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新政建议及其实施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诏定国是”后的奏疏，则是每项新政的具体办法而专折请求。“诏定国是” 后，又广通声气，续为捉刀，很多关键性的新政建议，是出于康、梁之手，而由别人署名的。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诏定国是”后短短两三个月中，新政建议的迫切和新政上谕的迅颁；另一方面，又因为顽固派层层阻挠，迫使改良派的要求“全变”。

6月11日，光绪“诏定国是”后，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密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以为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所著各书，“善能借鉴外邦，取资法戒，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其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如反掌”。又保荐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⑪折上，光绪皇帝命康有为、张元济于6月16日（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在外国的逼迫和分割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表示同意，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接着向光绪指出，近年来不是完全没有变法的行动，但只是“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他认为所谓变法，需要把制度法律先行改订，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他请求光绪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经过了300年才富强起来，日本“维新”30年就强了，中国好好变法，3年就可以自立。光绪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细。

康有为又问：“皇上既然知道非变法不可，为什么长久没有举动，坐看国家危亡？”光绪防人偷听，注视一下帘外，然后叹息说：“奈掣肘何！” 康有为领会“上碍于西后无如何”，说：“皇上可以就权力能够做到的先做，虽然不能尽变，如果扼要地做几件大事，也可以救中国。不过现在的大臣大都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要靠他们来变法，是没有希望的。”又说：“这些大臣，位高年老，精力已衰，兼差又多，无从读书。即使叫他们办学堂、办商务，他们年轻时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实在不知所办。皇上决定变法，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观察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擢用，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以保持他们的原有俸禄，使之没有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光绪表示同意。

康有为又着重指出八股试士的危害性，“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光绪也说：“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光绪问：“当前财政困难，怎样筹款？”康有为举出日本发纸币、办银行，以及印度田税等，并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不要患贫，可患的是“民智不开”。他又对答了译书、游学、游历等事，请求光绪多下诏书，以为皇帝的诏书一下，新政就可朝令夕行。

经过这次召见，光绪准备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反对，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位，准予专折奏事。

康有为抓着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有的自己具名，有的为别人草拟，在短短的3个月中，上了不少新政建议，包括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的除旧和布新的建议。今按照时间先后，将这些建议表列如下（见表7-1）：

表7-1　“诏定国是”后康有为新政建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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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诏定国是”后康有为的新政建议，是“诏定国是”前历次上书的补充和发展。

第一，“诏定国是”前的上书，主要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和吁请变法，以及“富国”“养民”“教民”的一般原则。“诏定国是”后的奏疏，则是每项新政的具体办法而专折请求。“诏定国是”前的历次上书，概括地阐述了康有为政治改革的全套计划，如今则是根据过去上书加以扩大和具体化。

第二，“诏定国是”前，康有为联络帝党等不当权官僚，代拟奏稿，轮流递折，“耸动上听”，如6月1日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6月8日代徐致靖拟《请明定国是疏》等配合上书，“以正趋向”。“诏定国是” 后，又广通声气，续为捉刀，很多关键性的新政建议，是出于康、梁之手，而由别人署名的。例如废八股改策论，废除束缚知识分子的旧习，开设兼习中西的学校，这是戊戌变法的大事。康有为既不断建议，又邀集帝党拟折递呈，如6月17日代宋伯鲁拟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又附片请催举经济特科；6月22日代徐致靖拟上《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6月30日代宋伯鲁拟上《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7月6日代徐致靖拟上《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以一风气而育人才折》。又如《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刊物，由于张之洞的操纵、汪康年的“经理”，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几乎“易辙”，康有为又请宋伯鲁于7月17日上《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上谕允准后，康有为自己也在8月9日上了《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折》。等到新旧斗争日趋激烈，后党阻挠日益显露，又代徐致靖拟《冗官既裁请置散卿以广登进折》《密保袁世凯折》，代宋伯鲁拟《请惩办谭锺麟折》，代杨深秀拟《请奖陈宝箴折》。可知“诏定国是”后，康有为等改良派联络侍读学士、御史等不当权官僚配合上书，抑扬舆论，对关键性的政治改革尤为注目。

第三，“诏定国是”前的上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诏定国是”后的新政建议，一步步地深入。如6月中旬，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试策论，此后即请开学校，请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接着，又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6月中旬，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校，此后即请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照德、日两国兵制练兵。说明他的“扼要以图”循序渐进，以逐步达到他的政治改革要求。然而，“不变则已，要变全变”，8月以后，即一再吁请开制度局。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诏定国是”后短短两三个月中，新政建议的迫切和新政上谕的迅颁；另一方面，又因为顽固派层层阻挠，迫使改良派的要求“全变”。当然，即使想望“全变”，在百日维新时期，改良派又存有妥协。这个问题，后面还将探索。

于此，根据上表内容，将康有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关于除旧和布新的主要建议，列表7-2如下：

表7-2　康有为关于除旧和布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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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知：

第一，康有为关于除旧和布新方面的新政建议，布新多于除旧，因为布新就是相当于除旧。

第二，康有为上述四方面的建议，在政治方面希望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在经济方面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在军事方面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废科举、办学校、译新书，以培养新的人才，这说明他要求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挽救瓜分危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康有为在“诏定国是”后的新政建议，在过去历次上书中大体涉及，而“百日维新”期间，则专折吁请。1898年7月以前，以军事方面和文教方面的建议为多；此后，即侧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建议（9月，在军事方面又请练海陆军而强中国，但这是“统筹全局”，是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兼及军事方面的），说明改良派对政治、经济方面改革的迫切。

应该指出的是，《戊戌奏稿》代阔普通武拟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后来所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都引用此折。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所录阔普通武原折却与康有为《戊戌奏稿》在时间、文字以至思想内容上都有不同，从而有人怀疑康有为《戊戌奏稿》有伪，并专门编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⑬一书。

关于《戊戌奏稿》的真伪问题，准备在下面一节专门探究，这里先就代阔普通武所拟折稿的不同，试予剖析。

康有为代阔普通武拟上之折，《戊戌奏稿》署“六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则作“七月初三日”。后者不称“国会”而称“议院”，也没有“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云云。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一是阔普通武上了两个“立宪”的奏折；二是从拟稿到送上经过改写；三是《戊戌奏稿》有问题。如果说是两个奏稿，一般重申前折，不会自相矛盾；如果是阔普通武送上时改写过的，又不致全文几无相同。查《戊戌奏稿》是宣统三年辛亥五月在日本排印的，我曾看到此稿的清抄本，也是同年所抄，这时离戊戌已有13年，康有为自称奏稿“戊戌抄没”，此折来源不明，如果出自康有为后来追忆补苴，那就会有失原貌。

问题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对“定宪法、开议院”的看法究竟怎样？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一书，有助于对康有为“立宪法、开议院”的理解。

故宫本《日本变政考》的写呈时间，正是“百日维新”期间，其中关于定宪法、开议院的主张，可以反映康有为这一时期的看法。

《日本变政考》认为开制度局是日本变法的一大关键。康有为在按语中说：“日本所以能骤强之故，或以为由于练兵也，由于开矿也，由于讲商务也，由于兴工艺也，由于广学校也，由于联外交也。固也，然皆非其本也。其本维何？曰：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而已，盖执旧例以行新政，任旧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当者也。故惟此一事，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矣。”⑭

《日本变政考》宣传“三权鼎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卷一就说“泰西之强”，在于“政体之善”。在于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说：“其言政体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政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政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为了消除光绪对立宪法、开议会和“三权鼎立”的顾虑，康有为又引用日本宪法公布后“不但无减君权，且益增助君权而壮国威”为例，请求立宪法、开国会。

《日本变政考》以民选议院为“维新之始基”，说：“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⑮认为设立议院可使君民相亲相爱，“君之保民如保其子女，民之爱君如爱其父母，互相爱也，互相保也，虽万年长存而不亡可也”⑯。可知他虽讲“民选”，而实质是尊君，要使政治改革后“增助君权”。当然，他这里所说的“民”，也不是真正广大人民，而主要是地主、官僚、富商出身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这些人，他强烈要求改变封建体制，使之通过政治改良，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然而，他又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马上开议会，只能“以君权雷厉风行”，“乾纲独断”，并引日本为例，说“然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遽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⑰。日本变法24年，而后“宪法大成，民气大和，人士知学，上下情通。而后议院立，礼乐莘莘，其君亦日益尊，其国日益安，此日本变法已成之效也”⑱。只是州县村乡的议会“不可不开”，而国议院则“未可先开”。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乾纲独断”的皇帝身上，而国家议院的设立，尚待循序渐进，这就反映了改良派的软弱性。

照此说来，《戊戌奏稿》中代阔普通武所上之折，讲“三权鼎立”，要求改变专制政体，是和《日本变政考》一致的；但要求“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则与《日本变政考》有出入。《戊戌奏稿》印于政变以后，存有疑点，倒是《自编年谱》所说：“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尝上疏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与《日本变政考》的思想相近。

尽管如此，“百日维新”，康有为还是吁请“立宪法、设议院”的，还不能因为代阔普通武所上之折有问题，不能因为对国家议院“未可先开” 有妥协，而对立宪法、开国会的根本主张产生怀疑。

康有为传：新政建议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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