秀全为例，“坐困永安几一年，攻桂林而不能破”，不能蹈其覆辙。那么，梁启超是主张“开府于粤”，也就是说注意广东的；而康有为却“注意于西”。康有为写给丘菽园的信说是“自正月发策”，而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则是“三月十三日”，可知他们对起义的策略、步骤、地点上有过磋商，有过争议，《丘藏》对此提供了原始函札，透露了策划信息。

康有为为什么在发动自立军起义时，专“注意于西”，而有些人却“不欲西而欲东”，这就关涉到他们的具体策略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问题。对此，《丘藏》也有反映。

自立军酝酿之初，孙中山也在酝酿起义。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孙中山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以为光绪皇帝“必有复辟之一日”，只有“起兵勤王”，“其他非余所知”，几次谈判未成。而唐才常流亡日本后，却经毕永年介绍，“谒中山，筹商长江各省闽、粤合作事”。他也知道单靠几个知识分子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还得联合其他方面，从而考虑到活跃在长江流域的会党。1899年春夏间，毕永年偕日人平山周等赴湘、鄂各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回到日本后，平山周报告孙中山：“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永年所报告都属事实。”从此，孙中山有了湘、鄂、粤三省同时大举的方案，他再派毕永年内渡，邀约哥老会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等商谈合作办法。等到工作就绪，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集会于香港，与会者有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余人，议定三会组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统领。由上可知，孙中山是主张联合各方面力量从事革命事业的，他对自立军注目哥老会的举措是支持的。自立会领导人之一林圭也曾随毕永年联络哥老会，主张“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他在《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中说：“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原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香成一大团聚。”“中峰”，指孙中山；“安兄”，指毕永年。谈到“安兄会中峰而定议”和三会联合的“大团聚”，可见孙中山与自立会的关系。

由于唐才常和康有为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孙中山对唐的活动表示支持，当唐才常回国时，孙中山还出席宴会，日本留学生归国协助其活动的有林圭、秦力山、吴禄贞、戢元丞、沈翔云、黎科、傅慈祥、蔡锺浩、田邦溶等20余人，他们大都是兴中会会员，“醉心革命真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革命派、改良派都想利用“此时此机”，发动起义，郑士良在惠州领导，毕永年再去长江联络会党。当自立军组织拟分中、前、后、左、右各军，以唐才常总持各军事宜，林圭副之，以及各地设立公馆机关时，“与广东郑士良密约，郑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互相应援”。那么，自立军起义，可说是与惠州起义相呼应，它是香港兴汉会组织后的一次“联合行动”。

由于自立军既依援康有为等改良派的饷糈，又有兴中会会员的参加，徘徊于革命、改良，摇曳于“排满”“勤王”，形成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宗旨模糊，组织蒙昧，但孙中山却对唐才常是关怀、支持的，想“共同大举”的。

然而，唐才常和康有为毕竟不同，康有为对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插手，却不能同意，在《丘藏》中就可看出其中迹象。康有为写给丘菽园的信中说：

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辗转登之，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见疾于人，而致祸益剧矣。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致今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罗□□今竟被拿，必死矣。此子勇猛无前，惜哉痛哉！于是翼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皆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然此祸恐日益剧烈，与江无异，故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今粤中党祸，大索麦舍，亲家已没，余皆束缚，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

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某既决为之弃粤，纯老已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想公必以为然也。粤中人心极震——以惠及抚署事，恐连累益甚。望速登报言：某人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扰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望吾乡人切勿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绝不惊动故乡云。

这封信极重要，末署“明夷，廿九日”，“明夷”即康有为，他在政变后流亡初期的诗，即收在《明夷阁诗集》，信亦系其亲笔，无年月，谈郑士良、史坚如，自应写于1900年10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以后，“麦”是麦仲华，康有为婿，“纯老”即容闳，“翼”是陈翼亭，“刚” 是梁子刚。信中说“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惠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发动，“抚署一事”，也是史坚如为策应惠州起义而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康有为以为他们“皆孙党也”。由于他们的失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以至“累”及“粤事大局”。信中又提到“翼”“刚”，陈翼亭、梁子刚也曾“主持粤事”，上面已经谈到。然而，康有为却把广东起兵的失败，归之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说是“累”及了自立军。

康有为以“前后俱注意于西”为理由，而说“粤辗转相牵，西事无成”。他以前确曾“注意于西”，但保皇会并没有放弃广东，陈翼亭、梁子刚不是也没有“绝意于东”吗？康有为却把责任都推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身上了。

事实上，孙中山对惠州起义和自立军都表重视。他在7月间曾致函陈少白“郑士良努力把握局势，千万不可灰心”，日本人还认为“孙先生更有绝望于南方，另向华中活动的观念”。7月24日，即上海自立会筹组的“国会”召开前两天，孙中山和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兴中会骨干，联名致书港督卜力，请求英国“助力”，以“改造中国”，并提出《平治章程六则》。

为了集结反清力量，酝酿起义，孙中山不顾日本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劝阻，于8月22日由横滨秘密乘轮赴上海。他计划先由江苏、广东等南方六省宣布独立，全国各省响应，建立共和国。和他登轮同渡的内田良平曾透露这一计划说：“孙逸仙及其徒众，计划目的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清六省作根据独立共和体，渐次〔向〕北清伸扬，爱新觉罗土崩瓦解，支那十八省从之，东洋大共和创立。”8月28日，孙中山抵达上海，自立军起义已失败，唐才常等已就义，孙中山在沪难以活动，只得重返日本。1个多月后，即10月8日，郑士良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三洲田起义；10月28日，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次日被捕。那么，自立军失败在前，而“惠与抚署一事”在后，当时可能交通阻塞，消息欠通，康有为却对两个月内发生的大事，飞短流长，偏听偏信了。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和康、梁“合作”未成时，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是清楚的，并分清“他的党派”和“我们党派”。他曾说过：“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我党的幸事。”由于形势的发展，他在8月中旬又说：“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由于过去曾有联合会党的举措，而唐才常和康有为又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从而对自立军的活动表示支持，并有“湘、鄂、粤三省起义”的部署。而康有为呢？对孙中山却始终存有戒心，说“汪、孙之罪，真中国之蟊贼也”。“今孙自扰粤而造谣影射”，视孙中山对自立军的支持与惠州起义的“联合行动”为“为人作嫁”，说是“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还要登报申明“某人保皇”，最后指出“保皇与扑满相反”，他的“保皇”立场是很明显的。

事实上，康有为对孙中山是早就存有戒心的，还在政变前夕，康有为即对孙中山不满，并牵连到和孙中山接近的日本人不满。毕永年《诡谋直纪》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九日记：

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

康有为这时“但欲见”井上雅二，直至自立军起义前夕，还屡次在信中提到井上。至于平山周“则不愿见”，政变发生，流亡日本又拒绝平山周所示意的与孙中山合作，平山周与毕永年等联络长江一带会党，康有为又表反对。革命派组织惠州起义，原江闻一复认为“平山等在惠州开始的行动是不行的，表示反对，他自己想在广西地方巩固根据地，以发起行动”。由此可知日本人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而原江的“注意于西”，却和康有为一致。那么，康有为对孙中山的防范，由来已久，自立军起义前后猜忌日深，嫉视频起。

由上可知，从《丘藏》中不仅可以看到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前后改良派的密谋布置，并且可以从中透露改良与革命两派的分歧及其后来愈演愈剧、争战不休的端倪。

康有为在政变后组织的保皇会，初期得到海内外侨胞的支持，在当时自有相当影响。但自立军徘徊于革命、改良之间，康有为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又坚持反对合作，对此，又该如何评价？

变法失败，康有为以“维新志士”而“逋逃海外”，光绪皇帝以“诏定国是”而“幽禁瀛台”，保皇救国和政治改良，自有一些人表示同情。1899年印布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康有为把“忠君”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即救中国”，有一些号召力。次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真面目，慈禧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康有为利用这个时机，酝酿自立军起义。应该说，对这时的康有为和自立军是应当肯定的，它在历史上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对康有为和保皇会早期活动的评价存有异议，主要有下列两个方面：

一是保皇会主张“保皇”，是改良，康有为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不能评价过高。

或者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漠视它的进步意义；但变法的失败，“注定了改良主义的破产”。时隔几年，康有为仍旧坚持改良，坚持保皇，并且组织了保皇会，又怎能“不加批判”？

我认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自有一定过程，当革命形势尚未成熟，改良派未曾明显反对革命时，不能简单地视为只有革命正确，凡是改良都错误。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明确划分界线，是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的事，是1901年以后的事，它是以章太炎在1901年8月10日在东京《国民报》中发表《正仇满论》为嚆矢，从此革命派才针锋相对地对改良派进行斗争。1902年，革命派的书刊比较广泛地刊布，坚决驳斥保皇党“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也是1903年后的事（见下章）。在它们未曾明确分野以前，不能简单地判定它们的进步与否。康有为这时的政治主张是和革命派不同的，但他当时仍旧反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他们在海外扩张政治势力和筹募饷糈时和革命派虽有矛盾，但和革命派尚未公开决裂，尚未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革命。

有人以为，改良派反对义和团，义和团是革命运动，反对义和团就只能说它是“反动”。这样的推论，是不适当的。

康有为和保皇会确曾指斥义和团为“拳匪”，还主张“助外人攻团匪而救上”。康有为等以为支持义和团的是他们反对的慈禧、荣禄、刚毅等人，认为这是反击后党，“决救皇上”的大好时机，从而宣传“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主使、任用拳匪之人为何？则那拉后、端王为首，而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为其辅也”。他们主张“先订和约以定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认为光绪复位就能“辑睦邦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酝酿“讨贼勤王”。应该说，康有为这时对时局的看法、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但他是因为慈禧为首的当权派支持义和团而主张“讨伐”的，是想借机“讨贼勤王”，是因为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有矛盾而想依靠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帮助他的“勤王”大业的。义和团有其反帝的一面，也有愚昧落后的另一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义和团表示了不满态度。所以不能因为康有为反对义和团就简单地加以否定。

二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合作，进而组织保皇会，发动自立军，是“反动的勤王”，不能肯定。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确曾拒绝过和孙中山、陈少白的合作，进而组织保皇会，发动自立军。但他是否已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派了呢？没有。尽管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是清楚的，“他的党派”和“我的党派”自有界线。但孙中山由于过去曾有和康、梁联合的举动，自立军负责人唐才常又和康有为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所以当唐才常回国时，孙中山还出席宴会欢送他，回国参加自立军的就有不少是“醉心革命思想”的兴中会员。自立军酝酿在长沙一带起事，还和孙中山湘、鄂、粤三省大举合拍，和惠州起义相呼应。因此，自立军非但没有把主要矛盾指向革命派，并且还得到孙中山支持，不能说它是“反动的勤王”。

应该指出，在自立军起义时，康有为和唐才常在思想上是有距离的，对自立军宗旨和攻取地区是“东”还是“西”，以至“先取粤与否”是有分歧的，但康有为毕竟是改良派的负责人，他在海外筹集款项，指点战事，自有劳绩，不能因为他是“勤王”而全部否定。

有人说，康有为组织自立军，又上书李鸿章，而李鸿章是清政府当权派，又为慈禧所信任，这种“认贼为友”是不妥的。事实上，即使是革命派，这时也有对清朝封建官僚存有幻想的现象。例如1900年6月，由香港总督卜力出面，通过何启拉拢兴中会，拥护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时，兴中会也一度为其利用。即使在上海“国会”第二次会议后，“割辫与绝”的章太炎在此之前也曾上书李鸿章，以为“事机既迫，钧石之重，集于一人”，要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可见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只是到了自立军失败以后，革命派和改良派才“各张旗帜，亦自兹始”。“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动念矣”。自立军失败，血的教训促使革命派和改良派明确划分界线，在此以前，我们应当承认，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发动自立军，是为了救中国，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

注　释：

①《中国的危机》（转载香港《中国邮报》10月7日），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页。

②同上书，第502页。

③如《深山虎太郎与康有为书》云：“独闻足下去国，因奉有衣带密诏，故出疆求救云云，则仆未足解天下之惑。”并以康有为“迟迟而去，悠悠而行”，和在烟台购物，不径去外国而去上海，疑“密诏”为伪。又王照《与木堂翁笔谈》：“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见《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史地周刊》。）

④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

⑤同注①书，第506—511页。

⑥《康有为事实》和《奉诏求救文》，均见日本外交史料馆：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一—六—一—四—七—二，前者编号为491183—491211，后者编号为491222起。又，此项档卷，曾编入《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二册，有“密诏”全文。

⑦《戊戌政变记》初在《清议报》连载，自第一册至第十册而止，当1898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至1899年4月1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没有第二篇。1899年印行单行本时始补入，《出书广告》见《清议报》第十三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一日出版。又日本外务省档案秘甲二〇四号，有《清国人书籍出版□件报告》，专门报告《戊戌政变记》出版。报告为5月28日，知5月已出，但《饮冰室合集》本则有删改，内容亦有更动。

⑧康有为：《戊戌八月国变记事四首》，载《清议报》第一册，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9页。

⑨《亚东时报》第二十一册，1900年4月28日出版，见《政论集》，第415页。

⑩见《政论集》，第419页。

⑪《清议报》第六十七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一日出版。

⑫赵炳麟：《谏院奏事录》卷六《请宣布德宗手诏编入实录及再疏》。

⑬见《庸言》第一卷第三号。

⑭“署光绪二十四年”，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12页。

⑮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见《杨叔峤文集》卷首，成都昌福公司刷印本。

⑯罗惇曧：《宾退随笔》“通达英勇”作“英勇通达”；“全变”作“渐变”；“熟思” 下增“审处”二字，余尚略同。

⑰即第二次“密诏”，也作“汝”，未见康有为之名。

⑱即袁世凯《戊戌日记》亦谓谭嗣同见到“密诏”后，至袁世凯处出示“墨笔” 所书，也说“亦仿佛上之口气”，下云：“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只有四卿，没有康名。

⑲《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载此诏，“求”下落“救”字。

⑳《康南海先生墨迹》所载两道“密诏”，旁边均有增添，第一诏增“而用通达英勇之士”，第二诏增“共建大业”，《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外务省档案并同，可知同一来源。第一诏所讲，杨庆昶缴呈之件中有此句，想来是康有为后来忆及补上；而第二诏是否原有“共建大业”，则值得怀疑。

㉑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康有为接“密诏”后，曾草疏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见《戊戌变法》（四），第161页］。查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作“迅速出外”，有“共建大业”，无“国求救”，仅折后谓“臣奉诏求救”，见康同璧编：《万木草堂遗稿》卷三。又康有为未刊文稿《请钦派督办官报折》也无“国求救”，但有“共建大业”。《康南海先生墨迹》在致李提摩太第三书后所附诏文也作“迅速出外”，“共建大业”则添加右侧。《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外务省档案等也就有了“共建大业”。查《墨迹》两诏添加两句，均涉传本有无，自滋疑窦。

㉒《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六。

㉓王照与犬养毅笔谈，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藏，手迹一件，边注：“王照，北京人，礼部主事”。下揭“木堂翁笔谈”，木堂即犬养毅，但它是后来刊发在《大公报》上的。

㉔又此项笔谈，以《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谓“录王照与木堂翁笔谈”，是香港某君邮来，盖辗转抄传者，但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未见此件。

㉕《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㉖译文见《戊戌变法》（三），第512—513页。

㉗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机密十八号，编号500057。(www.chuimin.cn)

㉘同上书，兵库县兵发秘一八〇号报告；又甲秘一五七号，警视总监西山志澄报告，编号500087。

㉙同上书，11月5日副岛种臣上鸠山外务次官函，编号500092—500099。

㉚同上书，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上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函；又1899年10月19日兵库知事之通牒，机密送第三十五号，编号500167—500169。

㉛《奉诏求救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编号491222起，曾编入《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二册，有“密诏”全文。

㉜同上。

㉝《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见《外国人书简》卷一，日本塙书房1980年版，第413—414页。

㉞《康有为与犬养毅笔谈记录》，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藏，见拙著《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㉟《近卫笃麿日记》第二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昭和四十三年（1968）六月版，第184—185页。

㊱梁启超、王照：《致大隈重信书》，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清人梁启超、王照大隈伯ノ上书并志贺参与官卜梁启超卜ノ笔谈》，编号500828—500300，共18页，手迹，并附日文译件。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42—648页。

㊲同上书，第643页。

㊳《游清记语》，见《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一月十三、十五日。

㊴康有为对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谈话，译文见《戊戌变法》（三），第512—513页。

㊵如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谓：“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未来。”见《湘报》第二十三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一日出版。康广仁也有《联英策》，见《知新报》第十五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一日出版。

㊶《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五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170页。

㊷《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见《外国人书简》，第413—414页。

㊸梁启超、王照：《致大隈重信书》，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47页。

㊹《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同上书，第651页。

㊺同上。

㊻梁启超：《致大阪日清协会山木梅崖书》，《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一月二十日，同上书，第653页。

㊼梁启超：《致犬养毅书》，同上书，第654页。

㊽《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八。

㊾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4页。

㊿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康有为构乱始末》，见《戊戌变法》（一），第374页。

《缕记保国会逆迹》，《申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三十日。

《李傅相与日本伊藤侯问答》，《昌言报》第八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六日出版。

梁启超、王照：《致大隈重信书》，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42页。

《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同上书，第651页。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二，另见《戊戌变法》（二），第112—113页。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521—522页。

《清国逋臣行踪》，见《清议报》第八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一日出版。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六，另见《戊戌变法》（二），第100页。

《英国蓝皮书》1899年中国第一号第三九四号文件附件。

《英国蓝皮书》1899年中国第一号第四〇一号文件。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

译文见《戊戌变法》（三），第520页。

见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

梁启超：《致犬养毅书》，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47页。

梁启超：《大同志学会序》，《清议报》第十三册“各埠近事”栏，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神户清人将开大同学校》，《清议报》第十九册“万国近事”栏，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康有为：《在鸟喊士晚士咑埠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政论集》，第407页。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印行己亥冬铅字排印本，另见《政论集》，第415—417页。

1899年《告各埠保皇会书》，原件，康有为家属捐赠，上海博物馆藏，下简称《康档》。

《康有为与犬养毅笔谈记录》，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藏。

《清国逋臣行踪》，《清议报》第八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一日出版。

《英国蓝皮书》1899年中国第一号，三九四—四〇一号文件。

见李福基：《宪政会记始事略》，清末铅印本，另见《政论集》，第403—407页。

丘菽园：《星洲上书记》，新加坡铅字排印本。

《丘菽园家藏康有为和保皇会史料》（未刊）。

同上。

见谭张孝后人谭精意、拉森女士家藏保皇会资料，其中10件已由阮芳纪、黄春生整理发表，见《近代史资料》总八〇号，1992年出版。

《加拿大保皇会致康有为书》，庚子（1900）四月三十日，见《丘菽园家藏康有为和保皇会史料》。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阮芳纪等：《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第八〇号。

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1985年2月版。

《舍路保皇会致丘菽园书》，新加坡丘氏家属藏。

梁启超：《大同志学会序》，《清议报》第十三册“各埠近事”栏，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神户清人将开大同学校》，《清议报》第十九册“万事近国”栏，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一日。

康有为：《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见《政论集》，第398—399页。

《清国逋臣行踪》，见《政论集》，第399页。

丘菽园：《答粤督书》，见《菽园赘谈》新订本。

转引自李元瑾《一九〇〇年康有为在新加坡的处境》，见新加坡《亚洲文化》第四册，1986年1月出版。

据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谓丘捐10万元，并向华侨募款；而康有为在1900年7月16日《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则云：“丘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见《政论集》，第413页）；康有为后来写给谭张孝的信也说：“此次大事，全借，菽园乃有所举”（《近代史资料》总八〇号）；康有为：《丘菽园所著诗序》则云：“捐施十余万，冒险犯难，以事勤王”，疑以“十余万”为宜。

康有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后《致丘菽园书》，手迹，新加坡丘氏家属藏。

康有为：《庚子三月题丘君看云图》，手迹，同上。

康有为：《条陈商务折》，见《政论集》，第329页。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见《政论集》，第565页。

康有为：《致濮兰德书》，1900年七八月间，手稿，上海博物馆藏，见《政论集》，第424页。

《拳匪买王培佑升京尹说》，1900年手稿，上海博物馆藏。

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见《政论集》，第414页。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二一六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五日出版。

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一三三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一日出版。

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见《政论集》第413页。

康有为：《致濮兰德书》，同上书，第426页。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知新报》第一二六册。

唐才常：《砭旧危言》，《亚东时报》第十六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十八日出版。

唐才常：《正气会会章》，《亚东时报》第十九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九日。

康有为：《致办事诸子书》二，1900年6月20日，原件，上海博物馆藏。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六章《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谓：“此间（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归来，吾党之人既已如此，而彼党人在港颇众。……彼辈一归，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中山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一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