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万木草堂》：讲学内容与编纂准备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⑨至于讲学内容，据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说：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万木草堂，我们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⑩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他在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时，已对古文经学攻击，刊行《新学伪经考》，进行《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了。讲学内容，与广州万木草堂所讲相仿。

1889年到1895年，康有为表面上不谈政治，实际上从事维新运动骨干的培养和变法运动理论体系的建立。

1890年春，康有为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才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问“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少年中举，自命不凡，“辄沾沾自喜”，当他随同陈千秋进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甚至“竟夕不能寐”①。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②。

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

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③。“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④次年，“移讲堂于粤城卫边街邝氏祠”。⑤1893年，“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⑥，这时已有一百多个学生了。

陈千秋、梁启超记述谒见康有为及其受业情况说：

吾师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绌之于国，乃讲之于乡。千秋与服领英秀捧手请业。⑦

（庚寅）其年秋，始交陈通甫（即陈千秋）。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⑧

梁启超又说：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⑨

至于讲学内容，据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说：

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他讲学重今文学，谓古文是刘歆所伪造，即如《春秋》，则尊《公》《毂》而非《左传》。当时，他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亦然。书法如晋之羲、献，羲、献以前如何成立，羲、献以后如何变化；诗格如唐之李、杜，李、杜以前如何发展，李、杜以后如何变化。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

在万木草堂，我们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讲《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

每天除听讲、写笔记、读书之外，同学们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

功课簿是万木草堂一件重要制度，每见学生写一条简短的疑问，而康先生则报以长篇的批答。

在万木草堂，我们除自己用功读书之外，还有一种特殊工作，即编书，这是协助先生著述的工作。譬如康先生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由他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及各学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有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简单录出，注明见于某书之第几页、第几篇，用省属稿时翻检之劳。时间由编书团体共同商定，每月上旬某月某日，中旬某月某日，下旬某月某日，自几点至几点，会合在大堂工作，仍坐无靠背之硬背凳。某人担任某书，自由选择。一部编完，又编第二部。这些稿件，统存于书藏，备先生随时调用。⑩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长兴学记》标明“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这种“常纬”“其为是俗，非一时也，积日月年，积百十年，积千万年，于是，积习深矣。欲矫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要反对“积习”；而所归则在乎“仁”。“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要求“矫然易俗”，以“锡类天下”⑪。

康有为教育学生“逆乎常纬”，是对当时高踞堂庙的宋学和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古文经学）的抨击。他认为古文经学考订声音、训诂文物，是“小言破道”，“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于是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孔子的“改制之意，著于《春秋》”，所以“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他在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时，已对古文经学攻击，刊行《新学伪经考》，进行《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了。

1894年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7月（六月）回到广东。8月（七月），给事中余晋珊劾奏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新学伪经考》被毁版。“粤城谤不可闻”。康有为乃应门人龙泽厚（积之）的邀请，到广西讲学，以桂林风洞山景风阁的大厅作为讲学的地方。“当时社会上对康有为有两种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康是怪物，有的称他为康圣人。”⑫开始听讲的人并不太多。讲学内容，与广州万木草堂所讲相仿。据龚寿昌的回忆：(www.chuimin.cn)

康先生讲学的内容，常讲的是《春秋公羊传》，注重讲孔子改制、刘歆伪经，通三统、张三世等微言大义，及《礼记·礼运篇》大同的意义。并讲《荀子·非十二子篇》学术的派别，《庄子·天下篇》庄子的尊孔，《墨子》《史记》《宋元学案》等。尤注意在讲中国学术的源流和政治革新的趋势，和他本人所著的《孔子托古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此外，康还著有《桂学答问》《分月读书课程表》，指导阅读中西书籍的门径。受业的门弟子，除听讲学和读《公羊传》外，并默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还要依课程表选读、作札记或写疑义问难，由康解答，讲授时，所讲者即时笔录，并指定况仕任、龙应中两人编定送阅，批著后互相传观。⑬

上面提到的《桂学答问》，据康有为说是讲学不久，“以来问学者，踵履相接，口舌有不给”，从而应门人之请，“写出传语”的。《桂学答问》开宗明义：“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孔子，故学者尊孔子而已。”又说董仲舒“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 之说”。“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⑭，揭橥孔子改制。以为“为学之始，先以一二月求通孔子之大义为主”。应该先读何休《春秋公羊传注》《孟子》《荀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五部书，“通其旨义，已通大孔律例，一切案情，皆可断矣”。其次，史部、子部、目录、小学诸书，也应涉猎。“至此，则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⑮诋击古文经学，宣扬孔子改制，比万木草堂初讲时更加恢张。《桂学答问》还列举“西学”书目，也是《长兴学记》所没有的。

1891年到1894年间，康有为在广东、广西讲学；后来，又重游广西，还粤宣讲⑯。他的讲学活动，历时甚久，其主要作用是：

第一，聚徒结党，培养维新运动的骨干。

万木草堂的康门弟子，除陈千秋（礼吉）、曹泰（箸伟）早逝外，其余好多弟子，都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积极展开变法活动，被合称为“康梁”。麦孟华在北京参加《公车上书》，编辑《万国公报》；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为《时务报》撰文，后又列名保国会。梁朝杰也列名“公车”。韩文举（树园）、徐勤（君勉）、王觉任（镜如）都是当时澳门《知新报》撰述。徐勤在《时务报》也发表《中国除害论》，又为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都是康有为弟子。上海《强学报》的主笔又是徐勤、何树龄（易一）。至于桂林讲学的弟子，龙泽厚列名上海强学会，况仕任为圣学会办的《广仁报》主笔，汤睿后来也追随康、梁。那么，康有为这几年中，确实培养了不少维新弟子，抑扬舆论，推衍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比较活跃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广西、澳门，几乎都有万木草堂的弟子。那么，康有为的授徒设学，实际是聚徒结党，所以梁启超说：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⑰

第二，著书讲学，建立变法理论的体系。

康有为是在1888年“上书不达”，回到广东，遇见廖平，受其启发后，“明今学之正”。陈千秋、梁启超先后叩见康有为，以至长兴讲学、桂林授徒，都是“明今学之正”以后的事。这时，康有为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做重新解释。他在讲学期间所编之书，最主要的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关于这两部书的内容和意义将于下面专门讨论。这里只提一点，即书籍的编纂刊行，曾得到他的弟子帮助。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称：

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⑱

参照上文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孔子改制考》由康有为发凡起例，弟子分别搜集资料、帮助纂订，应属事实。查《新学伪经考·序目》称：

门人好学，预我玄文，其赞助编纂者，则南海陈千秋，最勤而敏也；（其下六字，初刻本作“新会梁启超也”）其校纂伪夺者，则番禺韩文举、新会林奎也。

《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初刻本后面，有“韩文举、陈千秋初校，林奎、梁启超复校”字样，可知《新学伪经考》成书较早，但康门弟子也曾“赞助”检校。

《孔子改制考叙》说：

同邑陈千秋礼吉、曹泰箸伟……好学深思，编纂尤劳，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之治可见，其亦不负二三子铅椠之劳也夫！

只提到陈千秋、曹泰二人。其实，《孔子改制考》的编印，绝不只是陈、曹二人帮助“编检”。它的最早刊本，是1898年的大同译书局本，卷末注明担任初校的，即有康同勤、邝南嵩、梁应骝、罗润楠、陈国镛；担任总校的，则是欧榘甲、王觉任。

至于《春秋董氏学》，影响虽不及上述二书，但它的成书也在讲学之时，刊印也在戊戌以前。《春秋董氏学》大同译书局初刻本，有“弟子梁应骝、陈国镛初校，弟子王觉任、康同勤复校”字样。梁启超也说此书是“诏弟子分纂”的。

照此说来，康有为的草堂设学，实以讲学为名，而衍发变法理论是实。此后，外患日急，康有为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维新骨干招聚渐多，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也就日益高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