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四次上书改革议院方案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上清帝第四书》正式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康有为在1895年，上书三次，《公车上书》影响散布全国。《上清帝第四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皇帝正式提出开设议院主张，尽管当时未能上达，但却自具意义。康有为以是年为“闰四月”，追忆有误，以致把《上清帝第三书》误系于“闰四月”，以此书误系于“五月十一日”，而把《第三书》的递上之期误为《第四书》。

6月30日（闰五月初八日），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四书》⑬，“言变法曲折之故，凡万余言，尤详尽矣”。他说，前次上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进行变法，办法是：

第一，“立科以励智学”。士子著新书有创见的，予以奖赏；工人制有新器的，予以专利。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

第二，“设议院以通下情”。设立议院，则“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于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并请召问群臣，讲明国是，反复辩难，确知旧的积习必须全弃，单纯补漏不会成功，要根据先后缓急，“摧陷廓清”。这样，三年就成规模，十年就可大定，复地雪耻，也不难了。

他认为光绪皇帝能“深察时变”，使下情上达，其办法是这样的：

一、“下诏求书”。允许天下言事的人到午门递折，由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果言有可采，则予褒嘉，或令召对。

二、“开门集议”。令各都邑凡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有政事，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各省府州县也许收条陈，以通下情。

三、“辟馆顾问”。大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翻阅图书，随时向轮班侍值的顾问咨询，举凡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令尽所知，能无有讳避”。这样，“上以启圣聪，即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励其未学”。顾问一取于翰林，一取于荐举，不能称旨的随时罢官，言词荒谬“罚其举主”。一取于上书，凡是条陈可采，召对称旨的，也令轮值；一取公推，“众议之员，郡县分举”，也令轮值。

四、“设报达听”。各省要郡设立报馆，州县乡镇也令续开，将报纸进呈，使“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

五、“开府辟士”。中央开设幕府，略置官级，听其辟士，督抚县令，皆仿此制。并应免严刑长跪以恤民艰，厚俸禄养廉以劝吏耻。这样，可以“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

上述五者，主要是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如果光绪皇帝断然施行，那就应该“先引咎罪己，以收天下之心”，再“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严议郎以通下情”。他认为当前非变法不可，而变法的主要关键，还是“断自圣衷”。

《上清帝第四书》正式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据《自编年谱》，他先交给都察院，都御史徐郙说是康有为“已有衙门，例不得收，令还本衙门代递”。康有为到工部递送，李文田适署工部，独挟前嫌，不肯画押⑭。再与梁启超、麦孟华联名“递察院”，仍不肯收；交袁世凯送督办处，荣禄也不收，“遂壅上闻”。

康有为在1895年，上书三次，《公车上书》影响散布全国。《上清帝第三书》为光绪皇帝赏识，而“毅然有改革之志”，但也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猜忌，以致《上清帝第四书》各处投递，都未上达。

《上清帝第四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皇帝正式提出开设议院主张，尽管当时未能上达，但却自具意义。本来，中法战后，陈虬、陈炽、郑观应等在不同程度上谈到类似设议院建议，但都没有康有为那么具体全面，更没有直接上书。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的同时，又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见下章），进行变法舆论的宣传鼓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维新运动。康有为强调变法关键是“断自圣衷”，幻想争取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认为只要光绪发号施令，那么大有可为的时机就可来到，希望凭借光绪皇帝的谕旨条令来改变社会的面貌，实现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注　释：

①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三编《新政始基》，引英人哲美森《中国度支考》，谓“是每年除支出而外，国家毫无余积也”。(www.chuimin.cn)

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起原》，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98页。

③康有为《汗漫舫诗集》谓“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诗云：‘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梁启超《三十自述》也说“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言变法”。说是“三千”，夸诞不可信。

④康有为：《殿试策》，见《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石印本；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9页。

⑤见拙编《政论集》，第110—111页。

⑥同上书，第112—113页。

⑦查《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岁”记：“（四月）二十八日，朝考后无事，乃上拒和之论而增末节，于闰四月六日递之察院，以十一日上于朝，上览而喜之。”光绪二十一年（1895）无“闰四月”，应为“五月初六日”，与时务报馆石印本所署日期相同，则此书应于“五月初六日”“递之察院”，“十一日上于朝”的。晚近撰著，未经细考，泛称“十一日”，不够确切。

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页。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谓：“命即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以一存军机，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以一存乾清宫南窗小箧；以一存勤政殿备览”。而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复言：“即抄三份”，“一呈懿览，二存御匣，三贮乾清宫北窗”。并录于此。

⑨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刊本，第4叶。

⑩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625—3626页。

⑪同上书，总第3631页。

⑫《强学报》第一号刊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后跋语，顾廷龙、方行、汤志钧编：《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⑬《康南海自编年谱》误作“五月十一日”。查此书上于“闰五月初八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并言之。康有为以是年为“闰四月”，追忆有误，以致把《上清帝第三书》误系于“闰四月”，以此书误系于“五月十一日”，而把《第三书》的递上之期误为《第四书》。

⑭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谓康有为“时已授官分隶工部，于闰五月八日，在本部递之，部之五堂，悉画稿允奏。顺德李文田方摄部事，误中构扇之言，谓先生所著《广艺舟双楫》于其书法，颇有微辞，因抱嫌排挤，独梗僚议，甘为炀灶。实则先生于李某，向薄其人而爱其书，《广艺舟双楫》中未尝攻之也。本部既阻，乃移而之都察院、督办处，皆以李既阻阏不便，因此失欢，遂壅上闻”。（出处同注⑨）

康有为传：四次上书改革议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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