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书籍收录《北京强学会》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以争取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他们最早组织的学会是强学会，最早创办的报刊是《万国公报》。

康有为等维新派对学会组织极为重视，他说：

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①

他们重视学会，认为学会在维新运动中能发挥下述作用：

第一，“广联人才，创通风气”。

戊戌时期的维新人士认为，组织学会是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变法维新，使国家富强的一项大事。他们认为“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②。中国风气，“向来散漫”，自明末禁止结社以来，“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应该“破此锢习”，提倡学会，“以雪仇耻”，“以修庶政”，所以“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

维新人士认为，要变法维新，要挽救危亡，就要广联人才，讲求自强，所谓“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这里所说的人才，是指学习西方社会学说或自然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通过学会，可以培养和团结一批通晓“西学”的知识分子，组织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骨干队伍，从而“结群力厚”，以开风气而挽世变。

本来，可以通过新式学堂培养人才、振兴中华的。但一则学堂有限，且非短期即能培养出人才；再则学堂主要培养童蒙、青少年，而对那些受过封建教育的成年人，灌输新知识、转变旧思想，显得更是迫切。所谓“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③。学会的建立，团结志士，进而引进和吸取更多人加入维新行列，“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组织群众，推动变法。

应该指出，康有为是在“上书不达”以后，才悟出“合群非开会不可” 的迫切性的。如前所述，他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时，曾对在朝的大臣，多方奔走，寄予厚望，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位处高位者既无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康有为还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衮衮诸公，“龌龊保位”，尸位素餐，壅塞隔闭，从而促使他找寻新的理论依附并感到“合群力厚”的重要。单是几个维新志士呼号吁恳，是办不成大事的。

康有为于旅京期间，在中层官僚中展开过一些活动，如帮侍御屠仁守草折上疏；在1895年中日战后第二次上书时联合了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然而，“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辍”④。本来有些人只是“随声应和”，一遇“执政者”“阻人联衔”，“纷纷散去，且有数省取回知单者”⑤。过去没有结会立社没有组织一个带有群众性的政治团体，没有一个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舆论阵地，临时凑集，既会“乌合兽散”，联衔上书，也易“形存实亡”。

上书的教训，人才的联系，愈益使他们感到组织学会的重要。康有为自己就说：“故以上书不达之后，以开会之义，号之同志。”

第二，“兴民权”，“通上下之情”。

维新人士认为中国政治的弊病在于尊卑悬殊、上下隔绝。这种君主专制统治，压抑民气，使不得伸，以致“血脉不通，病危立至”。还在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清帝书时，就提出了“通下情”的主张，说“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有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通隔阂，明下情，实为当务之急。

维新人士提出“伸民权”，要求适当限制封建统治的特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予人们以某些政治权利。他们要求通过学会争取和扩大这些权利，从而提高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他们认为过去有人企图改变上下隔阂，“用力非不勤，而卒于无效”。这是因为“未得其道，而鸟合兽散，无会焉以为之联系也”。如能建立学会，情况即可改变。“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分学会各举其绅士入总学会，总学会校其贤智才辩之品弟以为之差。官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议不合，择其说多者从之。民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上于分学会，分学会上总学会，总学会可则行之。官询察疾苦，虽远弗阂也；民陈诉利病，虽微弗遏也，一以关捩于学会焉”⑥。

他们所说的“民权”，实际上是“绅权”，主要是某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而有新型知识的绅士之权。他们认为：“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所以，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⑦。

可见，维新人士对组织学会是异常重视的。

但是，他们积极宣传组织学会的重要性，却又是依托古制，说是中国古已有之。康有为援引《易经》“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为证，且谓：

昔曾文正与倭文端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江忠烈、罗忠节诸公，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⑧

引德国、日本以明设会之意，又以曾国藩、倭仁、江忠源等的“讲学”“讲练”作为例证。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维新人士对清政府文化钳制、束缚思想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把学会说成古已有之，正是他们“托古改制”的本色。

然而，当“民智”未通、风气未明之际，一些官僚士子，还不易认识学会的重要性，这就要依靠舆论宣传，创办报刊。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专门写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⑨，说：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以报馆为“去塞求通”的“肇端”，能为民“喉舌”，“起天下之废疾”，他们有益于国是可想而知。“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不然。尽管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推广”，以致“裨益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急应大声疾呼，办报宣传。

创办报刊以启迪民智，抑扬舆论；组织学会以团结“士群”，联结人才；以学会为“兴绅权”之“起点”，以报刊为“去废疾”的“喉舌”；且利用报刊宣传设立学会的必要，依靠学会以办理、销行报刊。学会与报刊既有密切的关系，中日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也以此两者为首要任务。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不达以后，就“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炽以为“办事宜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设会之初，先行办报，所办之报，曰《万国公报》。

晚近史籍，或以北京强学会最早创办之报叫《中外纪闻》，或以《中外纪闻》即《万国公报》，实误。《万国公报》创于1895年8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外纪闻》则刊于同年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日），前者创于强学会筹设之初，后者则刊于强学会已设之后。卫理《广劝捐输说》：北京强学会“所出之报，亦名曰《万国公报》，则更名《中外纪闻》”⑩。

晚近史籍之所以误系，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追忆不够明确，或有疏漏，其实仔细爬梳，还是可以考出《万国公报》是在强学会筹组之初即已早刊。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致夏曾佑书》中说：

顷欲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⑪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说：

先是，自六月创报，吾独自捐款为之。后陈次亮、张君立皆来相助，而每期二金，积久甚多，至八月节尽典衣给之，得次亮助盘费而能行。

又说：

时报大行，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当时莫知报之由来，有以为出自德国者，有以为出自总理衙门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馆，则群知必吾所为矣。

照此说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间，即“公车上书”不久，已有“开设报馆之议”，当康有为“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之时，采用陈炽的建议，在设会之初，先行办报，所办之报，曰《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刊式与《京报》相似，报名与英、美传教士所办之报相同，因为上海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推广。由于它是北京强学会筹组时刊行的，因此可称为北京《万国公报》，以示与上海《万国公报》有别。北京《万国公报》共出45册，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存有全帙，第一册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亲笔英文批注，略谓：“这四十五册，是最初三个月的全套刊物，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创刊，隔天出报，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刊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完全相同，后来经我建议更改，以免两相混淆。”

《万国公报》每册有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录广学会暨其他报刊外，撰文未署名，实际出自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之手。重要文章有《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通商情形考》《万国矿务考》《万国邮局章程价值考》《各国学校考》《学校说》《铁路情形考》《铁路通商说》《铁路改漕说》《铁路备荒说》《铁路便行旅说》《铁路兴屯垦说》《铁路工程说略》《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论》《农器说略》《铸银说》《西国兵制考》《印俄工艺兴新富强说》《报馆考略》等。这些文章，着重宣传“富强”“养民”“教民”之法，对开矿、铸银、制机器、造轮船、筑铁路、办邮政、立学堂、设报馆，以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都有论列，基本上是发挥康有为《上清帝书》中的变法主张。有的文章还认为“言富”不能止于“开矿、制造、通商”，“言强”不能止于“练兵、选将、购械”，而应该看到“国家富强在得人才，人才成就在兴学校”，“学校之盛”，是“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

《万国公报》刊行，“舆论渐明”，于是募资集款，筹议立会。《自编年谱》说：

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三举不成，然沈子培刑部、陈次亮户部，皆力赞此举。(www.chuimin.cn)

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立钧，及沈子培、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张为人故反覆，而是时高阳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使其勿败坏也。举吾草叙文及章程，与卓如拟而公商之。丁、张畏谨，数议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回而从之。于是三日一会于炸子桥嵩云草堂，来者日众，翰文斋愿送群书，议开“书藏”于琉璃厂，乃择地购书，先嘱孺博出上海办焉。⑫

强学会的会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⑬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至于强学会的正式成立时间，以往一直根据上述“七月初”，但《自编年谱》又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么，它的成立，应在“报开两月” 之后。“报”，指的是北京《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创于夏历六月二十七日，不应“七月初”即已组成。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致夏曾佑书》说：“此间数日内，袁慰亭、陈仰垣诸人开一会，集款已有二千（原注：‘以后尚可通达官得多金’），拟即为译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 同月二十七日，续函夏曾佑：“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⑭知夏历八月底“尚未大成”。

查康有为于1895年8月间在北京创刊的《万国公报》，“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后，9月中旬（七月底、八月初）“游宴小集”，筹资集款。等到规模初具，康有为即于10月17日（八月二十七日）出京，由津转宁，企图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士大夫所走集”的上海设立上海强学会。至于北京强学会的成立则在11月中（十月初），亦即康有为离京以后，它是以强学书局的开设为标志的。上海图书馆藏《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中，汪大燮在《致汪康年·诒年书》有着明确记载：

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凡伦敦《泰晤士》《代谟斯报》，先日出一册（原注：“约十页”）。等西书购到，即译书……同仁延兄及梁卓如为主笔。（九月二十四日）

兄初十左右，即移居强学书局。寄上《章程》一册、招股票一张，乞察阅。（十月初三日）

强学书局已开，兄于十月十一日移住局中，先以报事为主。（十月初八日）⑮

由上可知，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它的正式成立，应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亦即1895年11月中。

北京强学会正式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⑯，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

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日），《中外纪闻》正式出版，双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册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竹纸印刷，每册连封面约10页。封面《中外纪闻》4字，紫红色，似出康有为手笔。每面10行，每行22字。在他的《凡例》中说：

一、本局新印《中外纪闻》，册首恭录阁抄，次全录英国路透电报，次选译外国各报：如《泰晤士报》《水陆军报》等类，次择录各省新报，如《直报》《沪报》《申报》《新闻报》《汉报》《循环报》《华字报》《维新报》《岭南报》《中西报》等类，次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次附论说。

一、《纪闻》两日一次，每月十五次，月底取回，装订成册。中西近事，略具于中。拟仿《西国近事汇编》之例，不录琐闻，不登告白，不收私函，不刊杂著。

一、此册所录近事，皆采各国各省日报，标明来历，务期语有根据；至其论说，亦采各书各报，间加删润。或有集采众书成篇者，不标来历，以省繁重。

一、购阅《纪闻》者，每月收京足银叁钱，票钱从便，照时价扣算。京外购者，按路程远近，酌加寄费。嗣后推广各省会、各城镇商埠，再设分局。

一、创办自十一月初一日为起，十日以内，报费由本局致送，嗣后愿购者，始行送阅，报费按月先付。如不及月，亦按册收费，免致亏折。

一、本局在京都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愿购书者，请至局中挂号，并由各京报房分售。

根据上述，参以《中外纪闻》原刊，知它创于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日），即强学书局成立之后，这时康有为已离京，但他和《中外纪闻》的关系，却毋庸怀疑。因为：

第一，《凡例》注明“强学书局公订”，是其为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可知，所以发刊地点就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强学会是康有为发起，疑在他离京前已筹组《中外纪闻》，报纸封面题字，亦似其手笔。

第二，《中外纪闻》的主持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帮助他展开维新运动的最主要助手，他特地把康有为所撰《上海强学会序》刊于该刊“十一月十五日”。再则，《中外纪闻》在刊载“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 后，文末每有简论，所论亦秉承康有为旨意，为《英国幅员考》后“附论”曰：

地球面积，海多于陆，万国相通，舍海道末由也。英人以三百年间，尽扼海道之险要而守之。……五洲船舶，来往孔道，无不归其掌握如奕者。然统筹全局，择要著而争之，其余散著，不烦虑而定矣。……虽然，以土耳其跨三洲之地，而见逼六国；以英人处三岛之陋，而雄制五洲。盖边防之强弱，惟内治之兴替是视。《孟子》曰：“国家闲暇，

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傲，是自求祸也。”万国强盛弱亡之原，无外此二途者，谋国者宜何择焉。⑰

《西国铁路考》刊毕，末加论曰：

以各国幅员方里之数，合其已有铁路里数，英、比利时、日诸国最多者无论矣。……若夫通士气、阜商务、恤贫民，一举数善，国本强弱，恒必由之，煌煌明诏，审法修废，挈领握枢，我皇其圣矣。⑱

《各国驻华师船考》后附论曰：

英国百年来，海上战争之事，皆为保护商务之计。然其所以战胜攻取，属地遍五洲者，实基于此。盖英国兵力之强弱，全球商务之兴衰系焉。各国兵船，游弋东方，保护商旅，犹英志也。顾来者愈众，其力愈厚，乃至变本加厉，于额足保护商务之外，又增倍蓰，竞多角雄，各不相让，识者于此，审时变焉。连群鸡而不飞，牵一发而即动。《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今夫闲暇者，时之难得而易失者也。⑲

《地球奇妙论》末谓：

大地行动，寂静无声，人故不觉。现有识者考知此事，使人得明地球之奇妙，正宜深思静察，以悉天地之奥妙也。⑳

这些“附论”，与康有为的维新主张也是一致的。

《中外纪闻》发刊时间虽仅月余，但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继《万国公报》以后的宣传刊物，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是北京强学会正式成立后发刊的，它探讨“万国强弱”，提出言政敷治，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而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筹组报刊，也自有其贡献。

康有为在代张之洞作的《上海强学会序》中说：“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㉑强学会在北京筹组时，究竟聚集了一些什么人物？

根据《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的记载，先后提到康有为、陈炽、沈曾植、沈曾桐、袁世凯、杨锐、丁立钧、张孝谦、陈□□（仰垣）、梁启超、李提摩太、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宋庆、聂士成、褚成博、张仲忻等18人。《南海先生诗集》卷二《汗漫舫诗集》增加王鹏运、文廷式、徐世昌、张权4人，而移褚成博于“议劾”之列。梁启超：《三十自述》《戊戌政变记》语焉不详。蔡尔康《上海强学会序后按语》又增加洪良品、翁斌孙、曾广钧、王之春、程文炳、龙殿扬6人㉒。此外，《天南新报》和赵炳麟《陈炽传》均有增补㉓。

查蔡尔康、赵炳麟没有参加强学会，《天南新报》得自传闻，所言均未能全信㉔，即康有为、梁启超所述，也未把创议者和赞助人加以区别。作为资产阶级早期的政治团体，不会有严密的入会手续，不会有可靠的登记表留存。这就需要爬梳考核。而《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以下简称为《手札》），却保存了不少当时有关人物的函札多件，它比康、梁所述更为原始。探索北京强学会人物，就应以《手札》为主，参稽其他书刊，重加厘定㉕。这里，将列名会籍、支持学会诸人列表如下（见表5-1、表5-2）：

表5-1　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

表5-2　支持学会或与之有关者

以上“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22人，“支持学会或与之有关者”14人。另有“文献讹误或存疑者”，如谭嗣同，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第十二章《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其名，而谭氏自称：“嗣同于总会、分会均未与闻，己既不求入会，亦无人来邀。无论或开或禁，原与嗣同毫不相干。”㊷自应以谭氏自述为据。如江标、张元济，也有说他俩列名强学会的，实际均未参加。

在“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的22人中，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是改良派；汪大燮、王鹏运与康、梁较接近；文廷式、沈曾植、丁立钧、陈炽、陈仰垣则属帝党，或与翁同龢有一定关系；张权为张之洞之子，杨锐为张之洞亲信；袁世凯、徐世昌、褚成博、张仲炘，疑为张孝谦延入，而张孝谦尝主会务，又为李鸿藻的得意门生；熊余波、韩樾堂、姚菊仙，派系不一，意见各异。至于支持学会的14人中，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为中央官僚，翁为帝党首领，孙也曾倾向帝党；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是地方总督，宋庆、聂士成为武将；郑观应与李鸿章有关；李佳白、李提摩太、毕德格、欧格讷则为英美地区的人。可见强学会成员复杂，派系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