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人类公理与大同书》

康有为自称在1884年即已撰有《大同书》，《大同书题辞》说：

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以为待之百年，不意卅五载而国际联盟成。身亲见大同之行也。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先印甲、乙二部，盖已印《不忍》中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己未（1919年）二月五日，康有为。

《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绪言》说：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传少农知县府君及劳太夫人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沉于马江，血蹀于谅山，风鹤之警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康子避兵，归于其乡。延香老屋，吾祖是传，隔塘有七桧园，楼曰澹如，俯临三塘。吾朝夕拥书于是，俯读仰思，澄神离形。

按康有为生于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至1884年，正值他26周岁。《绪言》所称“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与《题辞》“吾年二十七” 相符；中法战起，南洋水师在福建溃败也是1884年，与《绪言》所云“船沉于马江”亦合。再参以康有为的《自编年谱》：

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春夏间寓城南板箱巷，既以法越之役，粤城戒严，还乡居澹如楼。……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

所述“俯读仰思”情事，也与《入世界观众苦》所言相似。这些记载，都出自康有为的自述，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细绎上引，却有罅漏：《题辞》是他在1919年重印《大同书》甲、乙两部时题的，依据《绪言》，识以撰期，时日相符，自无足怪。但《自编年谱》却只说是年“悟大小齐同之理”，没有说撰有《大同书》。《自编年谱》完成于1899年初，而光绪二十一年以前的《年谱》，却是1895年前所作。为什么离1884年只有11年的《自编年谱》会将这一重要著作遗漏？而离1884年已达35年的《题辞》反而数之历历？《题辞》又谓：“今先印甲、乙二部，盖已印《不忍》中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按《大同书》于1913年始于《不忍》杂志发表甲、乙两部，其余八部，经过六年，“尚有待也”。究竟《大同书》是哪一年定稿的呢？

还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撰文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年至1902年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当时主要从康有为的政治实践、思想演变以及《大同书》的本身矛盾加以剖析。20世纪70年代，我在上海博物馆发现康氏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于1961年捐赠的书稿中藏有《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绝非1884年所撰，从而再予撰文考辨。这些，将于下文再予剖析。

当然，《大同书》的撰稿虽迟，但不能说康有为早年没有“大同思想”。但“大同思想”不等于就是《大同书》。一个人的思想每每跟随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动，随着康有为政治生涯的递变，“大同思想”前后也有显著差异。他早年虽有“大同思想”，但《大同书》的撰成却迟。这里，只想将他戊戌变法前的“大同思想”作一爬梳。至于《大同书》的成书及其作用，将于后面再行探讨。

前文第一章《人类公理》一节中论述了康有为早年的忧患意识和平等思想，拟出“平等公同”的图景，从事《人类公理》的撰述。可以说，《人类公理》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但它并不是后来撰写的《大同书》。因为《人类公理》主要要求“平等公同”，而《大同书》则有“大同三世” 说。《人类公理》是康有为晤及廖平前所写，还没有渗透儒家今文学说。他的大同思想，也是在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后充实发展的，到戊戌变法以前，基本上构成一个“三世”系统。

通过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的政治实践，康有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人类公理》的“大同境界”，也还只是虚渺的臆想。从而他再从儒家今文学说中汲取力量，推演“三统”，比迹“三世”。这样，在他的著作中，就有了新的内容。他说：“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知所尊矣。”“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依附今文“三统”说以强调变通，并准备撰《三世演孔图》。又刊行《新学伪经考》以反击封建顽固势力，揭橥“孔子改制”以宣扬变法维新。他前所孕育的“大同境界”，至此渗透了今文学说，内容大为充实。

此后，康有为又将《公羊》“三世”学说和《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基本上构成一个“三世”系统，即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把《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

1897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最早印布的《春秋董氏学》中，有着康有为把《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相糅合的迹象：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他以《公羊》“所传闻世”为“乱世”；以公羊的“所闻世”为“升平”，“升平者，小康也”；以《公羊》的“所见世”为“太平”，“太平者，大同之世”。这是康有为前所刊布的书籍中所没有的。

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所说的“升平世”（“小康”）是指怎样的社会呢？“太平世”（“大同”）又是向往怎样的社会呢？他在戊戌变法前构成的“三世”蓝图又是怎样的呢？《礼运注叙》中有着具体的描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故也。

……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小康”，即“升平世”，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渐入大同之域”。

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言“三世”之处很多，而统系则一，是以春秋为“乱世”，而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但尧、舜“不必其为事实”，只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它不过是孔子理想的境界，而不必古所实有。认为孔子之时为“乱世”，与《礼运注》“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 相发明。

康有为推演的上述“三世”系统，在其1898年6月所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可以得到印证：

王者至尊，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过古者尊卑过分，故殊其祀典，以为礼秩，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

他说：“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则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升平世”（“小康”），与《礼运注》所言相合。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想望的“大同”境界。这是康有为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是和他当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结合的。

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中法战争前后，“大同思想”逐渐形成。后来，又吸收了中国儒家今文学派公羊家的“三统”“三世”学说和《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但是产生那些学说的西方社会条件和中国古代社会条件，却没有和那些学说一同被康有为吸收过来。那些学说，失掉它的社会基础，再不像它的本来面目，而被融合在康有为的哲学幻想中。康有为用自己的观点去领会西方和中国古代的思想，愈讲愈玄远。可是，经过一番幻化，它又转向为另一个基础服务了。

如前所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为了爱国救亡，为了维新变法，构成了“三世”的形象，想望通过变法以渐入“大同之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爱国热情，无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不易的，他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

康有为反对“泥守旧方而不知变，永因旧历而不更新”，描绘出一个“乱世”、“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的“三世”图景，说明“人道之进化”，必须通过改制变法，始能达到“大同”的一日。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他在戊戌变法前所想望的渐入“大同之域”。他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为“托古改制”，谓“大同”学说是“孔子旧方”，只是经过他的“窃用发明，公诸天下”。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冲击了封建的统治观念。“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正是康有为的写照。它的积极意义是把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争取的政治改革和远大的政治理想联结在一起，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服务，并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蓝图。

尽管康有为认为驯致“大同之域”，就得“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对清政府存有幻想。“三世”又有无穷的阶梯，“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只能“循序而进”，不能“一跃超飞”，有着一定的局限。但在20世纪末，孕育的“大同”理想，却是他“哀国难，悲民生” 的可贵想望。

注　释：

①梁启超：《三十自述》，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②梁启超：《万木草堂诗集·按语》，见康同环《康南海先生诗集》，香港九龙刊本，1966年版，第4页。

③同注①。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7页。

⑤同上书，第124页。

⑥同上书，第126页。

⑦陈千秋：《长兴学记·跋》，万木草堂刊本，1891年版。

⑧同注①。

⑨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第477页。

⑩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64页。

⑪康有为：《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刊本，1891年版，第1—12页。

⑫龚寿昌：《康有为桂林讲学记》，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93年版。

⑬同上。

⑭康有为：《桂学答问》，光绪年间广州双门底全经阁刊本。

⑮同上。

⑯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于1896年“讲学于广州学宫万木草堂”。次年在广西开圣学会，7月（六月）还粤讲学，“时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

⑰同注⑨，第478页。

⑱同上。

⑲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

⑳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13—114页。

㉑同注⑪书，第18页。

㉒同上书，第1—2页。(www.chuimin.cn)

㉓同注⑲。

㉔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

㉖《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94页。

㉗如廖平即以为《周礼》为古文学家的礼学纲领，《王制》是今文学家的礼学纲领，见所撰《今古学考》。

㉘《后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50页。

㉙《后汉书·王良传》，同上书，第932页。

㉚《后汉书·桓谭传》，同上书，第956页。

㉛郭沫若先生以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见《金文丛考》卷三，第78—80页；杨向奎先生以为《周礼》是战国中叶齐国的书，见《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

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2页。

㉝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7页。

㉞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

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经典释文纠谬》。

㊱《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三十七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28页。又《翼教丛编》初刊本有《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作安维峻，误，后已更改。

㊲王先谦：《致陈中丞书》，见《翼教丛编》（卷六），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刊本，第10叶。

㊳叶德辉：《輶轩今语评·序》，见《翼教丛编》（卷四），同上书，第1叶。

㊴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同上书，第62叶。

㊵苏舆：《翼教丛编·序》，同上书，第2叶。

㊶黄协埙：石印《翼教丛编·序》，同上书，第1叶。

㊷同注㊴，第37叶。

㊸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四，第9叶。

㊹《湘省学约》，见《翼教丛编》卷五，第14叶。

㊺同注㊵，第1叶。

㊻《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九岁”，见《章太炎全集·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53页。

㊼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第二十五期。

㊽康有为：《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页。

㊾同注⑪，第17页。

㊿《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八年壬辰，三十五岁”记：“是时所编辑之书甚多，而《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壬辰，当1892年，梁启勋在《万木草堂回忆》也说：“康先生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由他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及各学者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有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简单录出。”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康有为在1898年1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写的《孔子改制考序》也说：“乃与门人数辈，朝夕钩撢，八年于兹”，由此逆推，亦为1891年。

康有为：《桂学答问》，光绪年间广州双门底全经阁刊本。

同上。

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系“朝考卷”，见《政论集》，第111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政论集》，第149页。

《孔子纪年说》，《强学报》第一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二十八日刊。

《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9月重印本（下简称“重印本”，引用页数即据该本）“出版者说明”称：“《孔子改制考》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刊行”，实误。查《孔子改制考》最初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出，木活字印行，大同译书局创于丁酉年（1897）九十月间，《孔子改制考》卷帙繁多，绝非一两个月所能梓行。《孔子改制考》的出书广告，也始见《时务报》第五十一册“附送大同译书局目”，作《上古茫昧无稽考》等21种。谓：“此书为南海康长素先生所著，判中国四千年之教案，明孔子为生民未有之教王，创儒为国号，托古为前驱，称王为制法，礼义制度，皆出孔子，举天下万国有饮食人伦，莫不范围于孔子之教中，而受孔子之泽，一一考其实迹，传其真源，中国二千年第一部教书也，学者得而读之，如拨云雾见青天，知孔子之功与天地并，而孔子之道大明于天下矣。”（见顾廷龙、方行、汤志钧编：《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21页。）继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三月三十日起在《申报》登出《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不可能在丁酉即已出书。又，大同译书局本有《孔子改制考·序》署“《孔子改制考》成书，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有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知《孔子改制考》应于丁酉付梓，而刊出则在戊戌，即1898年。此后，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自第一期起陆续登载《孔子改制考》，1920年，又出万木草堂丛书本，删去序文，文字亦与大同译书局本有异。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3页。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皮锡瑞也说：“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见《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一期。

见《大同书》，中华书局1939年本卷首；又，康有为：《共和平议》第一卷也说：“吾二十七岁，著《大同书》，创议行大同者。”

按《康南海自编年谱》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后注“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后记：“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则全书应成于1899年初。

见拙撰《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1月号；《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历史研究》1957年8月号；《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历史研究》1957年11月号。均收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

见拙撰：《〈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7月号，收入同上书。

同注⑪，第17—18页。

同注。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九年癸巳”，见《戊戌变法》（四），第126页。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春秋例》第二《三世》。

按康有为《长兴学记》中《讲学》《说经》《补六艺之学》诸节，都没有标出《礼运》；提到“三统”，没有提到“大同”“小康”。《桂学答问》于介绍应读书籍时，也仅提到《公羊》（何休《解诂》）、《春秋繁露》、《孟子》、《荀子》、《白虎通》，没有提到《礼运》；就是在介绍大、小戴《礼记》时，也未突出《礼运》。可知康有为于1981年在长兴讲学、1894年“游于桂林”时，还未深究《礼运》，还未将《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合。

康有为：《礼运注叙》，见《政论集》第193页。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主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见《政论集》，第281页。

同注。

梁启超：《南海先生传》第九章“人物及其价值”，见《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