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百日维新及戊戌变法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9月21日政变止，共计103天，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是经过康有为的建议和活动，通过光绪皇帝“诏定国是” 的。6月11日，光绪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等的奏章，召集军机全堂，“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所谓“诏定国是”的内容是：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

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政变止，共计103天，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经过康有为的建议和活动，通过光绪皇帝“诏定国是” 的。光绪为什么要变法？他是怎样决定改革的？

光绪接位，年仅四岁，由慈禧“训政”。随岁月的推移，慈禧卵翼下的光绪，逐渐年长了。1889年，光绪“大婚”，慈禧表面上只好“归政”。这时正是中法战后不久，后党丧权辱国日甚，“国且不国”，不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连东方的日本也侵犯“天颜”了。

甲午战时，光绪是主战的①；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光绪也感到“非变法不能立国”。1895年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颁发了“因时制宜”的“上谕”：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妥筹，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②

这就是康有为等改良派欢欣鼓舞的“廷寄”，并以之登入《强学报》的。但后党环伺，官僚因循，仍是一纸空文，实效毫无。

光绪准备改革，而后党固步自封，对内封禁强学会，黜革汪鸣銮、长麟，驱逐文廷式；对外派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东北。他们抓紧政权、军权，冷视着帝党君臣对内政外交的焦虑。

此后，光绪又曾发过几次新政“上谕”，仍无实效，后党还时加干预，可知光绪的无权受制，客观上也使他感到“诏定国是”的必要。

从光绪来说，思想上是有矛盾的：决心变法，有挣脱后党束缚、巩固封建政权的可能性；也有政治改革后，对下层士子言论的开放，遭受后党反击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毫不改革，统治权既难维持，政权独揽更属渺茫；进行改革，却对自身地位，对整个统治的巩固，还有若干希望。他也看到甲午战后，清朝政府内部纷纷议论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也有“新政” 条陈，连慈禧的亲信荣禄也在1898年1月上疏，“请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造就人才”，“每省设一武备学堂，挑入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诸学”③，又提出整顿保甲。尽管他们只是老调重弹，用以“肃清内匪，固结人心”，但也反映当时的政治危机，不得不采取若干欺骗性的改革措施。于是光绪一则随时到慈禧处“请安”，借以窥探她的意向，防止后党的干预；再则援引改良派，排斥几个后党，逐步巩固地位，“以脱离太后之束缚”④，巩固政权。

照此说来，光绪之所以支持变法，是基于甲午战后清政府的经济危机、人民革命因素的不断增长；也是为了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束缚，巩固封建政权。正由于如此，光绪所“爱”的“国”，是封建的清政府。他援引改良派以自固，改良派也依靠光绪以自重，但他们的主张却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究竟把中国“变”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上有着严重分歧。那么，在剖析“百日维新”时，就不能不考虑光绪皇帝变法和改良派变法间的区别。

1898年6月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⑤。一开始就说：“窃近者外国交逼，内外臣工，讲求时变，多言变法，以图自保。然旧人多有恶为用夷变夏者，于是定旧开新之名起焉。”接着，批驳守旧不变的危害，说是“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6月8日，代徐致靖拟《请明定国是疏》⑥，“请特申乾断，明示从违，以一众心，而维时局”。康有为自己也上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请上告天祖，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6月17日，宋伯鲁又上《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⑦，认为“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宋伯鲁、徐致靖都是帝党，杨深秀也是改良派联络的“台谏”，他们都在这个时期次第上疏，折稿还经康有为代拟，可知“请定国是”的折稿，是帝党和改良派因“日言变法而众论不一”，从而经过策划，以正趋向的。康有为除早呈《日本变政考》和已经上疏“统筹全局”外，这时又专折呈请“变法定国是”，还代杨深秀等拟折稿，他起的作用是很显著的。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等的奏章，召集军机全堂，“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所谓“诏定国是”的内容是：(www.chuimin.cn)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⑧

上述“诏书”，应为翁同龢所拟，前文谈到，张謇在“诏定国是”前一天，已“见虞山所拟谕旨”，《翁同龢日记》也有记载：

（二十三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⑨

康有为为帝党代拟折稿，帝党首领“拟旨一道”，可知“诏定国是”是改良派和帝党结合，明定改革的。

上述“诏书”，指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不能“徒蹈宋、明积习”，而须及时变法。特别提到练兵和兴学，前者用以“强国”，后者资以“励才”。它正反映了甲午战后海陆军覆灭，急需重练；洋务派所办“新政”无效，急需“聘才”。

“诏书”指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与翁同龢应对时所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是一致的。他旨在“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说明要挽救瓜分危机，与洋务派的投降外交有别。

“诏书”指出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没有提到政治改革，这也反映帝党变法有其局限。

但是，这是以皇帝的名义“定国是”的诏书，它的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而此后“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⑩。

“诏定国是”是康有为1888年第一次上书以来，十年间不断上书请求的；是康有为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团结帝党，终于得到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的。变法的实现，康有为功不可没。

康有为传：百日维新及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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