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书名导读-康有为传

1898年9月，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康有为由京逃沪转港。曾电告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请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㉗经日本驻香港二等领事上野季二郎抄呈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0月19日，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出发赴日。25日下午入神户，同行者有梁铁君、康同照、何易一、叶湖南、李唐、梁伟，连同康有为共7人㉘。平山周、宗方小太郎来迎，旋入东京，入牛込区市个贺加町三番地㉙。

梁启超则于9月25日由塘沽乘轮逃亡日本。康有为抵日后，他们共同计划“勤王求救”。直到1899年4月3日（二月二十三日），康有为离开日本，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赴加拿大。当年10月，康有为自加拿大还香港，23日，经过日本时，“始终监视”，拒绝上陆，被留难㉚。

康有为自1898年10月25日“入神户”，而次年4月3日由横滨东渡，滞留日本共5个月10天。在此时期，刊布“密诏”，发出《奉诏求救文》㉛。

如前所述，两道密诏均有改窜，其关键之处除表示此诏写给康有为外，是在“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而第二诏最初发表只有“迅速出外”，《奉诏求救文》添加了“国求救”三字，作为奉诏“出外国求救”的根据。

《奉诏求救文》历述光绪“忧勤图治，发愤自强”，是“通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的“圣主”；指摘慈禧“不恤国家”“失地失权”，是“谬改宪政”，“废君篡位”的“伪临朝”；说她是“废我二十四年之圣主，实亡我二万里之大清”，“亡我四千年之中国”。仿效徐敬业《讨武曌檄》的笔法，列举了慈禧“进食加毒”“刻吏虐民”“性成奢侈”等十大罪状，说是：

呜呼！朱虚不作，平、勃谁人？狄仁杰之女姑，耻立牝朝；徐敬业之良家，宜兴义愤。玄黄血战，应共兴故国之思；金翅鸟飞，宜共哀小龙之食。昔晋文复国，则御人之赏遍及；中宗复辟，则五王之伐最高。圣主重兴，共兹大业，则尔公尔侯，自有前例。若屈膝以为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冰山必难久倚，狐鼠岂可同群。中兴有日，难逃斧钺之诛；风尘既扰，同遭瓦玉之碎。衣冠囚虏，皆投浊流；青史简书，同编逆籍。岂若同举敌忾勤王之义，咸厉奔问官守之心。名义正则天助其顺，圣主存则国赖以兴。逆顺既明，去就易审，共除武、莽，力赞中兴。有为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艰难万死，阴相于天，奔走四方，精诚贯日，彷徨宇域，涕泣陈词，未能输张柬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洒血，遍地飞霜。皇天后土，哀忠臣义士之心；圣祖神宗，佑子孙神明之胄。凡大地数十友邦，吊吾丧乱；我中国四兆民庶，各竭忠贞。受诏孤臣，为此普告。

《奉诏求救文》缕述慈禧“大罪”十条，称誉光绪“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号召“凡我大夫君子、志士仁人，咸为大清之臣民，其忍戴异姓之淫子乎？”“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至于康有为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洒血，遍地飞霜”，请求“大地数十友邦吊吾丧乱”。文字铿锵，词意激昂，后面附有改窜的“密诏”，表示“奉诏求救”，他散发各地，“普告民庶”，流传国内，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还专门抄送日本外务大臣㉜。

由于《奉诏求救文》说是康有为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它附录的“密诏”，又有“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的话语。“求救”既系“奉诏”，“出外”不忘“求救”。康有为为了扶植光绪复辟，不惜把“密诏”改窜，表示“奉诏求救”。这时，赞助变法的光绪被幽禁，推动维新的志士被株连。从国内到国外，对维新变法的遭遇、光绪的被禁厄表示同情的大有人在；扶植光绪重新上台，排阻腐朽顽固势力，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乏其人。在一些人对光绪存有幻想的情况下，揭露清政积弱，控诉慈禧“训政”，拥护变法的皇帝，反对守旧的后党，“勤王求救”，自然能起一定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不忘“求救”。梁启超、王照于9月27日（八月十二日）在大岛军舰上就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并请营救谭嗣同等㉝。康有为也请犬养毅予以“支持”㉞。10月2日，康有为又上书近卫笃麿，说是“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㉟。10月26日，梁启超等更上书大隈重信，“为秦廷之哭，呼将伯之助”㊱。

在这些信件、笔谈中，他们认为，政变之所以发生，由于“帝、后之争”。梁启超说：“敝国此次政变之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㊲认为变法之没有成功，关键在于光绪无权，以致“未能行其志”，而西后“事事掣肘”。于是有的“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有的“或准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者“准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光绪又无“黜陟之权”，从而“三令五申，听之藐藐。自恃为西后所用之人，而皇上卒不能治其不奉诏之罪，此所以改革数月而不能大见其效也”。非但如此，“守旧之徒，纷纷诉于西后，请禁止皇上之改革”，终使变法“废于半途”。

“帝后之争”，光绪无权，康有为是早向日本透露的。早在伊藤博文访华之时，康有为就向伊藤“慨然”陈言：“皇上嗣位，虽阅二十余年，其实权在太后手里。”康天真地希冀伊藤谒见慈禧时，“极言皇帝贤明，行改革事，为诸外国所深喜。”㊳然而，没有几天，政变发生。如此再次说明光绪无权，以明变法是被慈禧为首的后党所扑灭。

反言之，若光绪有权，若不是慈禧掣肘，那么“变法可成，中国可以重振”。“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所以“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只有光绪复权，中国才有希望；要中国有希望，就要光绪复权。

怎样使“皇上复权”“变法可成”呢？他们认为，要依靠外力，即改窜的“密诏”所谓“出外国求救”。依援的外国是谁呢？主要是英国和日本。康有为逃经香港，曾经表示“皇上命我到外洋去，为他设法求援，因此我打算立即动身到英国去”㊴。如今到了日本，“勤王求救”也就积极展开了。

康有为对英国、日本存有幻想，是和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的。由于慈禧亲俄，帝俄在华势力的扩大，英国、日本与之有矛盾，曾想支持一个符合英、日利益的政府。康有为等也想英、日支持维新运动，曾不止一次地鼓吹与英、日联盟㊵。新、旧斗争激烈之时，康有为还授意杨深秀、宋伯鲁先后上疏，拟请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为顾问，“先为借箸之筹”，“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㊶。

英、日两国对维新运动也曾表示关注。政变发生，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戴河度假，立即电告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说是“这件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它暗示着光绪最近颁布的新法不为西太后所赞同。”还向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摩表达过，“迫切需要他带着舰队开到大沽”。梁启超也是在日本的帮助下潜逃的。

英、日与帝俄在争夺中国过程中有矛盾，清政府也存有“帝、后之争”。康有为、梁启超反对亲俄的慈禧，强调帝俄“直以我政府为傀儡”，渴望英、日“抵制”，利用逃亡日本的时机反对亲俄、攻击慈禧，吁请“求救”、加紧“勤王”。(www.chuimin.cn)

第一，他们幻想日本、英国派使“请见西后”，兴“问罪之师”。说“若执事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复，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㊷。

第二，指出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直以我为傀儡”，“不是日本之利”。说：“今诸邦虽恃均势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而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此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支那苟为诸国所分割，日本惟福建一省，或可染指。然尚在不可必得之数，即能得之，抑亦甚微矣。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糜烂，日本能免其虞乎？露人可杀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㊸

第三，希望日本洞察帝俄的侵略野心，慈禧的亲俄积弱，能“仗义执言”，联合英、美，“以成日、清、英、米四国联盟之局”㊹。如果日本政府“肯相助”，准备“再航米、英而乞之”㊺。

他们危言耸听，说是不能“畏露如虎”，而要认识“露之为东方患”，“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几尚可以止之”㊻。

他们要求日本“请见西后”，“仗义执言”，以至揭露帝俄的侵华野心，无非因为慈禧亲俄，想利用英、日与帝俄的矛盾，“痛陈利害”，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扶植光绪重新掌握政权，从而在“密诏”中加成“出外国求救”，并在逃亡日本时不断上书，呼吁“勤王”。

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后鼓吹“勤王”，为什么幻想依靠外援，“求之于海外”呢？除了由于上述英、日与帝俄在争夺中国过程中的矛盾，以及英、日对维新运动表示“关注”外，还考虑到“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扶危局难矣”㊼。事实确也如此。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是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的一员，湖南新政也为全国各省之冠，但政变后仅半月（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发出上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㊽其他“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㊾。这些督抚在“百日维新”中，或者藉词推托，或者粉饰应付，或者彼此观望，政变发生，当然更“无可望”。至于“民间”，康、梁虽曾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团结了一批官僚和知识分子，但就在保国会成立迅遭劾奏的情况下，有的“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㊿，有的自称开会“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甚至有人签了名，也说是“把臂入林”，“诬及鄙人”。政变发生，更纷纷如鸟兽散，唯恐“大祸及身”。梁启超所说“不能小行其志”，也非虚语。当然，维新思潮的传播，促使知识分子觉醒，其伟大影响，康、梁不会看到，也难于估计。他们看到的只是“督抚无可望”，“民间不得小行其志”，把希望放在外援，幻想向英、日“求救”了。

但是，英国、日本和帝俄在侵华过程中尽管有矛盾，但他们侵略中国的本质却是一致的。英、日对变法改革虽曾“支持”，要他们真正“请见太后”，“仗义执言”，却并不那样简单。政变后三天，李鸿章设宴招待来华访问的伊藤博文，请将康有为“执获送回惩办”，伊藤推诿未见，随员大冈育造询以康有为“究犯何罪？”李谓：“议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示意日本不要“保护”康有为。梁启超逃日后，托柏原文太郎等请求大隈重信告以“赐见之期”，也“数日未得闻命”。和志贺重昂晤谈时，志贺谓：“仆谓康先生先航英国，以图英人之间，而贵下淹留敝邦施后图。”又意存推托。而清政府对康、梁的追缉，却毫不放松。12月5日（十月二十二日），电寄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预杜日人借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交涉下，不准康有为居住日本。次年4月3日，康有为终于离日，赴日求救已成泡影。

康有为没有抛弃向外国“求救”的愿望，仍想赴英伦“布吾丧乱”。先有《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也引“密诏”，说是“游走万里，涕泣陈辞”，请求英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1899年春，在加拿大发表演说：“欲将中国危亡之故，陈说于英女皇前，请英皇能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到了伦敦，还想运动英国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复权”。

然而，英国这时的态度已经改变。如上所述，政变发生，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电告英国外交大臣，担心政变“可能引起重要的后果”，还通知西摩“带着舰队开往大沽”，对清政府也持批评态度。但9月25日，清政府发出光绪“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的谕旨。9月27日，窦纳乐又通知西摩：“可以相信不久皇帝就要死去了，但是当皇帝死后，慈禧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任何颠覆她的企图，因此继承一事，用不着流血就可以办理了。”以为通过政变，慈禧的统治已经巩固。他们对此做了判断后，为了英国的侵华利益，转而支持“巩固”了政权的慈禧，而对“病重”的光绪以至康有为等由“关注”而讥议。10月13日，窦纳乐在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说：“我认为中国的正当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10月19日，索尔兹伯里在与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谈话时就说：“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对改革运动而受到特别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

英国对政变态度的改变，在英国人所办华文报刊中也有反映。《字林西报》11月7日就有如下“评论”：“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对慈禧“及时干涉”，发动政变，以为“有裨于时局”。他们态度转变得如此“急剧”，连帝俄驻北京代办巴甫洛夫也已觉察，他在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剧地转向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

英国态度的改变，主要是考虑光绪只是“采纳热心变法的年轻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他们只是极少数，而触犯的人却是不少，像保国会“志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势必遭到慈禧和“旗人派”的反对，连汉族官僚也担心“危及自己的地位”。主张改革的只是“极少数”，而触犯的却是多数。如今慈禧既已“听政”，光绪又已“病重”，为了维护其侵华利益，也就不支持“极少数”的改良派，转而支持他们认为统治地位已经巩固的慈禧了。英国既无意“帮助”康有为“逐去西后而复扶皇上”，康有为的向英国“求救”也就成为泡影。

康有为、梁启超不重视人民的觉醒，不重视民间的潜在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英国身上，想依靠外国势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日本、英国并不是真正支持中国的“维新事业”，也不可能真正支持改良派，而只是想进一步扩展他们的侵华利益，到头来日本、英国还是没有协助康、梁“勤王”。康有为、梁启超不知道，中国的事只有依靠中国人才能办好，不能把赌注放在外国人身上。他们向英、日求救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了这点。

康有为、梁启超“舍身于万死一生，冀救圣主”，“出外国求救”，说是只向外国“求救”，只向英、日“求救”，也不尽然。他们还想在海外活动，从海外侨胞那里得到帮助。梁启超致犬养毅的信中就说：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欺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渴望祖国振兴。康有为对海外侨胞也确曾注视，当其流亡日本时，两年前筹议的横滨大同学校，于1899年3月18日（二月初七日）正式开校，创大同志学会，将以“集环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阽”。又设想在神户开办学校，“教育清国人养才选贤，以谋改革清国宿弊”。他们认为“今清国人在日本者，虽不过数千人，合散在北美、南洋及欧洲各国而算之，大约有六百万人，皆从事诸商工业，广东人居十分之七，若有大才贤智教育之，以改革我清国非难也”。海外华侨，广东人居多，康有为又正是广东籍。在华侨中开展“勤王”，也成为他逃亡时期的主要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