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新学伪经考》的意义及影响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之一，而不是“一部极重要、精审的辨伪著作”。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见解新颖，影响深巨，成为当时“思想界之大飓风”。它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上清帝第一书》未能上达之后、《公车上书》发动之前刊布的，是康有为在讲学授徒的形式下进行变法宣传和组织活动时的作品。它在清朝末叶曾经三次“奉旨毁板”。

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内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简言之，梁启超以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于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作“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作“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⑲

为什么康有为攻击“新学”、指斥“伪经”呢？清代乾嘉以来，讲究训诂考据，施于古籍整理和语言研究的“朴学”，流传甚广，分为起源于吴中（今江苏苏州）惠周惕而成于惠栋的“吴派”，以及起源于江永而成于皖南戴震的“皖派”两大支。吴派以遵循汉人学说为主，主张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而旁及史学与文学。皖派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础，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方面考释经义。他们以“汉学”为标榜，长于考据而鲜言“经世”，成为风靡一时的一种学术风气。另一方面，宋、明以来的“宋学”（程朱理学），由于君主和高级官僚的利用，在士大夫中也仍占优势。他们高踞堂庙，空言性理。这两个学派，在当时学术界中占统治地位，一些知识分子要驯致仕宦，一般须通过科举，而应试的“八股文章”，又悉以经书为依据。这样，汉学的训诂考据，宋学的义理文章，就成为麻痹知识分子的毒品，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护身符。康有为以为“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宋明国朝文章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⑳。“若如近儒白首钻研，非徒圣学所不存，抑为刘歆所欺诒，甚不智也”㉑。愤恨地指斥古文经学不过是“新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学者所尊崇的经书只是“伪经”，不是“真经”；“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这样，就予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两大学派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冲荡，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

非但如此，《新学伪经考》还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促使了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起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作用。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撰述《新学伪经考》之时，指出为学的目的：“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故人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其为是俗，非一时也。积日月年，积百十年，积千万年，于是积习深矣。欲矫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㉒他以为“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要做“智者”，就不能顺应潮流，而须“逆乎常纬”。所谓“常纬”，就是一般人认为不可变易的“常道”，他要求“逆乎常纬”，就是要求不要“恪守祖训”。“常道”不是不可变易的；数千年的积习，不是不可“矫然易之”的。

古文经学、程朱理学，都是保护封建制度的，且挂上了孔圣人的招牌，不准人来反抗。康有为却以为：“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暗㫚，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暗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雾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㉓。认为他们所传的经，“非孔子之经”，是“伪经”，而西汉以前的今文，才是孔子“真传”所在。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也挂上了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虽则他自己也带着很浓厚的封建因素，不可能把思想解放的任务进行得更深入一些，但却对久受封建桎梏的人们，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如上所述，《新学伪经考》撰于康有为积极酝酿维新变法之时。它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派“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而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

如果胶着于学术方面来衡量《新学伪经考》，那么，书中确实有其武断之处。符定一曾专门撰有《新学伪经考驳谊》一书，举出“驳谊”三十一事，谓其“征引也博”“属词也肆”“制断也武”“立谊也无稽”“言之也不怍”。㉔这里，不想就符定一所驳以及别人所议进行一一复检，只就《新学伪经考》中所谓“新学”和“伪经”来讨论一下。

康有为说：“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蓄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歆既奖成莽之篡汉矣，莽推行歆学，又征召为歆学者千余人诣公车，立诸伪经于学官，莽又奖成歆之篡孔矣。……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㉕王莽是否只提倡古文经学，只依附古文经典，而不援用今文经典呢？《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是否都出于刘歆伪造呢？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王莽曾经推崇《周礼》，进行“托古改制”，以符合其欺骗性改革的需要；王莽也曾提倡《古文尚书》《左传》《逸礼》等古文经传，从而相对地压抑了今文经学。但这并不意味他绝对排斥今文经学，他对今文经典中认为有用的东西也予汲取，例如西汉哀、平年间，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家相信谶纬，用以解释灾异祥瑞，进行迷信宣传，王莽即大加提倡，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王莽封“宰衡”后，刻“宰衡印章，以通于四海”，翟义反对，王莽“抱儒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而讨翟义”。居摄二年冬，又引《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臣莽敢不承用？”㉖《大诰》《康诰》，都是今文《尚书》中的内容。王莽改制时的封地四等，也不同于《周礼》，而大体同于《王制》，而《王制》却是今文学家用以诋击《周礼》、排斥古文的重要文献㉗。由此可知，王莽尽管尊重古文经，但对西汉过去其他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且曾汲取利用。

王莽要夺取政权，就要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势力。《汉书·王莽传》载：“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在这千数人中，应该有通古文经的人员在内。

但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学家，对王莽政权没有危害的，他也不排斥。例如传梁丘《易》的衡咸、传欧阳《尚书》的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王莽又任传大夏侯《尚书》的唐林、王吉为九卿，吴章、炔钦为博士，传小夏侯《尚书》的冯宾为博士等。王莽虽则曾经摒斥今文学家，如传施氏《易》和《礼》的刘昆及其家属就为王莽所系。但他被“系”的原因却是“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㉘，又因他姓的是“刘”，遂致被“系”。他的被处罚，不足以说明是以宗今文而被斥。相反的，古文经师中如果对王莽不满，也不能幸免，如传高氏《易》的高相，即以翟义起兵事牵涉被诛。因此，王莽对待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并不视其传授今文或古文而黜陟，而是主要视其政治倾向而予以赏罚的。

应该说，王莽统治时，有些今文学家，曾对其统治不满，他们不以保持禄位而取媚王莽。如传小夏侯《尚书》的王良，“寝病不仕”㉙。又如传孟氏《易》的洼丹、传欧阳《尚书》的牟长、传《鲁诗》的高诩、传《鲁诗》《论语》的包咸，曾先后“避去”。但也有世传《古文尚书》《毛诗》的孔子建，不去阿谀“新室”。桓谭也在“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之时，“独自守，默然无言”㉚。尽管王莽在经学上对古文经学让步，但古文经学家并不完全甘心服从王莽的统治。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提倡古文经学，但不绝对排斥今文经学；王莽拉拢一些治古文经的人，但对并不妨碍其统治的今文经师，也仍保持其禄位。王莽以“经典”作为其政治欺骗的工具，“经学”只是他用以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而已。

至于古文经传是否都是刘歆伪造呢？也不尽然。就康有为着力攻击的《左传》《周礼》而言，康有为认为“《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但上面说到，王莽的封地四等，即不同于《周礼》，而大致与《王制》相仿，它不是与莽的更法立制完全相同的。况且，《周礼》一书，《大戴礼记》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曾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的。近人对《周礼》的制作时代的研究，虽至今尚有分歧，但一般都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不是西汉末的作品㉛。《左传》呢，也不是如康有为所述，是刘歆从《国语》窜改而成的。它的出现虽然较晚，古代也无明确的记载，但史料来源却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史书。它的体裁既和《国语》不同，即就文字风格看来，也绝非汉代的文体。

关于这些古文经传的来源、作者、制作年代的考核，是经学史中的专门问题，这里不详细分析。但不管怎样，《新学伪经考》中的考辨，有的确有问题。(www.chuimin.cn)

《新学伪经考》考辨之武断，即梁启超也不否认。他说：“《伪经考》之著，……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㉜和康有为同宗今文的皮锡瑞也以为“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㉝。

那么，《新学伪经考》的考辨，有的不能成立，是否它就毫无学术价值呢？也不是的。因为：

首先，应该认识到康有为是披着“经学”外衣，实则是为其变法维新的目的服务的。他所争论的形式是“经”，但实质上却是社会问题。由于古文经学流传广泛，程朱理学高踞堂庙，从而竭力宣传今文经学的可靠，诋排古文经学的不可靠，对封建的传统看法予以反击。这样，他的论证，就不免有阐释武断之处。

其次，《新学伪经考》虽有武断，但也有些论辨，至今看来仍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如他说：“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藏书之禁仅四年，不焚之刑仅城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伦，天下六经读本不缺”，以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㉞。如对《经典释文》所列《毛诗》传授的怀疑㉟，如对古文经学传授的表列等，都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再次，在康有为以前，今文经学家虽已对古文经传产生怀疑，如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攻击《左传》，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攻击《毛传》、大小《序》和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邵懿辰攻击古文《逸礼》等。这些著作，大都是部分的、片段的，到康有为始网罗一切，对古文经学进行根本性的打击。《新学伪经考》就是打击古文经学的综合性的撰著。

最后，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发生怀疑，进而爬梳史料，曲予考辨，从而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我国古史的探稽提出了古籍真伪的课题，打破了传统的盲目信古，导致了此后的“疑古”“辨伪”之风，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影响是深巨的。

总之，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不能因为书中某些论断失实而低估其对当时政治上的影响；尽管书中议论存有武断，但有的考辨，至今尚有参考价值。

由于《新学伪经考》不是单纯学术著作，因而当时对该书的反对和责难，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反映不同集团、不同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康有为在1917年重刊《伪经考》时，书前加有题词：“光绪辛卯，初刊于广州，各省五缩印。甲午，奉旨毁版；戊戌、庚子，两次奉旨毁版。丁巳冬，重刊于京城，戊午秋七月成。”一部书籍三遭毁版，可见它是深为当局所忌的；而屡毁屡印，也可见它的影响之广。它的遭遇，和一般学术著作迥然不同。

最初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的是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㊱。可以看出新学说、新思想的传播，引起了他们的震慑。他们不是为了它的学术上的“考辨”，而是从政治上“遏炽焰而障狂澜”的。

此后，反对《新学伪经考》者綦众。在戊戌变法时期，他们之间的争论，不是单纯学术领域中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

第一，反对者每每以“卫道”的面貌出现，以为康有为“心术不正”，防止《新学伪经考》流传以后，“邪说横行”。

戊戌变法时期，极力破坏维新运动的湖南守旧派首领王先谦、叶德辉一再说康有为“心迹悖乱”，“情状亦殊叵测”㊲；“煽惑人心，处士横议之风，不图复见于今日”㊳。指斥《新学伪经考》为野说、邪说、诐辞；“吠声吠影之徒，竟不知圣教为何物，有世道之责者，其能嘿尔不语乎？”㊴原来他们的所以狂肆攻击，是为了保卫“圣教”，为了防止“煽惑人心”，违忤“圣教”。为了维护封建秩序，而对《新学伪经考》的“狂悖骇俗”，深恶痛绝，于是不择手段，肆予破坏。后来苏舆且将这些反面文章辑为《翼教丛编》，以报答“国家二百年来培植教养之恩”，而“专以明教正学为义”㊵。妄想“首驳‘伪学’，次揭邪谋，由是而正学臣邪遁之词，息谬士嚣陵之气”㊶。

第二，反对者对《新学伪经考》的指斥，是因为它侵犯封建秩序，争辩的结果归结到封建传统的变和不变的根本问题。

康有为主张“勉强学问”，“逆乎常纬”。叶德辉反驳说：“作者论学则强人以难，居心则导人以逆，乃独借讲学以文其奸，殆亦鹦鹉能言之类耶？”“作者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秉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㊷康有为的所谓“逆”，是改变积习的“逆”，是对旧的封建传统的反抗；是吸收今文经学的“变”的理论，为其变法维新的目的张目的。叶德辉则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坚决反对“逆”，主张“顺”，认为这些“圣经圣法”，是不能改变的，否则就是“无父无君，与周、孔为敌”。

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课题的提出，使长期受封建桎梏的知识分子，吸收了新鲜空气，打破了旧传统，而守旧派指斥“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傺侘不遇之悲”㊸，以为他将“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㊹“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㊺害怕变法会动摇封建统治基础。这就无怪乎《新学伪经考》要三遭焚毁了。

反对派以“卫道者”的姿态，认为“圣经圣法”不能改变，这就说明了他们对《新学伪经考》的攻击，是新旧思想的斗争，是封建顽固势力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的反扑，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与此相反，在学术上和康有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却在政治上对康有为表示了同情。如众所知，章太炎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且“专慕刘子骏（歆），刻印自言私淑”㊻。他初读《新学伪经考》时，也感到“恣肆”。但当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时，他却“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1896年，改良派的机关刊物《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延请章太炎担任撰述，他就离杭赴沪，任职《时务报》，撰文主张“革政”，赞成变法。可知章太炎的参加强学会，并不是意味他对《新学伪经考》学术见解上的赞同，而是在政治上赞成改变旧制。㊼

照此说来，戊戌变法时期，政治上反对变法的人，对《新学伪经考》的诋毁不遗余力；学术上对《新学伪经考》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却有支持或参加维新事业的事情。单纯从学术上来估价《新学伪经考》，这些问题就将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