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四书》正式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康有为在1895年,上书三次,《公车上书》影响散布全国。《上清帝第四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皇帝正式提出开设议院主张,尽管当时未能上达,但却自具意义。康有为以是年为“闰四月”,追忆有误,以致把《上清帝第三书》误系于“闰四月”,以此书误系于“五月十一日”,而把《第三书》的递上之期误为《第四书》。......
2023-11-03
《公车上书》后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又于同年5月29日(五月初六日)呈《上清帝第三书》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和《公车上书》的补充说明。
他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是:富国、养民、教士、练兵,除前三策已见《公车上书》外,对练兵又提出具体办法。即:一、汰冗兵而合营勇;二、起民兵而立团练;三、练旗兵而振满蒙;四、募新制以精器械;五、广学堂而练将才;六、厚海军以威海外。这些在《汰冗兵疏》中也约略议及。
至于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以使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
这次上书,光绪皇帝看到了,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送慈禧,一份留在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处⑧。据《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称:
十六日抄就,呈懿览,留览十日,廿六日乃发下。闰五月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上召见裕寿田总宪德,面谕以康某人条陈,深通外务,惟钞法一条不可行,如此恐失人心,乱天下,顾此实日本已行之法,然若上下不通,仍如今法,则诚如圣训,故变法当全变也。后来举人才之诏已下,小轮船已开办,铁路、开矿亦定议举行,皆书中所言也。⑨
光绪皇帝确曾“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并据以颁“举人才诏”。可知康有为的上书,对光绪皇帝起了很大影响。(www.chuimin.cn)
查“举人才诏”颁于7月5日(闰五月十三日),谕曰: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谕中外臣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藉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识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专长,俾资节取。该大臣等当念以人事君之义,一秉大公,详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责,谬采虚声,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滥保之咎,例有专条,定惟原保之人是问。⑩
至于发交各省督抚“会议奏复”的上谕,则颁于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日),谕曰: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是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理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地方官悉心妥筹,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⑪
上谕中筹饷、练兵、恤商、惠工等,《上清帝第三书》都曾言及,知它是在光绪看到康有为上书,并表“嘉许”后发令的。上谕提到“因时制宜”,“图自强而弭祸患”,知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下,逐步加速变法的决心,所以改良派称这项上谕为“三百年之特诏”,能“破去拘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是“中国自强之基,天下臣民讲求时事之本”⑫。而它的发布,恰恰是在光绪看到康有为第三书之后,在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并呈慈禧“留览十日”之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对光绪“毅然有改革之志”,是有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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