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期间,是新政陆续颁布的过程,也是新旧两党复杂斗争的过程。在这四次斗争中,可以看出帝党掌握了起草上谕权,任用新人,颁行新政,进行变法,并向后党反攻,而后党则掌握军政实权,在“诏定国是”后,首先从人事安排上黜退翁同龢,引进荣禄,以后即待机而动。后党则先行试探,而有文悌的严参康有为,以后即暂告缄默,从容布置,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扑灭新政。......
2023-11-03
“维新”之名,始见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来称改变旧制,推行新政为维新;守旧,自宜指因循旧习,故步自封。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伴随着中西文化的渗透、冲突,“维新”的概念也就和过去不同。近代的“维新”,系指“维”资本主义之“新”,“守旧” 也就指“守”封建主义之“旧”。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维新”与“守旧” 的斗争也就十分激烈。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他在维新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撰著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守旧”的人除了在政治上推翻新政外,在学术上对《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诋毁也不遗余力。
《新学伪经考》出书不久,给事中余晋珊即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新学伪经考》虽遭毁版,而“守旧”者的攻击仍然不止。连康有为早年在广州讲学的《长兴学记》也遭攻击,叶德辉还专门写了《长兴学记驳义》,说是:
此与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同一宗旨,既有梁启超《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读西学书法》《时务报》之类为之爪牙……复有徐学使《輶轩今语》为之羽翼,于是康有为之邪说乃大行于湘中,而吠声吠影之徒,竟不知圣教为何物?有世道之责者,其能嘿尔不语乎?
由于《新学伪经考》以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是“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以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古文经学)和宋学为“新学”,不是孔子的“真经”;以古文经学所尊的“经书”只是“伪经”,对“汉学”、宋学以根本性打击。守旧者就想牵合各种经学流派抗击康有为所宣传的“今文学”。叶德辉就说,康有为等“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又将经学流派分为今文学、古文学、郑氏(玄)学、朱子(熹)学四派,说:
余尝言:自古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秦火之厄,汉初诸儒,壁藏口授,萌芽渐著于竹帛。当时读者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今文者,对古文而立名也。自后古文之学,则为大宗。门户纷争,互相攻驳,至有父子异学,同乡相非,如刘歆之于刘向、梁丘贺之于孟喜,甚可笑也。故终汉之世,师说愈甚,而经学愈衰。至郑康成出,始一扫而空之。于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经生之拘陋。当时弟子遍于齐鲁,传衍递于三国。至南北朝时,其学尤大行于河洛间。故唐以前之经学,惟郑氏为一大宗已。五季之乱,图籍荡亡,北宋诸贤,如欧、苏、王、刘、永嘉诸公,五经皆有传注。其弊至吐弃一切旧文训诂,自创新义,以为得圣学之真传,而荒经残古之风于是乎益炽。迨朱子乃力纠其失,兼取汉、唐诸儒之长,其学洞贯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书,以补传注之未备。又喜校勘古书同异,搜罗遗文,……故近儒诸书之法,皆朱子之学也。
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他们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牵合为一事,以抗击维新派。这种“分派”,也可说是封建守旧势力在维新派利用今文学说掀起政治改良运动时,感到愤怒和恐慌的一种反映。
照此说来,守旧势力对维新学说从政治上加以扼杀,在学术上毫不放松,甚至纠合其他学术流派,群起反抗,在破坏新政的同时,也企图阻碍和消除维新思想的影响。
康有为鼓吹“孔子改制”,刊行《孔子改制考》,更加遭到守旧势力的围攻。
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标榜孔子改制;清朝封建势力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攻击,恰恰也从“孔子改制”开始。
还在1895年,康有为于北京筹设强学会后,认为上海“为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是“合群”和讲求自强的重要地区,准备组织上海强学会,以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他于11月1日(九月十五日)先到南京,谒见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住了20多天,和张之洞“隔日一谈”,张“颇以自任”,但不信孔子改制,并“频劝勿言此学”。康有为没有妥协。等到赴沪设会,刊出的《强学报》,赫然以“孔子纪年”,还要“尊孔子”以“定趋向”,要“继孔子之志,专孔子之祀”,以维系圣教。张之洞本来反对“孔子改制”,看到《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更加“不悦”。这时,北京强学会被封禁的消息传来,张之洞即嘱幕僚,电致上海各报馆:“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刊,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申明“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张之洞对孔子改制颇为敏感,上海强学会的停办,《强学报》的停刊,也都与“孔子改制”有关。后来,张之洞还专门写了《劝学篇》,以“辟邪说”,“绝康梁”。
1897年,梁启超到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伸张康有为孔子改制学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的最后一条,特别提到“传教”。《读西学书法》中说:“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读春秋界说》中说:“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立即遭到湖南顽固分子的攻击,说是“狂悖骇俗”,叫嚷“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你要传改制的孔教,我要护封建的“圣教”。还“联合函告湖南同乡官”,通过京官,诽谤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是“邪说”,还要参劾支持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要“据情揭参”。陈宝箴在舆论的压力下,于1898年7月15日(五月二十七日),上了《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说是康有为“所以召毁之由”,“徐考其所以然,则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这是因为“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尽管陈宝箴说《孔子改制考》“穿凿附会”,“伤理害道”,但叫他“自行销毁”,折中还“寓保全人才之意”。这样,王先谦嗅出来了,说是“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谓非厚幸,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
就在陈宝箴上疏后两天,原属帝党的孙家鼐看到风色不对,反噬维新派,他在《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中说:“《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改制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请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急令删除”。结果,“军机大臣奉旨,著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孔子改制考》终遭毁版。
由此可知,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展开政治活动到“百日维新”,“孔子改制”一直遭到封建势力的压制。从地方到中央,从洋务派到顽固派,无不视为“洪水猛兽”,务欲扼杀而后快。他们为什么这样嫉视“孔子改制”?为什么要“誓勠力同心,以灭此贼”?他们之间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封建守旧势力集矢反对孔子改制说,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
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不信”孔子改制,反对孔子改制,因为康有为塑造的孔子,和他们崇奉的孔子不同;因为康有为讲孔子作六经,有微言大义,托尧、舜,演“太平盛世”,创教立制,“因时更化”。这种与封建传统不同的孔子,不能为他们所接受。
上面谈到,张之洞“赞助”强学会,却反对孔子改制。张之洞“频劝勿言此学”,始终“不信”,康有为专持改制,不为动摇。康有为坚持,张之洞“背盟”,可知双方以此为争执点。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康氏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捐赠的文稿图书中,有康有为亲笔写给《强学报》主笔何树龄、徐勤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函曰:
寄来星信悉。览邓仲果书,乃知为学术不同,疑我借局,以行其经学,故多方排沮(中国亡无日,生民无噍类,而彼尚如此,可哀可痛——自注,下同)。我向不知此意,则尚相敬也。不过意见不同,不能容耳。连书俱悉。君勉所拟利弊已详,开此与易一。今彼既推汪穰卿来,此人与卓如、孺博至交,意见亦同(能刻何启书三千部送人,可想是专持民主者,与易一必合)。张经甫亦住沪,二三子正好用忍辱负重之义,必留一二人(或邓元翊亦可)。有穰卿在,合穰卿举之,当得当。阅其章程,排斥者至收其书亦会嘲讪。此事非面商不能,即当来沪。今日还乡,如不改期,然十七恐不能候,恐久则生变,十七八必来(南京前已电告,廿前到,十二三行)。廿间到沪,不二日可电告星海,接我信,因病迟至十八来(章程带来面订)。电仲果转告亦可,一切俟我到沪乃商。一到沪,即当入江宁矣。
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今一切全翻,亦不足计。今不过主笔二人待面商后,去留乃定(未迟)。以忌我之故,并排及孔子,奇甚,孔教其衰矣!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吾不能力争,吾亦已孔子罪人。呜呼!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孔子已矣。
张经甫原我所举,其人笃实,与莲珊至交,在城里梅溪书院(易一亦宜入去)。君勉亦可频入去,与之笔谈,彼必推服,甚要(去见可声明强学局,叙我交情及佩服之意)。书局无可办者。汪鸥客想已来,星复电欲(登报)除名停办,前电请电公度(仲果)力持,若能转移,不除名,不停办,可急电来,俾我迟迟而行。此极要事,此与京师同。一言以蔽之,彼有不办之心,我有必办之意,自为所挟制也。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也。死亡无日,此辈见地如此,大奇!大奇!(现在出屋甚好。见家人言,乃知日本震动时,一切皆易一坐镇料理,并及金钱,至交不复言感也。)
星,星海,梁鼎芬;易一,何树龄;君勉,徐勤;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汪鸥客,汪康年弟洛年;莲珊,经元善。此书末署“十二日”,当为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896年1月26日,亦即北京强学会被封禁后的第6天。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几点:一、上海强学会之散,关键是孔子改制;二、张之洞推汪康年到沪接管上海强学会,康有为却嘱留沪弟子《强学报》主笔何树龄、徐勤商筹对策,可知此后的《时务报》之争,伏端于此。三、信中说“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 指的是张之洞,可证康有为和张之洞之间的分歧。至信中所说:“以忌我之故,并排及孔子”,事实是因康有为用孔子纪年,谈孔子改制,而为张所忌。四、原函信封上有康有为后来拟的注语:“此书明学会之散,由《伪经考》今古学意见不同。”他没有明确指出,不同的核心所在,其实是政见的不同。
1896年,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刊《时务报》,康有为又叮嘱梁启超仍用“孔子纪年”,梁启超却“不复力争”。政变后,两广总督谭锺麟从康有为家中抄出的梁启超《致康有为第七书》曰:
孔子纪年,黄、汪不能用,后吴小村父子来,又力助张目,仍不能用。盖二君皆非言教之人,且有去年之事,尤为伤禽惊弦也。去年南局之封,实亦此事最受压力,盖见者以为自改正朔必有异志也。四月廿七书云:改朔为合群之道。诚然。然合群以此,招忌亦以此。天下事一美一恶、一利一害,其极点必同此例也。今此馆经营拮据,数月至今,仍有八十老翁过危桥之势(谓经费)。若因此再蹶,则求复起更难矣。故诸君不愿,弟子亦不复力争也。
黄,黄遵宪;汪,汪康年;吴小村父子,吴德潇、吴樵。此信应发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廿七以后,七月初一日《时务报》创刊以前。信中点出了“去年南局之封”,即上海强学会解散,由于用“孔子纪年”。然而,康有为仍以“改朔为合群之道”,矢志“改制”,并以之为“合群之道”。合些什么群呢?出身地主、官僚、富商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改朔”也可使维新派塑造的“改制”孔子合法化。
梁启超“不复力争”,《时务报》也没有用“孔子纪年”。张之洞又授意汪康年压抑《时务报》言论。康广仁主持的大同译书局要在《时务报》登广告,也以有《孔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张之洞却仍不罢休,特写《劝学篇》以“正人心”“辟邪说”,以辟康、梁而“保圣教”。说:“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他要“无悖于经义,无损于圣教”,绝不容许康有为等称说的孔子。举例来说,康有为要尊孔圣为国教,以孔教名义变法维新;张之洞则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一之大防,以保教也。”用封建礼教来反对“改制”孔教。康有为把“民权”“选举”托之孔子;张之洞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近日掇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又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指为“召乱之言”,“不尽灭人类不止”。捍卫封建纪纲,反对民权学说。
由上可知,张之洞是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维护“礼教之大防”而反对孔子改制的。他自己也不讳言,说要“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
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舆《翼教丛编序》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始于南海康有为。康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惑世,招纳门徒,潜相煽诱。……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朝也。”也算概括了双方的分歧。叶德辉说:“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看到了康有为“欲改时制”,而托之于古。这样,一场新旧斗争,就围绕“孔子改制”而展开。
反对派诋击“孔子改制”,是因为其中掺有“民权”“平等”等资产阶级改革内容,触犯了“圣人之纲常”“天威之震肃”,违碍了封建秩序。“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无尊卑,是无君也;无亲疏,是无父也”。“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以康有为等为“其说之至谬”,“辩言乱政之人”。
反对派诋击“孔子改制”,是因为康有为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他们认为,这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欲托孔子以行其术”。他们不承认康有为是“尊孔”,因为康有为所“尊”的孔子,和封建统治者所尊的孔子不同,它动撼了封建孔子的权威地位,于是谤毁康有为“上则欲散君权,下则欲行邪教”。说是“离经叛道,惑世诬民”。认为它“离” 了封建政府“法定”的正经,“畔”了封建政府“法定”的孔孟之道。
反对派诋击“孔子改制”,又是因为康有为神化孔子,把它说成是改制“素王”。他们认为这是“影附西书,潜移圣教”,土生土长的封建孔子,被西书“潜移”了。对这种“狂悖骇俗”,“心怀叵测”,当然深恶痛绝。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作“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康有为所奉只是“邪教”“异端”,而封建顽固派所奉却是“圣教”,即孔子真传。叫嚷“翼教”“护圣”,要“翼”封建孔子之教,“护”封建孔子之圣。他们之间的争论,已和过去经今、古文学派孔子真传之争迥然有别,因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派系之争,而现在却是封建的孔子和神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孔子之争。明乎此,康有为之所以力持“孔子改制”,封建势力之所以力辟“孔子改制”,也易涣然冰释。
问题是,康有为等维新派既然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为何又把封建时代的圣人改扮?曰: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持续,儒家统治的长期存在有关。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说、尊儒家为一统以后,儒家思想浸渍甚深,孔子偶像崇奉勿替。到了清代,统治学术界的是高踞堂庙的宋学和风靡一时的汉学(古文经学)。宋学高谈义理,每每脱离历史实际,形成空言;汉学专治历史而不讲义理,形成考据。宋学好空言而“离事言理”,汉学讲考据而流于枝节,实在各有所偏。但封建知识分子却又在入仕前必读宋儒《四书集注》,仕宦后不是高谈性理,就是饾饤字句。汉学、宋学尽管治学方法不一,但崇奉孔子却又一致,既以儒家经籍为不可逾越的教条,又把孔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汉学家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宋学家“恋栈利禄”,也不敢有所兴革。他们挂着孔圣人的招牌,不准人们反抗,“述”的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不准人们逾越。这种麻痹知识分子的封建毒品,使之失去头脑作用,驯服于腐朽的统治之下,当然适合清朝政府的需要,正所谓“积习深矣”。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孔子经书的朝夕熏陶,述遗经,袭旧制,循古法,惮改革,你要革新,就说是“圣人之法”不能“矫然易之”。既用“祖宗之制”来压人,也用孔子之经来骗人。这点,康有为是有切身体会的,1888年为了上书言事,三诣吏部尚书徐桐之门,“不获见”,请求代奏,结果“越日原书发回,以狂生见斥”。这使“忧患闻道”的康有为“冥思苦索”,仍旧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寻变法的依附。事实上,如果这时有人出来宣布,孔子不值得迷信,这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恐怕是绝无仅有。即使偶有出现,也不会得到多数人的信仰。不如利用孔子迷信,进行改造。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于是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心理,把孔子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然而,康有为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改制者。康有为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新制,用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方”,这就注定它“救中国”的办法,不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一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也说明中国封建传统影响是何等顽固,儒教的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那么,总结戊戌维新与孔子改制的历史经验,对了解儒教影响,也将得到教益。
戊戌时期,维新派利用《春秋》《孟子》等儒经鼓吹改良,揭橥变法,守旧分子也用儒经反击维新派。他们对“经典”的阐发和议论,就各自富有时代的特点,其分合“争辩”就与当时的政治有关。
守旧势力的反扑,是维新运动的一大逆流。但它不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旧的虽或得逞于一时,但它终究将为新的所代替。
然而,“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思想领域也起变化,“昔日之新,已成今日之旧”,等到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戊戌时期起过进步作用的维新思想,也就逐渐为革命所代替,由“新”变“旧”了。
注 释:
①翁同龢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记:“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08页。)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631页。
③同上书,总第4016页。
④濮尔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译:《清室外纪》,中华书局1915年版。
⑤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致夏曾佑书》均言杨深秀上折经过,说是康有为代拟。查折中辨守旧开新宗旨,以为“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与康、梁所言相泐。《康南海自编年谱》又言折中援引赵武灵、秦孝公等故事,兼及俄彼得变法及日本明治维新,也见原折。文中词句与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结撰相近,是此折出于康手,应无可疑。又,《康南海自编年谱》谓此折上于“十八日”,误。除《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系原折外,《翁文恭公日记》亦于“十三日”记“奏封杨深秀二件”,其一即“定国是”。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折,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曾据徐氏后人所藏原稿录入,文中略有异同。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致夏曾佑书》,谓是康有为代拟。查此折与杨深秀所递宗旨相近,《翁文恭公日记》“四月二十三日”也记“徐致靖折,外患已深,国是未定,略如杨御史之说”。文体与康稍异,疑为康氏或其弟子草疏而经徐致靖删润者。
⑦同注⑤书,第3—5页,查本文附片为《请催举经济特科折》,《康南海自编年谱》明志代拟,宋伯鲁另有《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上于同日,亦康有为代拟,此折疑出康手。
⑧《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
⑨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卷七,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18页。
⑩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8页。
⑪徐致靖:《密保人才折》,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⑫康有为《戊戌奏稿》中所称“立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强中国”,“预定召开国会日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以及“断发易服” 等,同原折有窜改,均未列。
⑬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附康有为伪戊戌奏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⑭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按语”,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37页。
⑮同上书,卷六“按语”,第170页。
⑯同上书,卷六“按语”,第173页。
⑰同上书,卷六“按语”,第170页。
⑱同上书,卷十二“按语”,第274页。
⑲同注⑤书,下同。
⑳《戊戌奏稿辑目》撰成不久,“文革”发生,直至1980年,始由《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于《中国近代史论丛》一书中发表。
㉑康有为代屠仁守所拟折稿,后来我在康有为家属捐赠给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图书中看到底稿,更可证明确为康氏代拟。
㉒胡思敬撰《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记》中记:“康有为为宋伯鲁代草一疏,请废制艺”;“阳湖汪文博闻伯鲁疏出有为手。”卷四《宋伯鲁传》记:“康有为初未进用,所拟变法章奏,未由上达,皆怂恿宋伯鲁言之。”
㉓同注⑤书,第7—8页。
㉔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278页。
㉕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见《政论集》,第312页。
㉖同注②书,总第4126页。
㉗同注⑬书。
㉘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㉙指麦仲华编《戊戌奏稿》凡例。
㉚见《政论集》,第211—217页。
㉛同上书,第285—287页。
㉜同上书,第41—46页。
㉝见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窜及其原因》,《晋阳学报》,1982年第2期。
㉞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见《戊戌变法》(二),第602页。
㉟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新建设》,1949年10月,1卷3期。
㊱《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
㊲同注⑩书,第537页。
㊳《宋伯鲁等奏》,见注②书,总第4099页。
㊴《许应骙奏》,见注②书,总第4101页。(www.chuimin.cn)
㊵见注②书,总第4116—4121页。
㊶《光绪帝严惩礼部六堂官》,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五日刊。
㊷见注⑩书,第518页。
㊸《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四。
㊹同注②书,总第4176页。
㊺同注㊸。
㊻光绪皇帝的“密诏”,康有为在政变后发布,其中有窜改,见本书第八章。
㊼伊藤博文:《清国旅行日记》,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伊藤关系文书》未刊部分。
㊽《中堂款待伊侯》,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八日刊。
㊾查康有为谒见伊藤,《清国旅行日记》未载;《戊戌变法上谕》载《闽报》所译日本报,作“八月初一日”,又谓当公元“九月一号”,有误。按八月初一日,伊藤上午、下午都没有和康有为晤谈的时间。《康南海自编年谱》也系在八月初三日之后,今据《游清记语》。
㊿《游清记语》,《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刊。
《清国皇帝陛下谒之次序》,明治三十一年(1898)九月二十日,手稿,共7页;又《昌言报》第八册转译日本《梅尔报》《伊藤觐见时间问答》,与此略同。以上译文,参《昌言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六日出版。
康有为:《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序》,见该书卷首,戊戌(1898)春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九“按语”,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222页。
同上书,第223页。
同上书,第223页。
同注㊿。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五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九“按语”,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217页。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
同注,第222页。
同上书,卷六“按语”,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79页。
《伊藤至北京情形》,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二日刊。
《京友再述国事要闻》,见《申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七日刊,又见《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一日刊。
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纪·被邀请去做皇帝的顾问》,译文见《戊戌变法》(三),第553页。
同注㊿书。
同上。
明治三十二年(1899)二月八日,机密第12号,受第276号附件,总491315—491318号。《直纪》均用旧历,本节正文据此未改公元。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井上雅二:《世路日记》第九册,手稿,日本明治文库藏。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44页。
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
金梁:《四朝佚闻》卷上《德宗》。
同注书,第64页。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四十一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61页。
同上书,第159—160页。
《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4—165页。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一),第342页。
袁世凯:《戊戌日记》,同上书,第550页。
同上书,第552页。
见本书第三章。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见《翼教丛编》卷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刊本,第61叶。
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四。
叶德辉:《皮锡瑞六艺疏证序》,转引自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4—65页。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1900年,康有为《上张之洞书》又追述此事,谓:“昔者薄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欢,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抄件,见《政论集》,第433页。
《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强学报》第二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初三日刊。
《同人公启》,《申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十二日刊。
叶德辉:《与南学会长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卷六。
叶德辉:《明教》,同上书,卷三。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六日刊。
《觉迷要录》卷一。
王先谦:《致陈中丞书》,《翼教丛编》卷六。
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卷七二。
同注②书,第136页。
《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六。
原函7纸,用7色信纸书写。信封上署“易一、君勉同览”,手稿藏上海博物馆。
《觉迷要录》卷四。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宗经》。
同上书,内篇《政权》。
康广仁:《致汪诒年书》,丁酉(1897)冬,无月日。其一曰:“公兄弟至亲,何多责罪,专擅之议?至弟又何敢相让。弟受卓如之托,不得不稍竭言语以传诘耳。至可行与否,仍由裁定。截刊铅板散附,恐失价目;且非耶稣、佛、老,孔子改制,何至见却乃尔耶?”其二曰:“回馆细思,此《告白》交阁下已久,如有应与令兄商之处,似应早商。且昨晚见告白,始知未刻。弟虽见前期报无告白可附,自无如何。今有告白,亦刻不下,只得另刊。当时阁下亦许之,今乃说令兄未之见,若昨日说出,或早发还,犹可及事。今年已迫,令兄又东行,此事究欲累足下一任其咎,不识可否耳?”可知“告白”以“孔子改制”而“见却”。后来,《大同译书局书目》虽在《时务报》第五十一册附送[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出版],但不是专列“告白”,而是另纸“附送”,且将《孔子改制考》,改为《上古茫昧无稽考》等21种。
苏舆:《翼教丛编序》,见《翼教丛编》卷一。
同注。
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同上书,卷四。
《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同上书,卷五。
《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同上书,卷五。
同注。
同上注。
《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同上书,卷六。
《汨罗乡人学约纠误》,同上书,卷四。
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卷四。
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书》,抄稿,末后康有为亲笔注语,上海博物馆藏。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9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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