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被封禁及内部矛盾揭示

北京强学会在“游宴小集”，筹资结会时，拟定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陈炽、沈曾植兄弟、文廷式都是帝党的中坚，翁同龢的门人在甲午战后都主张“清议”，反对李鸿章，可知强学会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团体。梁启超说是：“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

由于他们想从后党手中夺取权力，便把一些和后党有矛盾、攻击过李鸿章的以至投机官僚也加以拉拢，这更加深了内部成员的复杂性。

强学会参加成员的复杂，促使了内部矛盾的深化；组织初期，表现为“互相争长”，各不相下；后党反击，表现为彷徨瞻顾，“人心已涣”；等到官书局“兴复”，又是“稍稍营求”，“趋之若膻”。这些，我已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赘言了。

后党对强学会自然不满。李鸿章起初“以三千金入股”，为帝党陈炽“屏之”，“已含怒矣”。这时，李奉命出国，“将行有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怂恿他的亲戚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十二月初六日）上疏弹劾，说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抄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人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强学会终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停办。

于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北京强学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在被封禁时的表现。

强学会筹议之初，原定“总董”四人（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都是帝党。等到李鸿藻的亲信张孝谦和张之洞所赏识的丁立钧加入，就以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张孝谦“作事无甚经纬”，又自恃有李鸿藻支持，“意见重，气焰大”，“群恐因此坏事”。内部矛盾也随之激化。杨崇伊劾奏事起，当天中午，张孝谦从军机处得到消息，仓皇来会，“嘱速迁”。“顷刻闲人满院”。沈曾植还想“图复”，而“各人皆畏”；褚成博、张仲炘唯恐牵累，匿迹不出；丁立钧“泣下”，“欲将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张孝谦要“往合肥献好”，熊余波“欲叩杨门求见”；“余人纷纷匿遁”。1月23日（十二月初九日），“北城出示拿人，而人心于是逾畏”，丁立钧大呼“人心已涣，事无可为”，急得“出涕”“垂泪”。

改良派和帝党仍图恢复，梁启超看到“与会各人纷纷匿遁”，和汪大燮“相号于人曰：‘若属不言，听此澌灭，吾二人具呈，将悉言诸君所为，诸君不得阻我也。’于是诸人之甚”。只是加深了各色官僚的嫉视，使改良派更形孤立。

这时，李鸿藻刚好“赴陵差未回”，翁同龢听到查禁强学会，竟“嘿不一言”，“见人推之两邸”。等到1月29日（十二月十五日）李鸿藻回京，张孝谦“为之力陈于高阳（李鸿藻）”，刚好陈其璋上书请普开学堂，文廷式“请编洋务书”，御史胡孚宸又上《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李鸿藻乘机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使之“维系一线”。

张孝谦的“力陈”，李鸿藻的“维系”，又是各怀鬼胎。李鸿藻“欲仿八旗官学，请派官学大臣，意且在己”，也就是想使强学会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官僚贵族子弟讲习之所，从而改变它的性质；张孝谦“则欲悉照官学办理，己可为提调，指挥如意，可以尽摒异己”。等到官书局成立，由孙家鼐管理。孙家鼐看到风色不对，转过来向后党妥协，反噬改良派，在他上的《官书局奏定章程疏》所拟开办章程，写了藏书楼、刊书籍、备仪器、广教肄、筹经费、分职掌、刊音信七项，恰恰删去了强学会“最先着手之事”的“刊布报纸”一项。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不准挟嫌妄议，不准“渎乱宸听”，使之“渐讳时政”。在组织上，把官书局分为四门：一曰学务；二曰选书，文廷式、杨锐负责；三曰局务，管银钱，张孝谦、熊余波负责；四曰报务，沈曾桐、汪大燮负责。除保存了几个帝党外，其余都是李鸿藻系、张之洞系的人物，报务中连梁启超也被排斥了。过去听到“封禁”而隐匿遁迹的，又一个个出来露面：褚成博、张仲炘插足局中，其余官僚也“稍稍出”，“稍出则稍稍营求”，“皆以此局为升官发财之快捷，趋之若膻，而明者反置于闲，或引去，或屏迹于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至是已完全违失了它的原来意图。

强学会发始于改良派，而得到帝党的支持。改良派援帝党以自重，帝党也拉改良派以自固。帝党利用改良派反对后党的勇气及其变法才能，改良派也想利用帝党的地位作为进身之阶。在强学会组织和成立过程中，改良派和帝党经常“聚议”，联结一起。

但是，这些帝党，或闲处散秩，或未秉实政，从而又想吸引一些另有奥援的官僚，从而又引进李鸿藻系以至地方官僚和掌握军柄的，这样，加深了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他们的活动，也只局限在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中间，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松散联盟，很容易被大官僚利用作为政争的工具，而削弱了它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促进作用。强学会被封禁，也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上海强学会是怎样为张之洞操纵的？

北京强学会被劾奏，消息传来，张之洞立即嘱咐幕僚致电上海各报馆：“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也于第三号停刊。

在张之洞授意下的上述电文中，首称：“自强学会会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刊。”那么，《章程》是否真的“未经同人商议”？不是，它是和张之洞幕僚商议过的，《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记：“与黄仲弢、梁星海议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可知他和黄绍箕、梁鼎芬商量过。《章程》后的列名，也应征询过本人，梁鼎芬的电邀张謇列名，即其一证。且电文中明言：“南皮主之，刊布公启。”说明梁鼎芬是看到《章程》的。《上海强学会序》署张之洞名，更应征得张的同意，且此序先登《申报》，早于《强学报》注销近一个月，张之洞也不会不知道。查《申报》刊登张之洞署名的《序》，是在12月4日（十月十八日），是康有为、梁鼎芬等在上海设会时刊出的。上引《自编年谱》所谓张之洞“电来嘱勿办”，也应在康有为离沪返粤以前。问题是，1896年1月12日《强学报》的创刊，不仅把张之洞署名的《上海强学会序》再度刊布，把《上海强学会章程》公开登出，而且以孔子纪年和载录“廷寄”及《孔子纪年说》等论说，这就引起“江宁震动”，“处处掣肘”。这点，准备在后面“新旧斗争”关涉“孔子改制”的争论时再行剖析。

或者说，张之洞和康有为“论学不合”，为什么他的幕僚还参议章程呢？我以为：首先，前面说过，张之洞要利用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变法才能及其勇气，在上海设立一个有利于自己获取声誉的政治团体，从而表示支持；其次，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是“频劝勿言此学”的，他始终“不信”，也未妥协，因而预派汪康年主沪，准备康有为赴粤后，上海强学会即可“入我囊中”。殊不知康有为却以孔子改制为其变法的理论张本，且电召门人赶到上海办理《强学报》，这就引起张的“背盟”。

或者说，《上海强学会章程》和汪康年在鄂主草的《中国公会章程》不同，前者梁鼎芬等人曾参议，而梁鼎芬等的思想倾向却又是后者，这将做何解释？我以为，梁鼎芬等参议《上海强学会章程》时，不可避免地和康有为有过争论，但他们在上海住了21天就回南京，亦即12月上半月（十月下旬）即已离沪，而《强学报》的创刊，则在次年1月12日，这时徐勤、何树龄已来沪，汪康年尚留鄂。在此期间，改良派公布《章程》前，是会有所润饰的，也很有可能是康有为最后定稿留交徐、何的。另一方面，梁鼎芬等来沪的目的是办会，想的是把会办好，让汪康年来“主沪”，想不到他们返宁以后，《强学报》把《章程》刊出，且以“孔子纪年”，使他们感到“强学会被康长素糟坏”。

于此，可将吴樵《致汪康年书》引列说明：

昨（十月十五日）得公书，大有兴云之意，此最佳也。然吾鄂同志，诚有上下床之别。私心窃喜，甚愿早有成局。此间诸人，无可与有为，殊负吾辈在鄂盛心也。……康圣人能力甚大，人亦抗爽，在京为人所挤而出，鄂人建会，务与之联络为要。京中意见各不相沾，沪上办法毫无经纬，其为飘风坠绪，转瞬即见。鄂中诸贤，实心任事，虚衷共济，所最悉也。其所造必在此三处之上。第造端不可太宏，亦不可太泛，想公已筹之审矣。公其勇猛精进为之，与京、沪不即不离为善，不必望其助我也。环视各处之会，惟鄂中气象甚好，非自夸也。此扼要之言，亦实在情形也。

汪立元《致汪康年书》亦云：

尊订《公会章程》与《沪上强学会章程》互有不同，元等之意，似宜与康长素先生商酌尽善，合并为一，著为定章，以昭划一。缘现在风气未开，游移者众。若见公等主持之人意见参差，章程歧出，势必迟回瞻顾，无所适从，则筹捐一节，更恐有呼无应。

见其“飘风坠绪”，示意汪康年“与京、沪不即不离”，而对汪康年的“大有兴云之意”，则寄厚望。汪立元也看到两份章程“互有不合”，建议“合并为一”。因此，两份《章程》的不合，当时就有人看出梁鼎芬等参议时还和康有为有不同意见，而《上海强学会章程》的刊出，却又经过改良派之手，《强学报》且以孔子纪年，则非梁鼎芬等始料所及。

张之洞本来想设立学会以捞取政治资本，他的电阻“此报不刊，此会不办”，是不允许改良派以“孔子纪年”，不允许改良派把学会纳入维新轨道，并不是不要设会。从而，促使强学会余款“移交”给汪康年，使之在原有基础上办报。此后，《时务报》的在沪创刊，以及报馆主理汪康年和主笔梁启超的争论，也是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和张之洞系的又一次争论，虽有写作才能的改良派，终于难敌手握实权的地方督抚，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康有为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在当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我以为强学会虽成立不久就被封禁，《强学报》也仅仅刊印三号，但它对维新运动的掀起，却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帝党和改良派的明显结合，为变法的实现准备了条件。

《马关条约》签订，“各直省莫不发愤”，“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士气愤涌”，“遍传都下”。

帝党对康有为早有了解，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帝党黄绍箕、沈曾植“实左右其事”；上书不达，沈曾植惋惜地劝康有为“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翁同龢也已心仪其人，加以垂青。

改良派对主张“整顿”的帝党也要争取团结。中日战争和战问题斗争激烈之时，改良派明确主战，投靠帝党。由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帝党中一部分逐渐倾向变法，改良派也寻求支持者。帝党要利用改良派的才能和勇气，改良派也是利用帝党的地位以扩张声势。这样，甲午战后，帝党和改良派逐渐结合，它的明显结合，则是强学会。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强学会的成员中都有帝党，这就为变法的实现准备了条件。

其次，促使全国各地学会的成立和报刊的盛行，推动了变法的实现。

强学会虽成立不久即遭封禁，但当时“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既有讲求变法“强学”的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关于戊戌变法时期的学会情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起原》附《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二十一省新政表》中都列简表，但失之过略，连发起人姓名和设会情况都未述及。晚近专章论及学会的，有台湾张玉法教授《清季的立宪团体》、日本深泽秀男教授《戊戌变法运动史》上册，我除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附录中列表外，写了《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一书。今简列如下（见表5-6）：

表5-6　戊戌时期的主要学会和报刊

续表

续表

由上可知，自康有为在北京、上海设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后，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福建、贵州以至澳门、香港，还有华侨聚居的日本、新加坡都纷纷组会办报，既有政党雏形的学会，也有呼吁救亡、昌言改革的报刊；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还有文摘性的，真是“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

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又是互为依存的，康有为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为了“广联人才，开通风气”而组织学会；设会之初，又“先以报事为主”。他们以学会团结士子，以报刊抑扬舆论，有的学会自办报刊，如上海务农学会办《农学报》、新学会办《新学报》、算学会办《算学报》、译书公会办《译书公会报》、蒙学会办《蒙学报》，广西圣学会办《广仁报》等等；有的报刊，更刊登学会活动情况和讲演记录，如南学会讲义，就先后在《湘报》刊布。康有为等改良派在甲午战后创办报刊以启迪民智，抑扬舆论，组织学会以团结“士群”，联络人才。以学会为“兴绅权”之“起点”，以报刊为“去废疾”的“喉舌”，且利用报刊宣传设立学会的必要，依靠学会以办理、销行报刊。学会与报刊既有密切的联系，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也以此两者为首要任务。从而团结“士子”，推动了维新运动。

应该指出的是，康有为不但是甲午战后组织学会、办理报刊的创议者，并且亲自在北京、上海组织学会和办理报刊；不但躬体力行，并且教导门人办会办报。凡是维新运动盛行的地区，都和康有为有关。例如：上海《时务报》的“销行至万余份”，得力于康有为的门人梁启超。梁启超自称所学出自康氏，即使遭到张之洞系统攻击时，他还是说：“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所延教师主要是康门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均任教习。南学会开讲以后，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也曾宣扬，以为“孔子立教，本原后世”，在湖南起了很大影响。可知，凡是维新运动进展迅速的地区，都和康有为及其门人的宣传、活动有关。

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加速维新运动的进展，而它都与康有为有关。康有为不愧为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

注　释：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见汤仁泽编《戊戌变法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②《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代张之洞作，见《强学报》第一号，又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9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3页。

④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乙未石印本。

⑤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刊本。

⑥谭嗣同：《壮飞楼治学十篇》，见汤仁泽编：《戊戌变法史·谭嗣同卷》，第330页。

⑦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见《戊戌政变记》卷二《湖南广东情况》，又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619页。

⑧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见《时务报》第一号，又见《政论集》，第166页。

⑨载《时务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日出版，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107页。

⑩见《中西教会报》第十四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出版。

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二十一年”，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25页。

⑫《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134页。

⑬《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说：“去年京师设立强学会于城南之孙公园，为诸京官讲求时务之地，已而改为强学书局，已购置书器，开刷报章，旋于十二月间由御史杨崇伊奏请封禁。”见《时务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日出版。《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一亦作“后孙公园”。

⑭两函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下简称《梁谱》。

⑮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4—718页。

⑯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作《中外公报》，系追忆或记录之误，见《梁任公公牍》。苏特尔《李提摩太传》译文亦作《中外公报》，或译者参据梁氏所述，见《戊戌变法》（四），第231页。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谓“那时办了一个《强学报》”，也系回忆或记录之误，见《新建设》一卷三期。

⑰《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十一日。

⑱《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十五日。

⑲《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十九日。

⑳《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初三日。

㉑初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八日《申报》，继载《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十五日，继载《强学报》第一号，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见《政论集》，第169页。

㉒见《中东战事本末》卷八，此文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

㉓《天南新报》另有“吴鲁、志钧、汪康年、汤寿潜、乔牟荫、李盛铎、陈三立、容闳、寿富、蔡希邠、胡孚宸、黄遵宪等名”，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十六日《逐臣踪迹记》引。《陈炽传》有江标、陈三立、文廷式、熊亦奇等人，见《赵柏岩集·柏岩文存》卷三。

㉔蔡尔康所称洪良品等六人，除梁启勋《梁启超补充资料》谓梁与曾广钧相识，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初三日《致夏曾佑书》称：“以重伯（曾广钧）之才，惜嗜欲太多，讲求太少，其言论有极深玄处，亦有极可笑处。”（《梁谱》“光绪二十一年”）没有说到曾广钧参与会务，其中五人更乏旁证，至《天南新报》所增，胡孚宸仅在强学会封禁后呈请解禁，本人未列会籍。寿富，则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言：“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其后君复有知耻学会之设。”只说寿富“翩然相过”。后来开设知耻学会，未能确证是强学会人物。蔡希邠为广西臬司，1897年春，帮助康有为在桂林设立圣学会，见《知新报》第十八册《圣学开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十六日出版，《中外日报》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十六日转录《天南新报》的，则蔡希邠之名应为圣学会之传讹。《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中藏有汤寿潜函札，没有说到加入强学会。容闳则据其自述，这年初夏抵沪，旋居刘坤一属下任交涉使者三个月，次年仍游沪上，但言“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一国家银行”，没有参加强学会；至于《西学东渐记》末后所称“中国强学会”，则为政变后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的“国会”。乔牟荫疑为乔茂萱（树楠）之误，蔡尔康以为是赞助上海强学会者。吴鲁则更无明文可证。

㉕见拙撰《北京强学会人物》，《戊戌变法人物传稿》附录三；后又增订，见拙撰《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0—55页。

㉖麦孟华，各书不载，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改革起源》称：“于是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与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三千份。”《万国公报》为强学会组设前汲取“舆论”之报，麦任撰述，应知会事。《康南海自编年谱》亦言，“议开书藏于琉璃厂，乃择地购书，先嘱孺博出上海办焉”。故补其名。

㉗“提调”，见《康南海自编年谱》；“正董”，见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二十四日，又十月三日书即称为“总董”，见《手札》。

㉘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三日函则称为“总董”。

㉙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二十四日。

㉚同上。

㉛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二十四日谓原为“总董”，实为“稍集有资”后，“相继入”，并“为政”者，见吴樵：《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日，见《手札》。

㉜同注㉘。

㉝吴樵：《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一日，谓为“京会之发始”者。(www.chuimin.cn)

㉞同注㉘。

㉟同上书，又《赵柏岩集·柏岩文存》有熊亦奇，未知是否此人，《知新报》第七册则谓系编修。

㊱同上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初四日日记。

㊲杨楷：《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腊月二十七日。

㊳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腊月二十七日；吴樵：《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一日。

㊴同上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初四日日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又移入“议劾”之列。

㊵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腊月二十七日。

㊶吴樵：《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二日谓北京强学会诸人，于沪上交涉为郑陶斋。

㊷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见《戊戌变法史·谭嗣同卷》，第382页。

㊸同注②。

㊹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见《政论集》，第172页。

㊺《上海强学会章程》，见《政论集》，第173页。

㊻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见《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四，第1—13页。

㊼《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谓强学会经费，“香帅有五千金”；蔡尔康《上海强学会序后按语》也说：“南皮尚书特拨五千金以济公用”，见《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46—47页。

㊽严复：《论中国分党》，见《国闻报汇编》卷上，第51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竞化书局排印本。

㊾《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1900年，康有为《与张之洞书》又追述其事，谓“昔者薄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欢，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抄件。

㊿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一《强学会收支清单》（下简称《清单》）：“收张香帅来银七百两”，“收张香帅来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九元六角四分”，其余为邹凌瀚五百两、陆春江二百两、黄遵宪一百两等。

康有为：《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三十日，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4页。

《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十月十日记：“得梁星海约兴强学会电”。下附原电：“初十下午九点钟，宁局电张状元。现与中弢、长素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鼎芬。蒸电。”星海，梁鼎芬；中弢，黄绍箕。知梁、黄当时同来上海。又此电由上海发出，知夏历十月初康有为等抵沪，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居宁“二十余日”相符。又查《申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一日《强学会收支清单》“支泰安栈租八位一百六十八天，由宁来沪开局，共洋五十一元九角七分”，知来沪共8人，住21天。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又《强学报》第一号刊头右栏，标明“上海强学会书局”。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也说：“康先生在上海办强学会，张南皮师首捐一千五百两为开办经费。沪上诸当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开办。” 见《知新报》第六十六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一日出版；又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462页。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见《强学报》第一号；又见《政论集》，第166页。

《申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一日《强学会收支清单》有“支主笔何易一、徐君勉，另跟人由公司船来沪川资五十元”；又支“何、徐每月修金四十元”；末称：“所有余款数目、单据及自置书籍、木器物件，均去年腊廿五日，皆点交汪进士穰卿收存。”知徐、何到沪在“腊廿五日”以前。上有“每月修金”，则徐、何在上海强学会任职应在“腊廿五日”一月以上。再查《强学报》创于“十一月廿八日”，这时徐、何已经来沪，而稿件、排式，则康有为离沪前已有安排，至汪康年则在夏历十二月始到沪。

《强学报》第一号，见顾廷龙、方行、汤志钧编：《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6页。

《强学报》第二号，同上书，第17—18页。

《强学报》第一号。

同上，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二十八日。

《强学报》第二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初三日。

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也说：“当时，康先生以母寿之故，不能久驻上海，因致穰卿一函两电，嘱其来沪接办。时穰卿犹在湖北就馆也。既而穰卿到沪，而京师强学会为言者中止，沪会亦因停办。”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462页。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1页。

《中东战纪本末》卷八。

《上海强学会人物》，见拙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4—722页。

《申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一日《清单》：“又主笔龙积之，乃董事经筱珊电邀，主笔未全。”那么《强学报》停刊时，龙泽厚尚未到沪，但《强学报》既列其名，且有邀为主笔之约，故系于此。

吴德潇，《强学报》《按语》均无其名，但《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藏有吴德潇《致汪康年书》，提到康有为自江宁来，德潇偕黄遵宪前往晤谈，言及兴办上海强学会事，那么，德潇是预闻上海强学会开办的，只以不久即遄津赴京，故未列名。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吴季清大令德潇，与公度、穰卿、启超皆至交，又与启超同寓京师，故《时务报》开办一切事，无不共之。”知德潇父子备悉上海强学会始末，且曾参加谋议。

《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藏有吴樵手札多通，历志北京强学会始末，并抒述对上海强学会的意见，应该预闻会务。

章炳麟，《强学报》《按语》均无其名，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称：“乙未，康先生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元入会。”见《制言》第二十五期。《时务报》创刊，章亦一度任撰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九岁”记：“祖诒后更名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赞助，余亦赠币焉。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集资，就上海作《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则章亦加入上海强学会。

邹凌瀚捐款之多，仅次于张之洞、黄遵宪，但他对设会、办报宗旨，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并不相同，邹凌瀚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八日《致汪康年书》称：“忆在沪时，与兄言康某必败，今果如所料，然亦不想如此之速也。弟初以议论宗旨不同，洁身而归江西，甫及两载，康即倾覆。前者告兄，以京师众怒必杀康某，斯语兄当忆之。”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823—2824页。

《申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一日《强学会收支清单》内有“收陆春江观察来银二百两，申洋二百八十五之三角八分”。

《清单》内有“收朱阆稚翁来银一百两，申洋一百三十二元五角”。

《清单》内有“收孙玉仙翁来银十两，申洋十三元一角”。

《清单》末称：“又主笔龙积之，乃董事经筱珊电邀，主笔未全，译文仅译三纸。”查经筱珊为经莲珊之误，据经自述：“迨乙未岁，制府署两江，则康主事兴强学会，电委仆为董事”。（《居易初集》卷二）可见其任强学会董事，系张之洞电邀。但经以“病甚，旋即禀退”。（同上）建议“宜速招汪穰卿来沪夹辅”，再请郑观应等“劻襄”〔《复康主政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同上书〕。又，经元善与龙泽厚相识，龙且拟介绍梁启超来沪帮助经元善办理经正书院，《申报》谓“电邀”龙泽厚来沪，知经亦与会务有关。

《清单》内有“账房杨葵园，修金五十元”。

《清单》内有“书写杨子勤，修金十五元”。

《清单》内有“翻译马善子，修金四十元”。又称“译人仅译五纸”。

经元善：《复南海康主政书》，见《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手札》，常州博物馆藏。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词》，《梁任公书牍》卷上，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五集），第51页。

见拙撰：《汪穰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两文收入《康有为和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

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录自《手札》，《书札》似缺。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一。

汪大燮：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三日《致汪康年、诒年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17页。

同上。

吴樵：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书》，同上书，第472页。

汪大燮：光绪二十一年（1895）腊月二十七日《致汪康年、诒年书》，录自《手札》，《书札》似缺。

同上书，第721—722页。

同上书，第722页。

孙家鼐：《官书局奏定章程疏》，见《万国公报》第九十二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出版。

同注，第472—473页。

同上书，第473页。

张佩纶谓序文托诸张之洞，“犹刘歆之托周公”，可知时人也颇知悉，见《涧于集》书牍卷六。

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十二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61页，《手札》录自原件，与《书札》稍异。

此书无月日，应发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后，同上书，第1020页。

《上海强学会章程》明确指出“本会专为自强而设”，《中国公会章程》则“讲求实用”；《上海强学会章程》表达了学习西方的愿望，《中国公会章程》则似是研究“贫弱”的学术性团体；而最主要的则在“孔子改制”。见《戊戌变法史》，第151—153页。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30页。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同上书，第121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起原》后附，见日本铅印本，中华书局本。

同上。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二十八种，1985年2月再版本。

日本四国学院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发行，1978年4月出版。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12月出版。

1898年保国会成立时各学会未列入。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起原》后附，见日本铅印本。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33页。

梁启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一日《致汪康年书》，手迹，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