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则于9月25日由塘沽乘轮逃亡日本。康有为抵日后,他们共同计划“勤王求救”。康有为自1898年10月25日“入神户”,而次年4月3日由横滨东渡,滞留日本共5个月10天。在此时期,刊布“密诏”,发出《奉诏求救文》。康有为为了扶植光绪复辟,不惜把“密诏”改窜,表示“奉诏求救”。“帝后之争”,光绪无权,康有为是早向日本透露的。......
2023-11-03
甲午战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讲求新学,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带有群众性的运动。
1897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日益加紧,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维新变法运动也就随之高涨。
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军舰强占胶州湾。次年,清政府被迫订立条约,承认:一、德国租胶州湾为军港,“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德国于所租之地应盖炮台等事,以保地栈各项,护卫澳口”;二、德国在山东建筑铁路两条,一条是胶济路,一条由胶澳经沂州至济南,未动工;三、铁路附近三十里内开矿权。
帝俄借口德占胶州湾,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1898年3月,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清政府承认旅顺为俄军港,大连为俄商港,租期25年,中东铁路造支路一条,通旅顺、大连。
法国借口俄租旅顺、大连,强租广州湾为军港,期限99年,并要求修筑越南至昆明铁路,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人充当。
英国强租威海卫为军港,期限25年,又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大鹏、深圳二湾,期限99年。
美国攫取了粤汉铁路。
帝国主义列强从各侵略基地出发,互认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一部分属英,福建属日。又各争夺铁路建筑权,瓜分形势已经造成,而帝国主义者仍不满足已有的势力范围,利害冲突愈益加剧。
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瓜分的实现,就在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不久,康有为赶赴北京,于1898年1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开头说了一番国际形势和目前中国处境的危险,随后提出三点具体计划:一、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并向光绪皇帝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图强,“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
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正式提出了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说:“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教;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
这个奏章,被工部尚书淞溎中途捺住了,没有被及时递上②,另由给事中高燮曾抗疏荐之,并请光绪皇帝召见。恭亲王奕䜣进谏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③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光绪皇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他的《上清帝第五书》这时才能上达。
这天,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出席问话的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荣禄首先开口,他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用以治理祖宗的土地的,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卫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像这个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所有。根据当前的时势,制订适宜的新法,也是不得已的。”
廖寿恒问:“变法从何处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变法律制度开始。”
李鸿章质问:“难道六部可以裁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吗?”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斟酌情形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
翁同龢生怕辩驳激烈,转开话题,问:“变法需要的款项从何筹措?” 康有为答:“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都有成效。以中国之大,只要改变制度,税收将比现在增加十倍。”接着,康有为详谈了他所设想的具体方案,并说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最易仿摹。自己编有《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④(www.chuimin.cn)
第二天,翁同龢把延见康有为的情况告诉光绪皇帝,并加保荐。光绪又要召见康有为,奕诉再次拦阻,说是可叫他提出书面意见,如果确有可行办法,再行召见不迟。光绪命令康有为把所有建议书面递呈,并要他把《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送上去。
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吁请光绪皇帝决行变法,在这篇奏折中,他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命运,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
他说要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此为依据,他请求光绪皇帝尽快做好三件事⑤:
一、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
二、在午门设立“上书所”,派御史二人监收,准许人民上书,不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
三、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下设法律、度支、学校以及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十二局⑥。
第一条是企图依靠皇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第二条是要使维新派参与政权,第三条是要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改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
此外,他又提出应在每道设一民政局,选才督办,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他认为,这样可以“内外并举”,新政有效。
至于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变通科举,创造纸币,收印花税等办法,在这次上书中,也都提到了。
《统筹全局折》,可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点,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统筹全局折》提到“取鉴于日本之维新”,《日本变政考》疑呈于同时。据说,光绪皇帝看了这个奏折,“非常满意”⑦,“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⑧。
不久(正月),康有为进呈《俄彼得变政记》,主张效法俄国,进行变法,上了第七次书⑨,略谓:“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
第六、第七次上书,康有为力言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大彼得变法,请求借鉴俄、日,颁行新政,并“统筹全局”,递呈译著。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康有为等的积极活动中,政治改革空气日趋浓郁,终于促使了“诏定国是”的实现。梁启超说:
新政来源,真可谓会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遂于前月二十日,有催总署议复先生条陈制度局之议。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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