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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传:《孔子改制考》震动思想界

【摘要】:戊戌变法前,在思想界起了极大震荡,称为“火山大喷火”,被清政府作为“悖书”严禁的,是康有为继《新学伪经考》后的另一撰著——《孔子改制考》。表示“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榖》”。他的《孔子改制考》也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出。《孔子改制考》自《上古茫昧无稽考》第一,到《汉武帝后儒教一统考》,共21卷,约34万字。

戊戌变法前,在思想界起了极大震荡,称为“火山大喷火”,被清政府作为“悖书”严禁的,是康有为继《新学伪经考》后的另一撰著——《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不达,返粤晤见廖平,受其启示后,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已经宣称“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表示“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榖》”。他一方面写出《新学伪经考》,说是东汉以来,经书多出刘歆伪造,以打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诋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古训”,企图拔除维新变法的封建绊脚石;又“选徒助纂,立例编括”,开始编纂《孔子改制考》

自此,康有为以讲学授徒的形式,进行变法维新的宣传组织活动。1894年,他在桂林讲学时说,董仲舒“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之说”。“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鼓吹孔子改制。次年,入京参加会试,“朝考卷”还提出“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公车上书》又强调“《公羊》之义,臣子一例”。标榜“传经只有一《公羊》”。《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引证“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王而为圣师也”。接着,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在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创刊号上,公然以孔子纪年署发刊年月为“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这期《强学报》上,还有《孔子纪年说》,提出孔子“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1897年,康有为又组织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他的《孔子改制考》也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出。

《孔子改制考》自《上古茫昧无稽考》第一,到《汉武帝后儒教一统考》,共21卷,约34万字。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由于“书缺籍去,混混茫茫”,于是周代末年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取得人们的信仰。如墨子假托夏禹,“以尚俭之故”;老子假托黄帝,“以申其‘在宥’‘无为’之宗旨”;韩非也“以法为法,故附会古圣”。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无不咸归依孔子”,因为他所创立的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徒从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

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作六经,是为了“拨乱世致太平”,是要“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孔子创立“三统”“三世”诸义,也无非是“托诸行事以明其义”。孔子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而不居帝王之位,是“制法之王,所谓素王也”。他以“布衣改周之制,本天论,因人情,顺时变,裁自圣心”,而为“天下所归往”。

孔子要“改制”,又依赖“托古”,这是因为“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是“人之情哉”,“非托之古,无以说人”。尧、舜、禹、汤、文、武的“盛世”,并不是古代实有,而是“托之以言其盛”。孔子处在“乱世”,向往的却是“太平盛世”,为了“改制”,为了“救世”,从而“托古编造”。参加《孔子改制考》编纂的梁启超说:“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

康有为以为六经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制法之王”,这样就推翻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旧说。长期以来,儒家总把孔子说成是“信而好古” 的古代文化保存者,于是言必称三代,“世愈远而治愈甚”,形成厚古薄今,眼睛向后看,陷入退化论的泥潭,也成为封建顽固派用旧制来压制改革的护身符。康有为力反旧说,说是六经为孔子所作,三代盛世只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事物是发展的,应该向前看,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他说:“远者必忘,故当近;旧者必坏,故当新。史佚之告成王,愿王近于民。《康诰》之戒康叔,作新民。《大学》且欲其日日新。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后世疏远其民,泥守旧法,故致败亡。此论政极精之论。”旧者必坏,就不能泥守旧法;新者必兴,就得变法维新。这样,它就打击了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为维新变法做了舆论准备。

康有为以为孔子创立“三统”“三世”诸义,处在乱世,向往“太平”。那么,社会历史就不是不变的,而是有因革损益的。根据儒家今文学说,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愈改而愈进也”。他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主,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又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以春秋为乱世,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但尧、舜是孔子认为的理想境界,孔子处在“乱世”,欲致“升平”,想望“太平”,他是“拨乱救民”,“行权救患”,孔子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作六经以言改制。经书经过孔子“手定”,就有了“改制”的微言大义。尊奉儒家经典,就是因为它经过孔子的“手定”;尊奉孔子,就是因为孔子创立儒教,“托古改制”。这样,就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从而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

孔子不是生于“乱世”、想望太平吗?康有为也希望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以渐入“大同之域”。于是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如:(www.chuimin.cn)

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制。

吏道是周、秦以来任官之旧,仕学院中人也。儒是以教任职,如外国教士之入议院者。

然今中国圆颅方趾者四万万,其执民权者二十余朝,问人归往孔子乎?抑归往嬴政、杨广乎?既天下义理、制度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菜、俎豆、莘莘皆不归往嬴政、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子。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有王之名,乃其固然。然大圣不得已而行权,犹谦逊曰假其位号,托之先王,托之鲁君,为寓王为素王云尔。

王者往,君者群,孔子能群天下人,非天下之君而何?

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

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孔子说成是“神明圣王,改制教主”。说什么孔子“与时更化”,创立“选举”等制,想望“民主” 之“太平”。他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敷衍“孔子改制”,使人们相信变法维新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就成为变法维新的祖师。

那么,康有为塑造的“改制”的孔子,已使孔子资产阶级化了。难怪封建卫道者对之要断断不已,说是“离经叛道”!

康有为把述而不作变成“托古改制”,是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孔子,作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过去一直作为偶像所崇拜,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准人们反抗。他们“述”的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圣之道,不准人们逾越,这种麻痹知识分子的封建毒品,当然适合清政府的需要。他们既用祖宗之法来压人,又用孔子之道来骗人,成为变法改革的极大障碍,康有为对此深有体会,他自己就说过:“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利用迷信孔子的心理,利用孔子的权威地位,借用他的名字,借用他的语言,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无怪乎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旧斗争,围绕“孔子改制”的斗争,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这点将于下面再予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