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与反对派的斗争：康有为传

“百日维新”期间，是新政陆续颁布的过程，也是新旧两党复杂斗争的过程。在这103天中，后党向帝党示威反攻，双方显著的冲突有4次。康有为也成为后党的主要攻击对象。

第一次是6月15日帝党翁同龢的被黜退和后党荣禄的被引进。

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是帝党的中坚，也是密荐康有为给光绪的大臣。1898年5月29日，奕诉病死，少了一个干涉变法的当权派。光绪皇帝在翁同龢的影响下，倾向变法。6月10日，翁同龢的门生张謇曾见翁所拟谕旨（见前）。次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决心。又于13日，谕着康有为、张元济于16日预备召见，商谈变法步骤。这是后党所极不满意和竭力反对的，帝（新）、后（旧）两党的全面冲突，也就开始了。

光绪皇帝明言变法时，后党首先从人事安排上剪除光绪皇帝的羽翼。本来，“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㉞。因为“翁是光绪的师傅，平素和光绪甚为接近，致为西太后所忌”㉟，就在“诏定国是”后的第4天，光绪预备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上谕发后第二天，即6月15日，由慈禧下令、光绪下谕，革翁同龢职，驱逐出京。革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的理由是“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㊱。说明他是为“揽权”和“办事多未允协”而遭罢黜。帝党“揽权”当然为后党所不容，帝党“办事” 也当然不能“允协”后党之意。

由于光绪皇帝一向信任翁同龢，所以“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此种谕实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闻系出于荣禄私人李盛铎所拟云。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㊲。同时，慈禧太后又迫令光绪皇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又任命后党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军）3军，于是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这是“诏定国是”后的首次冲突，结果是削弱了帝党，而后党更掌握了军政实权。

第二次是6月20日帝党宋伯鲁、杨深秀奏劾后党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说他“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守旧迂谬，阻挠新政”㊳。

先是，6月17日，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而许应骙却想将经济科归并八股，多方阻挠。当宋伯鲁、杨深秀劾奏后，光绪皇帝命许应骙明白回奏，在许应骙的回奏中对所参各节，尽量掩饰，而对康有为则肆意诋毁。说康有为“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又“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㊴。并公然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表示后党的不甘屈服。但回奏后，“上谕”是“该尚书嗣后遇事务当益加勉励，与各堂官和衷商榷，用副委任”。这是帝党对后党第一次反攻。

第三次是7月8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及其被斥退。

文悌在保国会成立时，就担心改良派“聚集‘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又假装与康有为往返，借以窃取情报。等到许应骙在宋伯鲁等参劾，回奏辩护，攻击康有为后，文悌认为宋伯鲁、杨深秀奏劾许应骙，是“言官党庇，诬罔荧听”，是“诬参朝廷大臣”。一方面替许应骙辩护，谓许应骙的驳斥康有为，“深合大臣之体”；另一方面，严参康有为，谓其“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结果“上谕”说：“台谏结党攻讦，各立门户，最为恶习，该御史既称为整饬规范起见，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㊵这是由于上次冲突引起后党不满而对帝党发动的攻击，结果仍是后党失败。

第四次是9月4日，因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阻挠主事王照条陈，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革职。先是，王照曾上折请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及各国，并请立商部、教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不肯代递，特别对要求封建皇帝“巡历中外”一事表示反对。王照坚请代呈，“谓准与不准，出自圣裁”，“奈何壅于上闻”，礼部堂官怀恨在心，仍不代递㊶。王照又具呈劾奏，责以阻遏新政，且说如再不予递送，“吾当往都察院递之”。怀塔布等不得已乃允其代奏。许应骙退而作折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谓“其折请皇上游历日本，日本多刺客”，王照“置皇上于险地，故不敢代递”；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㊷。9月1日（七月十六日），光绪皇帝谕以“广开言路”，各部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早经降旨申明；今怀塔布等对“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著交部议处”，并命一切条陈呈进原封，堂官“毋庸拆看”㊸。

这时，后党大学士徐桐极拟挽回，在他的《遵议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处分折》中称：怀塔布等的迟递，是“狃于积习”，只是“应奏而不奏者私罪降三级调用例，议以降三级调用，系私罪，无庸查加级议抵”㊹。结果，9月4日（七月十九日）“上谕”，怀塔布等“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溥頲、署右侍郎曾广汉“均着即行革职”；而认为主事王照能“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㊺。9月5日（七月二十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表示帝党对后党的大反攻和大示威。因阻挠一个部员上条陈，竟将6个大臣革职，当然是后党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加紧策划，积极准备，密谋政变。

在这四次斗争中，可以看出帝党掌握了起草上谕权（有时是慈禧下令光绪下谕的），任用新人，颁行新政，进行变法，并向后党反攻，而后党则掌握军政实权，在“诏定国是”后，首先从人事安排上黜退翁同龢，引进荣禄，以后即待机而动。在第二次至第四次的冲突中，帝党的反攻是一次激烈一次，先打击一下后党，批驳许应骙，又鼓励一下改良派，革走文悌，再大举排挤后党，而将怀塔布等6人革职。后党则先行试探，而有文悌的严参康有为，以后即暂告缄默，从容布置，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扑灭新政。

后党对康有为当然仇恨，因为变法的实现和康有为有密切的关系。他既为光绪皇帝召见，还允许他专折上书，并为言官代拟奏折，制造舆论。在上述四次斗争中：第二次、第三次，后党就集矢攻击康有为；第三次、第四次，帝党虽然表面上取得胜利，黜退了守旧的后党，引进了赞成改革的新人，但后党的密谋，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当9月4日（七月十九日），光绪将怀塔布等6位大臣革职后，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荣禄，筹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接连发出两次“密诏”，命康有为等“妥速相救”㊻。康有为等“跪诵痛哭激昂”，看到情况紧迫，决定拉拢袁世凯；又鉴于日本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又想“借重伊藤”。今先述后者。

伊藤博文是在1898年9月8日（七月二十三日）晨由朝鲜“仁川出帆”，次日在山东芝罘登陆，11日（二十六日）“入天津”的。㊼次日晨，伊藤拜见荣禄。下午6时，荣禄在医学堂“张宴款待”，陪坐的有袁世凯、聂士成、王修植等。㊽9月14日，伊藤至北京。15日，拜见总署王大臣。18日，康有为谒伊藤于日本公使馆。㊾伊藤询以变法数月“而推行未效何故？”康告以“奈皇上全权不属”。伊藤询以中国“君权专制无限，环地球之所知，今贵皇上无全权云何？”康告“实权在太后手里”，以及怀塔布等被革职后，满人相率“请禁皇上改革”，希望伊藤“入见太后，肯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伊藤表示“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㊿。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皇帝于勤政殿。光绪谓：“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并“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伊藤表示“敬尊宪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次日，政变发生。

伊藤博文的来华，康有为等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也亲自接见，感到“快慰之至”。

康有为在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同月24日（正月初三日），光绪命总理衙门王大臣接见后，又呈上《日本变政考》。29日，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建议效法日本，变法维新。又嘱长女康同薇辑译《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为之撰序，说是“视彼日人，其强有因，胡不嗣音”。6月11日，“诏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又提到“日本施行（变法）三十年而强”。凡此种种，可知康有为是积极要求仿效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的。

伊藤博文曾佐长洲藩主“勤王攘夷”，是明治维新的助成者。康有为早就对他怀有好感。如他在《日本变政考》中对裁汰冗员一点，就说“凡旧国积弊，必官吏纠纷，文书积压，冗员多而专任少。日本旧俗既然，我中国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鉴也”。又在“宫中置制度取调局，伊藤博文为长官，以其游欧洲回，命其参酌制度宪章也”下按语：

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事关重大，每事皆当请上命核议，然后敕行，故非在宫中日日面议不可。日本选伊藤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

在“定议局官制，又废统计院，归为内阁中之一局”下按语：

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而变法之始，首贵得人。君臣相得，有非常之任，然后有非常之功。昔先主得诸葛如鱼得水，苻坚得王猛以为朕之子房，……观日主之于伊藤，并可谓知而能任，任而勿贰者矣。

康有为对伊藤博文是这样的推崇，当得知伊藤博文来华的消息时，自然给予极大希望。康有为到日本使馆专门拜谒了伊藤博文，谈了“皇上在位虽二十余年，权实皆在太后之手”，以及慈禧专任奕劻、荣禄、刚毅等“绝无见识”之人，阻挠新政。并请伊藤谒见慈禧时，“极言皇上贤明，而改革之事，为诸外国之所深喜，以使慈禧‘回心转意’”。此外，还授意杨深秀、宋伯鲁先后上疏“先为借箸之筹”，“团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派员往见伊藤博文等“与之商议办法”。

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同样存有幻想，当他召见康有为，听康谈到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时，深感兴趣。等到《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曾参照康有为的建议，与明治维新的“成效”，颁布过一些上谕。例如《日本变政考》说：“日人每立一法，必遣人游历欧西，采察各国法度、利害得失。故其立法精详，损益良善，能致富强，非偶然也。日人采择西法，骤行于东方，其势甚难。我今采东方同文同俗之法，行之甚易。”光绪于8月2日（六月十五日）发出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特别提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变政考》提出“冗员多而专任少”的流弊和伊藤所改“深可鉴也”。光绪于8月30日（七月十四日）发出裁汰冗员的上谕，《日本变政考》说：“各国岁出入皆有会计录，布告天下。日本昔无此制，至此乃行之。”光绪于9月16日（八月初一日）发出诏编预算的上谕，谕旨和《日本变政考》康有为的按语很相似。梁启超在“上谕恭跋”中对此也说：“康有为于进呈《日本变政考》，发明此事极详。西学大开，此义大明，上皆采用。”可知光绪的新政诏书是受到《日本变政考》的启发，对参与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光绪当然早有印象。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即说：“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又请将利弊、兴革“笔之于书”。

康有为等改良派对来华的伊藤博文寄予厚望，光绪皇帝见到伊藤表示“快慰”。这样，伊藤的来访成为“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也就必然遭到后党的嫉妒和反对。伊藤觐见光绪的第二天，“政变”猝发，当不是偶然的。

伊藤来华之时，新旧斗争已十分激烈。9月18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封事于慈禧，请即日“训政”。19日，慈禧回宫，正是光绪准备接见伊藤的前夕。20日，伊藤觐见光绪，杨深秀疏言伊藤“深愿联结吾华”，请为“借箸”。次日，宋伯鲁疏请与伊藤“商酌办法”，而政变已发。

于此，须将光绪是否欲请伊藤为顾问一事，稍加考核。

第一，康有为等改良派和光绪准备“借重”伊藤之说，当时确有传闻，且曾刊诸报章。如《国闻报》载：“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又说：“闻本月初六日，皇上升勤政殿，将召见日本旧相伊藤，宠加擢用。是日东方未明时，忽为皇太后所闻，即在颐和园传懿旨启驾返海，于是伊藤之召，遂亦中止。”又据10月7日香港《士蔑报》说：9月21日，“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遂未果。

第二，康有为等改良派确曾通过帝党拟请伊藤为顾问，上述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中，都提到“借箸之谋”。另据李提摩太回忆：9月中旬，康有为和他“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李提摩太曾建议“既然那样成功地改变日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一个外国顾问”。可知康有为还和李提摩太商量过此事。

第三，从康有为和伊藤的对话中，以及光绪和伊藤的问答里，也可看出有着想请伊藤担任“顾问”的意愿。伊藤询问康有为：“今贵皇上无全权云何？”康有为讲了慈禧的掣肘、后党的阻挠，特别强调“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抗旨之罪，未请（示）太后，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我皇上位地如此，改革艰难，愿君侯察其情也”。这种宫廷斗争，告诉刚来北京的外国客人，应该是有所期望的。至于伊藤听了，“因太息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今国权出两途，革新诚难矣哉！”姑无论这些话是否传到后党耳中，即伊藤对“权出两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表示“久闻侯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庶绩咸熙”，都由伊藤手定，表示“时佩于心”。接着，光绪又请伊藤详析利弊，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兴革事宜，“笔之以书”，垂询兴革，请予顾问。

尽管光绪没有正式任命伊藤为顾问官，而已有人上折疏荐；在实际接触中，光绪也对手创维新大业的伊藤表示关切。这些举动，当然不能为后党所容忍。

第四，从伊藤在华的言行，也可看到他“顾问”新政的迹象。伊藤初到天津，即行表示：“中国如有咨询相助之处，甚愿竭诚相助。”天津知县宴请，王修植赋诗以答：“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当伊藤觐见光绪时，又祈求光绪“永保盛业，长享景福”，准备在王大臣问及改革事宜时，“竭其所知以告”，以使今后两国“邦交必能因之愈固”，对中国的维新事业是“深为垂注”的。

伊藤来华，康有为等改良派的推荐和光绪皇帝的“借重”，加深了后党的忌恨，慈禧太后是害怕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的，终于在伊藤觐见的次日，发动政变。因此，伊藤来华和政变发生是有直接关系的。

至于康有为等改良派之所以拉拢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有“新建军”；更是因为袁世凯惯使两面派手法，迷惑了改良派。这点，下文还将论述。这里，先就政变前，改良派在后党环伺阴云密布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况，作一说明。

1983年至1984年，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和做研究。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ノ西太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四—二—二号内，见有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ノ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纪〉ノ送达件》，附毕永年《诡谋直纪》（下简称《直纪》），凡4纸，抄件，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是毕永年在1898年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的日记，亦即记至政变发生为止，书名则为清政府官僚所拟。《直纪》所载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特予引录阐解。《直纪》原文是：

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暂寓广升店。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往见康，仆即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旧友乍逢，欣慰之至。且得悉闻康之举动，盖钱亦有心人也。(www.chuimin.cn)

二十九日，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夜九时，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仆曰：“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康曰：“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仆曰：“然则仆当以何日见袁乎？”康曰：“且再商也。”正谈之时，而康广仁、梁启超并入坐，梁曰：“此事兄勿疑，但当力任之也。然兄敢为此事乎？”仆曰：“何不敢乎？然仆当熟思而审处之，且尚未见袁，仆终不知其为何如人也。”梁曰：“袁大可者，兄但允此事否乎？”仆此时心中慎筹之，未敢遽应，而康广仁即有忿怒之色。仆乃曰：“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唐君入京而同谋之乎？”康、梁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若俟唐君，则又多需时日矣。奈何？”踌躇片刻，乃同至谭君之室商之。谭曰：“稍缓时日不妨也，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梁亦大赞曰：“毕君沉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也。”仆知为面谀之言，乃逊谢不敢焉。康曰：“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乃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

初二日，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又不知康氏如何令我见袁之法。且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则仓猝之间，彼此交浅，何能深言，又何能行事耶？心中不决，乃与广仁商之。广仁大怒曰：“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至做事时，乃又拖泥带水。”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我一命虽微，然不能胡涂而死也。且事贵审谋熟虑。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辞乎？且先生令我领百人，此事尤不可冒昧。盖我系南人，初至北军，而领此彼我不识之兵，不过十数日中，我何能收为腹心，得其死力乎？即起孙、吴于九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况我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我知其弊甚悉。我以一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皆诧为异事也。”广仁不悦，冷笑而出。夜七时，忽奉旨催康出京。仆曰：“今必败矣，未知袁之消息如何？”康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康亦盛气谓仆曰：“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亦甚体面，何不可之有？且此事亦尚未定，汝不用先虑也。”仆知广仁谮我，盖疑我为利禄之徒，以为我欲得官也，可笑，可笑。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 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

初五日，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探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午十二时，广仁及梁君两降阶迎仆，携仆手曰：“兄来甚善，我等欲荐兄往李提摩太之寓，为其笔述之任，可乎？”仆诧曰：“我非来京觅食者，因先生命我留京，欲令我助彼，故我滞此多时。今先生既出京，而前事已作罢论，则仆亦须东往日本，践徐君之约矣。仆岂来京觅食者乎？”即愤然辞出。夜十时，即致一书与谭，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也。并致一书与梁作别，梁复书欲仆于次日午十二时在寓候彼，尚有多事相商。并云：“公行何神速也。”

初六日，早七时，仆急驰出京，而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

《直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报告后面所附抄送日本外务省的，据小田切报告，这是戊戌政变后，自“湖南唐才常等改革党等处搜查”所得，抄件用的是“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来源是有据的。从《直纪》的内容来看，也知它确是出于毕永年之手，不是他人所能“伪造”或“代笔”的。举例来说：

第一，《直纪》谓“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次日“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查冯自由称：毕永年“闻谭嗣同居京得志，乃北上访之，嗣同引见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到京，七月二十日“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直纪》载其“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时日可信。钱维骥住北京南海馆，因与康有为同址，于“八月初六”捕去，也见《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

第二，《直纪》“七月二十九日”记：“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记康氏语气，情态逼真。又，井上雅二本年有日记，夏历七月二十九日，当公元9月14日，井上是日记：“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谭嗣同等改革派志士。”7天前（七月二十二日）记：“同湖南有志之士毕永年乘英舰北行。”平山周也说：“平山抵烟台，曾一登陆，适毕永年自上海至，因同船至天津，偕进北京。”此后，井上屡记唐才常、毕永年事，则毕永年导井上、平山等见康有为，凿凿可靠，可证《直纪》之真。

第三，《直纪》“八月初一日”记：“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 查光绪皇帝于“七月二十九日”召袁世凯至京师。本日，赏“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六第1页。

第四，《直纪》“八月初一日”记，毕永年建议“催唐君（才常）入京而同谋之”，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赞同，“乃同至谭君（嗣同）之室商之”，于是“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查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回忆：“时务学堂被顽固派勒令改组的前夕（1898年9月下旬），先长兄应谭嗣同电召，将赴北京参与机要，才抵汉口，忽闻政变发生，万分骇愕，折回湖南。”唐才质在政变前后追随唐才常，到过日本，所记自属可信，而《直纪》中所述电召唐才常，出于毕永年的推介，则为其他书籍所未载。

《直纪》所载康有为等对袁世凯的“幻想”，以及“劝袁兵谏”诸事，在《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袁世凯《戊戌日记》中也有印证。因此，《直纪》是毕永年赴京后的日记，来源是有据的，资料是可信的。

《直纪》可贵之处，在于它载录了政变前夕，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后党政变阴谋渐露的情况下筹商对策、拉拢袁世凯的具体情节，留下了一份当时的原始记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新旧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只要看“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十二次赴颐和园去见慈禧，说明光绪不敢公然违反隐持国家大权的慈禧的意旨，也说明了光绪的所以去“请安驻跸”，是为了去窥探慈禧的意旨，和担心变法的失败。例如：四月二十六日，光绪至慈禧处，次日，即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命王文韶入京，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五月初四日，再至慈禧处，当天即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次日，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光绪之无权和后党首先从人事安排上作布置的活动。此后，光绪曾数度至慈禧处（五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三十日、六月十三日、七月初一日），这时虽说是“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实际上，后党正在从容布置，待机而动。所以“请安驻跸”后，仍即颁布新政“上谕”。七月初七日，光绪至慈禧处后，次日还宫，即谕知阅兵日程，这时后党的阴谋已渐暴露。七月十九日，光绪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位大臣革职。二十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后，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望荣禄，阴谋筹划政变。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于是在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二日接连发出两道“密诏”，交杨锐、林旭传出，嘱“妥速筹商，密缮封奏”。

康有为等看到“密诏”后，“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他们看到情况紧迫，决定拉拢袁世凯，《直纪》对筹商、拉拢经过，记录甚详，可供参考。

过去，康有为、梁启超对这段经历虽都提到，但语焉不详。《自编年谱》只记看到“密诏”后，“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只言谭嗣同“初三日夕”往访袁世凯，对如何筹商，筹商时的争论等都较缺略。只在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看到下列一段记述：

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

这段记载，因乏旁证，致晚近治史者很少援用。但从《直纪》看来，冯自由的记载，倒是有根据的。

毕永年到了北京，移住南海馆，和康有为在一起，第二天就约日本人平山周等访问康有为。当天晚上，康有为告诉毕永年“今日之危急”，说是“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准备发难勤王，“召袁世凯入京”。毕永年认为“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康则信而不疑。八月初一日，毕永年又与谭嗣同商量，谭也以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晚间，“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有为以为“袁必更喜而图报”，要毕永年到袁世凯“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幻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由毕永年“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毕表示不能“独任”，提出催唐才常“入京而同谋之”。谭同意催唐，但主张“稍缓时日”。初二日，毕永年因“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心中不决”，和康广仁商量，康广仁责以“拖泥带水”，彼此不悦；毕永年又找康有为，有为说是“不用先虑”。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初四日，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谭“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并告以“尽以密谋告袁”。毕以为“事今败矣”，嘱谭嗣同“自谋”，自己也迁寓宁乡馆。初五日，康有为已“急出京”，康广仁、梁启超想介绍毕永年到李提摩太处“为其笔述之任”，毕见“前事已作罢论”，“即愤然辞出”。夜十时，致书谭嗣同“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初六日，政变发生。

毕永年在叙述这段事迹时，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考虑拉拢袁世凯时，意见并不一致，且曾有过争论。到袁世凯处夜访的虽然是谭嗣同，但提出这项主张的却是康、梁。谭嗣同为此事“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没有记录当时密商细节，只言谭嗣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 劝以“勤王”的经过，以致有人误以为拉拢袁世凯的想法是由谭嗣同提出，这是不对的。

第二，康有为等要拉拢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惯使两面派手法，迷惑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力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门，另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条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装着恭维改良派，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袁世凯佯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放心了，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说什么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光绪召见了他，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办理练兵事宜。当晚，康、梁正在晚餐，“忽传上谕”，“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较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增加了对袁世凯的幻想，加速了“请袁勤王”的步伐。

袁世凯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尽管如此，袁世凯的突然被召见和超擢，仍然引起后党的不安。他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驻长辛店，调聂士成军驻天津，“防袁有变”。就在这时，光绪“十分焦灼”，发出“密诏”。康有为在八月初三日接到“密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直纪》记载：“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谭嗣同深夜往访，袁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想提前请训回津，听到“新贵近臣，突如夜访”，立即“停笔出迎”。谭嗣同说：“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又说：“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他要“说袁勤王”。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他“必不空回”，便诳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骗走谭嗣同后，“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感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改良派也是书生空谈；慈禧太后却是柄政多年，根深蒂固。投靠光绪，自身不保；投靠慈禧，高位易得。就在初五日请训后，立即乘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次日，政变发生。

参稽《直纪》所载，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拉拢袁世凯的具体经过，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态度，也不是没有觉察，毕永年既以“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极无胆”，“终疑袁不可用也”。谭嗣同也认为“说袁勤王”，“此事甚不可”。谭嗣同在“将奈之何”的情况下夜访袁世凯后，也是“气恹恹然”，感到“袁尚未允”，感到“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

然而，康有为却对袁世凯幻想极大，一则曰：“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再则曰：光绪召见“隆以礼貌，抚以温言”，“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三则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四则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梁启超也认为“袁大可者”。康广仁还责备毕永年的怀疑是“拖泥带水”。

这些，《直纪》不但逐日记录了筹商的情节，留下了一份研究政变史的绝好史料；而且对袁世凯的两面态度也有刻画。如记康有为“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使康有为认为这是“允据”，反诘毕永年：“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 又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后，谭嗣同虽感“袁尚未允”，又感“尚未决辞”，难于捉摸。

其实，要说康有为对袁世凯完全深信不疑，也恐怕未必如此，他在“尽以密谋告袁”后，就“急出京”，也感到事态的严重。只是因为后党阴谋已露，而“握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终于幻想超过理智，信任超过防范，于是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成败在此一举”。

那么，《直纪》的发现，对研究各该人物在维新运时期的表现，也有其参考价值。

伊藤博文的来华和对袁世凯的引用，加速了政变的发生，而康有为对他们的信任，也只是一场天真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