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书籍概述及保国会活动详解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刚好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由康、李两人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保国会。可知保国会是为了“救亡”“保国” 而设。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保国会成立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成立。

“胶州事变”发生后，各地报刊抑扬舆论，极言时危。如《知新报》载有陈继俨《论德人据胶州湾》［第四十四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一日出版］，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第四十八册，同年三月初一日出版）；《湘报》《湘学报》都刊康有为《条陈胶州湾折》，文前且有谭嗣同按语，《湘报》又载《大局可危》（俄索旅、大）以至《汇录各报述胶事》等报道；《时务报》有汪康年的《论胶州被占事》；《国板报》也载有有关新闻和言论。这就更加激起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仇恨。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继强学之旧”。如由康有为及其同乡组织粤学会，由杨锐等发起蜀学会，由林旭等发起闽学会，由杨深秀等发起关学会。意在团结维新志士，在全国各个地方推行变法维新。这时会试期近，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等以为“自经割台巨创以后，我士大夫醉乐酣嬉，不识不知，三年于兹”。“乃及今岁胶、旅、大、威相继割弃”，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⑪刚好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由康、李两人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保国会。

4月17日（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开第一次会议⑫，到有官僚士大夫二一百人，康有为在会上演说，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人，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不能救”。可知保国会是为了“救亡”“保国” 而设。

在第一次集会时，议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今摘录于下⑬：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五、为保圣教之不失。

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七、为讲外交之故。

八、为仰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

十、凡来会者，激励愤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十一、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十二、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董事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

十三、常议员公议会中事。

十四、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

十五、董事管会中杂事，凡入会之事及文书、会计一切诸事。

十六、各分会每年于春秋二、八月将各地入会名籍寄总会。

十七、各地方会议员，随其他情形，置分理议员约七人。

十八、董事每月将会中所收捐款登报。

十九、各局将入会者姓名、籍贯、住址、职业随时登记，各分局同。

二十、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

二十一、入会者若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会众除名。(www.chuimin.cn)

二十二、如有意见不同，准其出会，惟不许假冒本会名滋事。

二十三、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

二十四、会期有大会、常会、临时会之分。

二十五、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庶自保其教。

二十六、捐助之款，写明姓名、爵里，交本会给发收条为据。本会将姓名、爵里、学业、寄寓按照联票号数汇编存记。联票，皆有总、值理及董事图章。

二十七、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所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

二十八、商董兼司账，须习知贸易书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选，必须考查确实，一秉至公。倘涉营私舞弊，照例责赔。经手之董事、会友，凡预有保荐之力者，亦须一律议罚。

二十九、本会用项，概由值、董核发。如有巨款在千数百金以上者，须齐集公议，方准开支。收有成数，择殷实商号存储，立折支取。如存数渐多，亦可议生利息。发票之期，按几日为限，由值、董眼同经理。

三十、总理、值理、董事均仗义创办，不议薪资。将来局款大盛，须专请人办理，始议薪水。惟撰报、管书、管器、司事、教习、游历、司帐，酌量给予薪水。

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

此后，又在崧云草堂、贵州会馆开过两次会。康有为有《保国会序》“榜于会所”，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忍回视其奴隶牛马哉？”只有“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励愤气以张之”，“奔走呼救”，“以保一大国”⑭。梁启超也在4月21日（闰三月初一日）演说保皇会开会大意，说明“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⑮，所谓“八表离披割痛伤，群贤保国走彷徨。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⑯。它是御侮救亡的团体，具有爱国意义。

保国会成立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成立。从它们成立到无形解散，一直遭到后党的诬蔑、破坏。

这时，守旧的吏部尚书洪嘉与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康有为，并替孙灏撰写一篇《驳保国会章程》，依照《章程》三十条逐节驳诘，言词粗俚，杂以詈骂，什么“地方大光棍”“厚聚党徒妄冀非分”“形同叛逆”“辩言乱政”“邪说诬民”“鬼蜮伎俩”“诳骗人财”等毁辱之声，充斥纸端。最后说什么“《保国会章程》来而保浙会之奏稿亦来”，如果“依其所说行之，浙必糜烂，我等浙人，岂可坐视桑梓遭其剥削”。说什么“外衅迭至，犹未可危，内患交乘，若辈为巨，尽变成法以从海西，是谓客强而非自强”⑰，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反面文章。

5月2日（闰三月十二日），御史潘庆澜又上疏弹劾⑱，说是康有为“聚众不道”，顽固派主角之一刚毅准备查禁了，据说因为光绪皇帝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又查禁耶？”才把这事搁置下来。

5月17日（闰三月二十七日），后党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⑲，说是“皆由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冀博准办之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说是“天下古今，权操于上则治，权分于下则乱”，如今“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如果各省自保，那将“从此分裂”，要求严禁⑳。这些守旧分子群起攻击改良派，并组织所谓“非保国会”，与保国会对立。

短短的一个月中，保国会连遭劾奏，但它终未被封禁，论者每每溢美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更赞誉“圣主”“盛德”，说光绪“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不以白太后，乃得免，否则党狱先起矣”。事实上，保国会频遭参劾，会务无形解散，还是被后党破坏，至于它在参劾时未遭严办，也并不全如康、梁所言，出于光绪袒护。光绪是封建皇帝，要他真正开放民权，真正有民主思想，是不可能的。他即使有“会能保国，岂不大善” 这样护持的话，也只是由于保国会“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㉑。《保国会章程》第二条明明记载“遵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那么，保国会是拥护光绪皇帝的政治团体。再则，瓜分大祸的造成，在改良派看来，都是“顽固守旧所致”，而主其事者，实为后党。所谓“激励愤发，刻念国耻”，无形是反对后党。“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或许缘由在此，所以没有明谕申禁。

保国会遭劾而未封，形存而实散，但它的规模较强学会为大，宗旨较强学会为显，并且厘定章程、会议例则等，略具政党规模，它又组织在瓜分祸急、民族危亡之时，要求保国保种，“合群结社”，“一举而十八行省之人心皆兴起矣”，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愿望，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活动，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又团结了一批地主、官僚以及知识分子，康有为说：“集者数千人”，未免过夸，但集会三次，到会人数远超过强学会。㉒后来列为“四卿”、参赞新政的林旭、刘光第、杨锐就都是保国会会员，它是“合”了一些“群”的。保国会组设不到两个月，光绪皇帝就“诏定国是”，那么，它对戊戌变法的实施，也曾起了作用。

然而，保国会却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弱点。

保国会以保国、保民、保教相标榜，它在《章程》中首列“遵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揭举“保”帝，而思“维持振救之”，说明它所“保”的国，还是以光绪为首的大清帝国，只是要求在不根本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良。尽管康有为等鼓吹“民权”，说什么保国会“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但“民权”，实际是“绅权”，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之权，不是真正民权。至于“保教”，则“保”的是孔教，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不过经过改良派装饰，涂上一层资本主义的色彩。保国会标出的宗旨只能是“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旧有基础的变更”。

保国会虽然“合”了一些“群”，而纠合的大都是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的也具有资产阶级倾向，但妥协动摇，彷徨瞻顾。这里试就几个人物略加剖析：李盛铎，同是保国会发起人之一，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㉓。等到听到潘庆澜“欲参倡会诸人，乃捡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㉔。李宣龚自称，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㉕，杨锐列名会籍，“偏当众假寐”㉖。乔树柟听到《国闻报》登载《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写信责询梁启超：“《国闻报》中列有保国会题名，贤师弟实司其事，贱名与焉，鄙人大惑不解”。说是“把臂入林”，“诬及鄙人”，“贤师弟本未声明保国会之名，而滥列多名，乘机作乱，居心狡诈，行同诳骗”㉗，愤愤不平，溢于言表。

即使是参与强学会，和梁启超在康有为创刊的《中外纪闻》共事过的汪大燮，身在京师，对保国会也不从挽救危亡的大局考虑，而从门户之见出发，坐视其败，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

康保国会开讲数次，兄皆未到。彼出知单，必有兄名，而知单从未至兄门，其奇如此！同人有赴者，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谓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今御史有劾保国会者，而《国闻报》将所有赴会听讲之人姓名、籍贯尽刻之。兄指其用心有二端，非刻论也：一则借众人以自保，此浅说也；一则甚愿兴衣冠大狱，狱兴则人心去。又此辈率多豪杰，借国家以除之。（自注：“既杀人，又可以罪国家。”）其有不尽者，则归彼矣。彼无成事之才，彼固不自量也。然其意中界限极分明，其门墙中之私党为一类，其平日来往知名之人，是面子之党为一类。（自注：“叫人替他出官，可谓之官党。”）官党为之前驱，若能多死数人，便有生法，此深说也。此种人不必显与为难，亦何可为其所愚。㉘

汪大燮、张元济都和康、梁共事过，在维新运动中也做过一些事业，还不免背后讪议，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始终团结在一起，无怪秋天政变发生，“春间入会诸人，无不人心惶恐”，以为“大祸将临”㉙。企图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许可下进行改革，以达到“保”的目的的政治运动，毕竟是“软弱”的。

康有为传书籍概述及保国会活动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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