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党与改良派：战时结合产物与共同目标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日战时，在和战问题斗争激烈时，改良派明确主战，投靠帝党。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党中一部分人逐渐倾向变法，改良派也寻求支持者。帝党要利用改良派的变法才能和勇气，改良派也想利用帝党的地位以扩张声势。帝党和改良派的明显结合产物是强学会，无论是北京、上海，强学会的成员中都有帝党。帝党为了自卫，只有联合改良派；改良派为了争取光绪，也只有依援帝党。

康有为的上书光绪皇帝，条陈《日本变政考》，引起光绪的注意，和翁同龢的推引有关。翁同龢是帝党的领袖，戊戌变法是在改良派和帝党结合推行改革的，于此，须将改良派和帝党的关系再做一简单的梳理。

帝党源自“清流”，“清流”的主要成员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当权派——官僚、文人、名士，是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中法战时，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等指斥时政，震动朝野，然而，随着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以“失败”谴斥，“清流”随之解体。

1887年，光绪“亲政”，一些官僚、文人、名士不满后党腐朽，以拥帝相标榜。其中有过去的“清流”，也有“清流”游移观望，主张“旧学为体”的。“清流”有升沉，人员有变迁，翁同龢竭力接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发展为帝党。

帝党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为外国侵略由于“内政不修”，他们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为“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也就成为帝党的中坚。

就在光绪“大婚”，册封瑾嫔、珍嫔那年，文廷式来京，文与盛昱、黄绍箕、王仁堪、王仁东等本有“清流”之号，又和瑾、珍二嫔的胞兄志锐和志钧相友善，早为翁同龢所注目。文廷式到京不久，帝党沈曾植、沈曾桐就专门招饮，同座有张謇、郑孝胥、叶昌炽等㊼。6月，吏部请考内阁中书，由徐桐、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主试，文廷式的考卷经汪鸣銮推荐，翁同龢也很赏识，说：“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中？”㊽徐桐并不同意，翁同龢力争，“持之良久乃定”㊾，取为内阁中书第一名，文廷式随即谒见翁同龢。次年，文廷式再度北上，偕同张謇往谒翁同龢㊿，中式恩科贡生，由户部引见，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光绪看到文廷式的试卷，说：“此人有名，作得好。”他知道文廷式“有名”，不是出于瑾、珍二嫔的推毂，就是由于翁同龢的介绍。文廷式授职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本衙门撰文，成为帝党的中坚。

张謇也是翁同龢早已注视的人物。19世纪70年代末，张謇还在吴长庆军中充当幕客时，翁同龢就加垂注。张謇科试时的江苏学政夏同善及其继任黄体芳，都是“清流”前辈。这样，张謇也想跻身“清流”，只是还未获得进入这个行列的社会身份。1885年，张謇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又结识了黄绍箕、沈曾植、盛昱、丁立钧等，这些人都是翁同龢、潘祖荫门下的“清流”名士，乡试发榜，张謇被录取为第二名。他在《自订年谱》中说：“九月十一日，听录中第二，潘、翁二师期许甚至。翁尚书先见余优贡试卷，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访余于庙，余一答谢。潘师命为乡试录其序，翁师命为后序。”翁同龢对张謇“期许甚至”。此后，翁同龢一直利用手头的录取权力，想把张謇录为进士，都未成功。直到1894年，张謇又参加会试。殿试时，收卷官黄思永等候张謇缴卷，即“送翁叔平相国阅定，盖知张为翁所极赏之门生也”。

翁以为“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竭力拔擢，张謇遂得“大魁天下”。“引见”时，翁同龢还对光绪说：“张謇，江苏名士，且孝子也。”目的使光绪留下印象。张謇因翁同龢的大力援引而取得“清流” 的社会地位，竭智尽忠地投入帝党怀抱，帝党也得到一位重要谋士。

翁同龢注目“清流”，宏揽名士，以至引用新进，汇成帝党，予晚清政治，频起波澜。

1894年，中日战争发生，翁同龢和帝党极力主战，并集矢对淮军统帅李鸿章进行攻击。战争失败，又反对割台。但帝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后党的斗争很是软弱，他们也竭力想引用新人，以扩张自己的实力。

帝党对康有为是早有了解的。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黄绍箕、沈曾植“实左右其事”。上书不达，沈曾植惋惜地劝康有为“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翁同龢也已心仪其人，加以垂青。

康有为等改良派对主张“整顿”、改革的帝党也争取团结。中日战时，在和战问题斗争激烈时，改良派明确主战，投靠帝党。梁启超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说：“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兄致电，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通州，即张謇；常熟，即翁同龢。他们想叫翁同龢劝说李鸿章抗战，设想很天真，但曾“托”过张謇，在主战这点上，有着与帝党联合的政治基础。

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党中一部分人逐渐倾向变法，改良派也寻求支持者。帝党要利用改良派的变法才能和勇气，改良派也想利用帝党的地位以扩张声势。这样，甲午战后，帝党和改良派就逐渐结合了。

帝党和改良派的明显结合产物是强学会，无论是北京、上海，强学会的成员中都有帝党。从北京强学会来说，帝党的主要成员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都名列其中，沈曾植且有“正董之名”。从上海强学会来说，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张謇等也是帝党，他们对强学会的成立起过作用，强学会被封禁，还力谋恢复。这在本书第五章中已有论述。

强学会的成立，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推动了各地设立学会和发行报刊，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也引发了后党的不满和反击。

康有为的上书，后党可以用“拒收”“斥退”来阻挠，帝党的活动又引起后党的不安，后党决定削弱帝党，摧毁改良派，从而在1895年12月3日，先把翁同龢的亲信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左侍郎长麟，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翁同龢虽“固请所言何事”，已来不及了。接着，又由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出面，劾奏强学会，迫使其解散。次年春，杨崇伊再次出面劾奏帝党的中坚、北京强学会的重要人物文廷式，以“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等罪名，迫使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后党准备借此机会“尽逐”帝党骨干，制造大狱。

后党对帝党的打击，反而加速了变法的步伐。帝党为了自卫，只有联合改良派；改良派为了争取光绪，也只有依援帝党。张謇在听了李鸿章“请见慈宁，折列五十七人，请禁勿用”的消息后，先后与沈瑜庆、郑孝胥等“纵谈周昌、贾谊、萧望之等以论常熟”，希望翁同龢尽力辅佐光绪，面对后党进攻。光绪在翁同龢的影响下，“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奕䜣默然不语，翁同龢“颇有敷对，谓从内政根本起”。所谓“内政根本”，就是变法改制。翁同龢深知要变法，就要联合改良派，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有“经世之才，谋国之方”，“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曾密荐康有为于光绪。1898年1月24日，光绪命王大臣延见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荣禄、李鸿章责询康有为时，翁同龢为之回护。第二天，把康有为的奏议转交光绪，于是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康有为等改良派更是创办报刊，大造舆论，集会“保国”，大造声势，维新运动进入高潮。

后党破坏保国会，奏请查封保川、保滇、保浙等会，帝党和改良派也不示弱，保国会未遭封禁。5月20日，奕诉病死，于是“事皆同龢主之”，加速了变法的步伐。康有为等改良派鼓动帝党请求光绪“诏定国是”，翁同龢部署变法具体设施。6月10日，张謇亲眼看到翁同龢“所拟变法谕旨”。帝党和改良派结合起来，争取了一个没有实际权柄的光绪皇帝，“诏定国是”了。

注　释：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209页。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三年”记：“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淮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则谓：“书上，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又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六《康有为构乱始末》言：给事中高燮曾上疏“密保”，为恭亲王奕诉谏止；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亦记：“德宗欲召见面询”，为奕诉所阻。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四十一岁”。政变后，康有为逃亡香港，对《中国邮报》记者也述及“第一次在总理衙门的谈话”，载《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0日，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3—504页。《翁文恭公日记》卷三十七则称：“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兵局、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狂甚”以下，疑为事后自行增饰。

⑤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见《政论集》，第213—216页。

⑥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谓原呈又称十二局为：“一，法律局；二，税计局；三，学校局；四，农商局；五，工务局；六，矿政局；七，铁路局；八，邮政局；九，造币局；十，游历局；十一，社会局；十二，武备局。”

⑦《字林西报》1898年10月7日，译文见《戊戌变法》（三），第505—508页。

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实情》，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78页。欧榘甲谓这时光绪“日日催人条陈，毅然变法。皇上并谓：旧法只可治前日之天下，不可治今日之天下。现议开制度局，专办改制之事；开民政局，仿下议院之意；开议政局，仿上议院之意；旋经刚子良尚书之议，改议政局为统筹局。工部又在京师开办各省学会，即以各省会馆为之” 云云。对变法有谤词的胡思敬则谓：“窥其隐谋，意在夺枢府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戊戌履霜录》卷三《应诏陈言记》，见《戊戌变法》（一），第385页。］可见此折对“诏定国是”既有关联，对新政颁行也具影响。

⑨《上清帝第七书》，见《戊戌奏稿补录》，系事后追辑。戊戌（1898）春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和同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湘报》第一〇四号都有案由：“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俄国由弱致强之故，恭呈御览，以资采鉴，呈请代奏事。”可见《第七书》与《俄彼得变政记》同呈。

⑩梁启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七日《致夏穗卿书》，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第481页。

⑪《京中士大夫开保国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七日。

⑫保国会开会三次，第一次会议记录有异，《康南海自编年谱》作“二十二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则作“二十七日”。查初会之日，康有为曾登台演讲，他的演说辞初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十、十一日，继刊同年五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五十八册，初刊题称《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演说辞》，知初会之期应为三月二十七日。又按《大公报》载有《京师保国会章程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五日《湘报》特予转录，《大公报》载：“刻据京友函致本报谓，三月二十七日，都下各衙门京官及各省之公车萃集二三百人，在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于是南海康长素登焉。”亦作“二十七日”。知梁启超所记为可信。

⑬康有为：《保国会章程》，见《政论集》，第233—235页。

⑭康有为：《保国会叙》，见《知新报》第八十五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一日出版。见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知新报》（影印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9页。

⑮《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二日。

⑯康有为：“胶旅割后，各国索地，吾与各省志士开会自保，末乃合全国士大夫开保国会，集者数千人。累被飞章，散会谢客，门可罗雀矣。”（《南海先生诗集》卷四《明夷阁诗集》）。

⑰孙灏：《驳保国会章程》，《觉迷要录》卷四。

⑱潘庆澜的劾责日期，《康南海自编年谱》作“四月初七日”，误。查梁启超于闰三月十五日《致夏曾佑书》云：“京中卧病，办保国会，昨十二日为潘庆澜所劾。今上神明，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遂尔留中。”（《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四年”）。《翁文恭公日记》本年闰三月十二日记：“潘庆澜封奏（自注：三片内，一参康有为保国会）存。”十三日记：“李盛铎封存奏立会流弊，未指各片。”（《翁文恭公日记》卷三十七）。知潘劾为“闰三月十二日”。又汪大燮时寓北京，四月十二日《致汪康年书》曰：“近有潘安涛劾之，请封其万木草堂，全台诸子亦幡然欲与康敌，幸其门‘大同学会’四字早刮去，否则牵连更甚也。”（《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又本年《国闻报》闰三月二十九日《书保国会题名记后》已言“御史潘庆澜劾之”事。知“四月初七日”实误。

⑲据《康南海自编年谱》，黄桂鋆的参劾，也是“洪嘉与为之云”。

⑳黄桂鋆：《禁止莠言折》，见《觉迷要录》卷一。《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七日记：“又折，总署收呈片即墨事。文悌，劾崧藩。黄桂鋆，保川、保汉、保浙等会，皆下第举人所为，请禁。”见《翁同龢日记》（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24—3125页。知上于“闰三月二十七日”。

㉑《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六日。

㉒《申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三十日《缕记保皇会逆迹》谓：“来者先后数百人。”《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九日《书保国会题名记后》谓：“至之日，上自京寮，以及公车应试之徒来会者凡数百人。”而《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四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则举186人。“数百人”之数，亦系泛举；而所列名录中，也有“逐队观光”的。

㉓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政变前纪》，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545页。又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谓：李系入会以窃取情报的，且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媚徐桐。

㉔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康有为构乱始末》，见《戊戌变法》（一），第374页。(www.chuimin.cn)

㉕李宣龚：《致丁在君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52页。

㉖同上。

㉗《续记保国会逆迹》，《申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三十日。

㉘汪大燮：《致汪康年》，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

㉙《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三日。

㉚《南海先生七上书记》，戊戌（1898）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

㉛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故宫本。

㉜《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见《戊戌变法》（四），第150页。

㉝同上。

㉞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一“按语”，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