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结集于《康有为传》

北京强学会规模初具，康有为即于10月17日出京，经天津到南京，企图说服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

康有为之所以要在上海成立强学会，是有其理由的。

首先，上海自鸦片战争开埠以后，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中心，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康有为曾于1882年经过上海，亲眼看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租界上的街市繁荣，使他“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他又看到上海的出版物很多，其中有不少翻译本西书，于是“大购”“讲求”，走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他自称：

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㊸

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昔在京师，既与诸君子开会，以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然未足合天下之才，海内耆贤通学，捧手推襟，欲推广京师之会，择合群之地而益宏厥规，则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乃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焉。㊹

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㊺

他以上海为“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是“合群”和讲求自强的重要地区；组织上海强学会“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可以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

其次，甲午战时，张之洞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上海是他的辖地，马关签约，张之洞上疏阻和议。变法议起，张之洞请求改“积弊”。他还于6、7月间（闰五月）吁请“修养储才，急图补救”㊻。并于北京强学会筹组时，捐助五千金。㊼对这样掌握实际权柄，又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㊽的地方督抚，康有为当然重视，于是“南赴江宁”，进行“游说”。

康有为是在11月1日（九月十五日）到南京的，住了20多天，和张之洞“隔日一谈”，张“颇以自任”，但“不信孔子改制”㊾。张之洞的“自任”，是想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才能以扩张自己的声势，所以拨发经费，表示支持，除给北京强学会5000金外，又拨款1500两兴办上海强学会，成为当时捐款最多的一个。《上海强学会序》还由他署名，真像“颇以自任”的“维新”大员。张之洞的“不信孔子改制”，表明了他和改良派政治主张的根本差异。改良派学习西方，是想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张之洞却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纲常，不容摇撼。上海强学会后来的人事递嬗，改弦易辙，与此有关。这时，康有为以“母寿须归”，张之洞也想把上海强学会笼为己有，于是以“康主粤，汪主沪”㊿为名，准备把自己的旧僚汪康年调“主沪会”。当康有为到上海“设会”时，还派亲信幕僚陪康前往。

康有为曾在张之洞的授意下，于11月16日（九月三十日）致函汪康年：

不见经年，知欲开会，万里同心，百折不回，沉劲郁拔之气，安得如穰卿者哉？若得如穰卿者百数十，遍十八行省，事或有济也。南皮顷已许办上海、广东两会，知所乐闻，故先驰报。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明年乃始暇来，沧海横流，我心耿耿，饮建业水，未食武昌鱼。西望鄂云，只为惆怅。敬问动定。弟康有为再顿首。九月晦由江宁致。

卓如留在京，办报事，伯唐兄同办，并以闻。

“穰卿”，汪康年；“卓如”，梁启超；“伯唐”，汪大燮。函中所谓“知欲开会”，指汪康年拟在湖北组织的中国公会。“沪上事待之穰卿矣”，正是张之洞邀汪“主沪”的原意；“明年乃始暇来”，却又表明康有为不肯放弃“南北之汇”的上海地盘。

康有为等是11月中旬（十月初）由南京来到上海的，陪同前来的有张之洞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8人，在旅馆住了21天，乃“赁屋于张园旁”，在“上海跑马场西首王家沙一号”设会开局。当时由康有为主持，“规模恢张”。并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求中国自强之学”，着重说明设会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广“圣教”，“周世用”。也就是说，利用学会组织，联结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讲求变法图强，挽救世变。

《章程》中认为当前最要者有四件事：一是译印图书，二是刊布报纸，三是开大书藏，四是开博物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学习西方，学习的目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译印图书，要“讲求西学之法”，以“通西学”，“去塞求通”。刊布报纸要仿林则徐节译《澳门月报》“以觇敌情”。开大书藏，则于中国旧籍，“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至于“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讲求，以广考镜，而备研究”。开博物院则要提出置办仪器，讲求制造，“以为益智集思之助”。他们不仅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而且学习自然科学，以为西方资产阶级那些理论和知识可以救中国。他们在学习这些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强学会虽历时甚暂，但已反映了当时微弱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改变自己国家命运、努力学习西方的意愿。

可是，改良派的学习西方，却又是以“托古改制”的态度出现的，他们要“合群”，要“立会”，就援引《易经》“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引经据典，表示古有明训。《章程》中还专列一条：“入会诸子，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相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尊奉的还是孔子“圣教”。当然，改良派崇拜的孔子，已是讲“因革”“损益”，资产阶级化了的孔子，和封建卫道者尊奉的孔子迥然有别。但它还是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托古改制”。再是张之洞“频劝勿言此学”，康有为还是不因“其供养而易其所学”，并在《强学报》上以孔子纪年，这也成为张之洞设会时请汪康年主持，办报后电嘱“勿办”的主要因素。

刊布报纸是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并在旅沪期间，电调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办报。徐、何二人于1896年1月上旬（十一月）即到上海。这时汪康年尚未到沪。因此，他们所办之报，即《强学报》，主要反映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观点。

《强学报》共出三号，创刊号于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刊头右栏注明“上海强学书局现住跑马场西首王家沙第一号”，即上海强学会会址。可知它和北京强学会一样，是以“强学书局”开局作为正式成立的标志的。创刊号共8页，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派送赠阅，并不收费。首载《本局告白》，次录“上谕”，继载“论说”，凡《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3篇，次列学会文件，载《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署张之洞名，实为康有为撰）、《上海强学会章程》《上海强学会后序》（署张之洞名，实为康有为撰）。

第二号刊于1896年1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共4页，载论文4篇，即《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说》，末附第一号《正误》。

第三号未见，但应刊于夏历十二月上旬。查《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强学停报》称：

昨晚七点钟，南京来电到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

《强学报》虽仅出三号，但它对维新运动的推动，却起过很大作用。当康有为在北京创设强学会前，就创刊《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这两份报刊，基本上表明了《上清帝书》中的变法维新主张。《强学报》的政治色彩更较《万国公报》《中外纪闻》鲜明，且以论说为主要内容。所列论说，虽未标明作者，但寻文绎意，知其出于康有为或康门弟子，因而它的影响，也就远较《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为深远，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强学报》揭载“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并载《孔子纪年说》，称：

凡百世之义理制度，莫不曲成；凡异强殊教之精微，皆在范围者，其惟孔子乎？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嗟夫！封禅七十二君，九皇六十四民，仍代递嬗，变灭不贯；至于圣道，与天下变。然今异教迫逼，务在密其条理，定其统宗，坚其执持，亦欲张皇圣道，光大延亘。前有千古，后有万年，横有大地，生有亿类，共尊持之。

《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又说：

夫开民志，在兴学校；兴学校，在定趋向；定趋向，在尊孔子。……呜呼！师道之尊，同于君父；为人臣子，背其君父，罪孰甚焉。今举天下之智愚、贤否、贵贱、长幼，皆曰在孔子范围之中，礼义之内，而不知尊奉之、考求之，是犹有君而不忠，有父而不孝也。……今宜继孔子之志，专孔子之祀，凡各淫祠，悉为焚毁，即海内感应劝世之文，歌谣小说之书，皆以援孔子之大义，明孔子之大道为主，违者以淫书论。所以一天下之耳目，定天下之心志，使之知孔子之名，求孔子之实，则四千年之种族，二千年之圣教，或有赖焉。不然，海外诸教，其能行于五洲，垂诸久远者，岂义理之奥妙，条理之精密哉？亦以其奉其祖师，既尊且亲，故至此耳。有志之士，竞共勉旃。

认为古代制度不断损益，尧、舜、禹、汤、文、武的“成功盛德”，都是孔子发明以改当时的制度，应该“尊孔子”以“定趋向”，应该“继孔子之志，专孔子之祀”，以维系“圣教”。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欲“托古”以改“今制”，借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这就引起了封建官僚的不满，张之洞就反对“孔子纪年”，以“孔子卒后一条”，“未经同人商议”为“不合”。

第二，刊录当时未经公开的“廷寄”，并加“跋语”，阐明变法的必要性。《强学报》第一号，刊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因时制宜”“蠲除积习，力行实政”的上谕，末载“附论”，赞扬它是“三百年之特诏”，以之为“中国自强之基，臣民讲求时事之本”，用以发挥维新之实，变法之宜，说：

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若夫时有不宜，地有不合，则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此十年之变也。孔子作六经，而终以《易》，专言变通，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圣上深通天人之故，鉴中外之得失，首发纶言，颁示疆臣，变行新法，哀通激切，义与天通。《传》曰：“诚则明矣。”呜呼！此为三百年之特诏，中国四万万之人类，托乐利焉。疆臣奉宣德意，承流宣化，其条陈虽未知何如，而薄海臣民，捧读王言，破去拘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

末后又说：“本会臣等敢敬纪之”，好比是强学会的“恭注”。他热望“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借“谕”发挥，宣传变法。张之洞等当然不满，因而“同人公启”也以“内有廷寄”为“不合”。(www.chuimin.cn)

第三，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强学报》除刊载《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外，又有《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说是“考西之富强，虽由在上者之发愤，亦由在下者之切磋”，以为设立学会是“救败之道”，又刊《开设报馆议》，说设立报馆，能“达民隐”“开民智”，其利有六：

一、士夫可通中外之故，识见日广，人才日练，是曰广人才；二、公卿耳目渐广，兵事敌情渐熟，办事立约，不至大误，是曰保疆土；三、变法当顺人心，人人以为然，则令若流水，是曰助变法；四、士夫终日从公，余则酬酢，绝无暇日读书，有报则每日一张，各学皆有日日增长，是曰增学问；五、吏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六、小民疾苦，纤悉皆知，是曰达民隐。有此大利，亟应举行。由此推广直省郡县，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其于风化，为益大矣。

宣传开设学会和创办报刊的重要性，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都与开会办报有关。创办报刊，是学会的首要任务；组织学会，又赖报纸的配合揄扬。两者本来是相互依联的。组织学会，可以联结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官僚，进而议政；创办报刊，又可利用这个宣传阵地浸渍舆论。这是康有为等改良派在维新运动时期首先注目的两件大事，然而，他们学习西方，却总离不开依托古制，说什么中国本来有“乐群”“会友” 之义，本来有采诗之风，只是后来湮没了，以致中国“积弱”，“民智”不开。不敢轻率提出，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

第四，阐明变法当知本源，提出了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强学报》第二号《变法当知本源说》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文章认为，科举制度锢蔽才智，以致“世变日亟，上下无才”，应该学习西方的“学校兴而积习变”。它还明确提出“明定国是”、开设议院的主张，说：“向使中国幡然改图，士风一变，国是既定，然后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重官俸，疏官阶，以正吏治之弊，纲举目张，风行草偃，余事何足为哉！”早在中法战后，郑观应、陈虬、陈炽曾经提出类似意见，但第一次直接向皇帝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是这年6月30日（闰五月初八日）的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至于公开在报刊上论及议院，则以这篇文章为最早。

《强学报》虽仅见三号，但它力言科举、法制的积弊，倡导维新变法的必要，并提出了开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条件的愿望。

如上所述，康有为对办报极为重视，由于自己急需返粤，特把他的弟子徐勤、何树龄调来。徐、何于1896年1月上旬前来沪，《强学报》则创刊于1月12日，终刊于1月22日左右，可知《强学报》是康有为及其门人经办的。汪康年的来沪，则在1、2月间，而1月20日，强学会即遭劾奏，1月26日，《申报》已有《强学停报》的报道。那么，汪康年到沪，《强学报》已停刊，这三号的论说，汪康年尚未插手。

上海强学会从1895年11月中旬康有为等来沪，次年1月12日前设局办报，1月下旬，强学会被封禁，历时甚暂；即使上溯到康有为到南京“游说”张之洞，也不过3个月。在这短短时间内，他究竟联结了哪些人物？这些人物的政治面貌又是怎样？

关于上海强学会人物，康有为是这样说的：《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提到在南京筹议时，有康有为、张之洞、黄绍箕、梁鼎芬4人。《南海先生诗集》卷二《汗漫舫诗集》自注则称：

南还，与张孝达督部、黄漱兰侍郎及其子仲弢编修、梁星海太常、黄公度观察再办强学会。海内士夫，若屠梅君侍御、陈伯潜阁学、顾渔溪通政先生咸应焉。卒被御史杨崇伊所劾而封禁。

增黄体芳、黄遵宪、屠仁守、陈宝琛、顾璜5人。

《强学报》第一号《上海强学会章程》之末，列有发起人名单，凡黄体芳、屠仁守、康有为、梁鼎芬、黄绍箕、蒯光典、张謇、乔树柟、黄绍第、汪康年、邹代钧、黄遵宪、左孝同、志钧、沈瑜庆、龙泽厚等16人。查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己亥杂诗》自注：

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俯，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是时，余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签也。

□□，应为星海，即梁鼎芬。蔡尔康《上海强学会序后按语》（下简称《按语》）云：

既而公定先从上海试办之议，名儒硕彦，噬肯来游。浙则有黄漱兰大银台暨哲嗣仲弢大史、从子叔镛太史、汪穰卿进士；鄂则有屠梅君侍御；粤则有黄公度观察、康长素工部、梁节庵太史；皖则有蒯礼卿太史；吴则有张季直殿撰；江西则有湘抚陈宝箴中丞之公子伯严吏部；桂则有岑襄勤公令子云阶太常；闽则有沈文肃公之哲嗣爱沧观察；楚则有左文襄公之少君子异观察、邹沅帆吏部；蜀则有乔茂萱部郎，皆入是会。并邀致陈伯潜阁学、黎莼斋观察、志仲鲁观察由闽、蜀、鄂等遥相唱和，此诚中国非常之盛举也。

与《强学报》相较，少龙泽厚一人，增岑春煊、黎庶昌、陈宝琛、陈三立等4人，共19人。

按《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列名于《上海强学会章程》之后，自属可信；《按语》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距强学会移交也只有三个月，蔡尔康当时在上海，与强学会有接触，所言当有依据。这两份数据，是钩稽上海强学会人物的重要数据。此外，《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藏有汪康年友僚当时往来函札多件，《申报》也有上海强学会的零星材料，都可补充。

我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附录《上海强学会人物》，以及《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上卷第三册第三节《上海强学会的参加者、支持者和办事人员》均予记载，见表5-3、表5-4、表5-5：

表5-3　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

续表

表5-4　支持会务或与之有关者

表5-5　办事人员

除上列三类外，梁启超曾撰《学会末议》寄沪，并于1896年4月由京来沪，旋任《时务报》主笔，与上海强学会有一定关系。又据孙宝鍹《日益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记：“偕燕生、仲巽入城，至梅经书院张经甫先生所居。……俄顷，客来益多，有汪颂谷、颂南、又吴铁樵，则所结之同志也。由《公会续增章程》示同人。都中此时，亦拟设强学会，穰卿欲合南北为一。”则宋恕（燕生）、胡惟志（仲巽）、张经甫、汪诒年（颂谷）、汪洛年（颂南），似亦与上海强学会有关。但宋恕《报王儒舲书》则称“上海强会，开局客冬，岭南康君，实尸其事”，“衡初闻斯举，亦拟与谋，嗣以列名诸公，品杂真伪，颇或势利情浓，诗书味浅，遂乃决然自外”。自称未参加。

又，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一《丙申正月复南海康主政书》谓：“弟一面据实禀辞南皮，冀或垂念，准待鹤诸君劻襄，不致功败垂成。”待鹤，郑观应，据吴樵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五日《致汪康年书》中称，北京强学会诸人，“于沪上交涉为郑陶斋”（《手札》）；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书》：强学会购杨文会仪器，郑观应亦与其事。又郑观应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五日《致王韬书》中称：“康长素主政，奉南皮命到沪，设立强学总会，约弟午后两点钟同谒先生，邀往格致书院一游。”知郑观应与学会有关。

在上列三表中，列名会籍或预闻会事的，凡24人，除康有为外，黄体芳、陈宝琛与张之洞同属“前清流”；屠仁守、梁鼎芬、黄绍箕、黄绍第、蒯光典、乔树柟、汪康年、邹代钧，都是张之洞的幕僚或与之有往来；张謇由梁鼎芬电邀入会，志钧与梁鼎芬有旧；吴德潇父子与张之洞有旧；左孝同、沈瑜庆、岑春煊都是地方督抚的“公子”；就是黄遵宪，也曾晋谒张之洞，之洞因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乃置之闲散。章太炎这时还在杭州，顾璜于会务关涉不大，至于康有为的亲信，只有龙泽厚一人。但是，上海强学会停办，龙尚未来，康又返粤。那么，上海强学会人物几乎都和张之洞有关，难怪停办后的“余款”，终于移交给汪康年。

支持学会或与之有关的，主要是张之洞系，其余都是富绅、官僚；办事人员则有康有为电调来的徐勤、何树龄。因此，在人员组织上，张之洞是占绝对优势；在具体办事上，康有为门人则主《强学报》笔政。基于前者，强学会停办后，余款交给张之洞幕府中人汪康年；基于后者，《强学报》的言论，却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