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与康有为的启示与异同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在康有为受廖平影响的问题上，廖平屡道其事，而为康有为所深讳。从时间先后来说，廖平是早于康有为的。然而，廖平“明用康氏之说”，是在1894年的《古学考》，在此以前，却是“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的。康有为“明今学之正”，受了廖平的启发，但他的借用今文经学以议政，却和廖平不同。

康有为的“明今学之正”，援用今文经说，是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之后，是受了廖平的影响。他在维新运动期间的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是在廖平的启示下编撰成书的。

然而，在康有为受廖平影响的问题上，廖平屡道其事，而为康有为所深讳。廖平说：“外间所祖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康有为却深讳其事，不但《自编年谱》无此记载，《新学伪经考》且说：“阅二千年岁月时之绵暖……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这样，康有为是否受廖平的思想影响，聚讼纷纭，有的学者且据康氏之言，再参以廖平《古学考》（刊于1894年，晚于《新学伪经考》三年），认为以古文经典为“伪经”，以古文经学为“新学”，对王莽、刘歆的攻击，是创自康有为，而廖平则是“明用康氏之说”㉚的。究竟康有为是否受到廖平的影响？

我认为康有为是受到廖平的影响的，理由如下：

第一，康有为的援用今文经说，是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以后。在此以前，他涉猎“西书”，“刻刻以救世为事”，但通过这年“上书”的政治实践，却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摧残。这使康有为感到除向“西方学习”外，还得到中国传统的封建学说中去找寻理论依附，从而实现他变法图强的愿望。儒家今文学说中多“非常异义之说”，正是“托古改制”的很好凭借。

从康有为《自编年谱》和他的撰著中，可以看出他是在1888年以后才“明今学之正”的。《自编年谱》光绪六年（1880）记：“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休）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春秋公羊传》是今文经学派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何休是东汉今文学的著名大师，说明这时他对今文经学尚表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记其“上书不达”后，“既不谈政事，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明确记载“明今学之正”是1888年以后的事。《自编年谱》光绪十六年（1890）又记：“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㉛他对这些古文经的大肆攻击，也系在1888年以后。这是康有为亲笔记录，应属可信。㉜

第二，康有为在1888年“上书不达”后，次年返粤。1890年，移居羊城安徽会馆。廖平于1889年至粤，康、廖初晤，当1889年、1890年冬春之际。他们讨论学术，必然涉及今文经学。这点，廖平屡道其事，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恰恰是在和廖平初晤之后撰述的。如康有为较早诋击刘歆伪篡、宣传孔子改制，是在广州长兴讲学时，他说“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㉝，表示“孔子经世之学在《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榖》”㉞。这些，都发表在1891年，亦即康、廖初晤之后。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孔子改制考》则到1898年再刊行，而在此以前，廖平已有《知圣篇》《辟刘篇》的撰述。《知圣篇》中已说：“惠、戴挺出，独标汉帜，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名衍汉学，实则宗法莽、歆，与西汉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语。”㉟对刘歆、王莽以攻击，与《新学伪经考》所论相合。又说：“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㊱也言孔子改制。《知圣篇》《辟刘篇》撰于1888年。㊲在此以前，廖平尚有《今古学考》。他说：“《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际，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歆）目为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㊳又说：“刘子骏《移太常书》，只云臧生等与同，不云其书先见。班书又云：歆校书见《左传》而好之，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也。”㊴并对郑玄的“混合今古”，诋为“违古”。㊵《今古学考》成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早于《新学伪经考》五年。㊶从时间先后来说，廖平是早于康有为的。

照此说来，《自编年谱》说他在1888年以后，始“明今学之正”。这时，廖平的《今古学考》已经刊行三年了，《新学伪经考》刊于廖平撰著之后，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康、廖于1889年、1890年间相晤，康有为受到廖平影响，是无容否认的。

问题是，为什么康有为深讳其事，甚至有人说是廖平“明用康氏之说” 呢？我以为康有为的讳言受到廖平影响，是为了表示“一无剿袭，一无依傍”，而他的弟子却不为师讳，梁启超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政’应为‘教’），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知守今文家法。……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㊷认为康有为尽弃旧说，是受到廖平影响以后的事。

至于廖平“明用康氏之说”，则廖平后来刊行的《古学考》确有这样的情况，如：

旧用古说，以为五经皆为焚书，有佚，康长素非之。今按康说是也。博士以《尚书》为备，歆愤其语，遂以为五经皆有佚缺，然后古文可贵。㊸

以康说为“是”。在辨别《周礼》真伪问题上，廖平也受过康有为的影响。本来，《今古学考》以为“《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模仿为之者，其先后大约与《左传》《毛诗》同，非周初之书也。”㊹而《古学考》则说：“古学以《周礼》为主，虽《左传》早出，非古学，古学始《周礼》……刘歆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歆手，以为新室制作，其书晚出。”㊺“不知古学至东汉乃成，刘歆援《周礼》以为主，其徒党最盛，推之于《诗》《书》，以成古学，是古全而今生，非古在今前。”㊻正由于这样，有人以为廖平袭用康有为之说。康有为也振振有词地说：“足为证人，助我张目。”㊼然而，廖平“明用康氏之说”，是在1894年的《古学考》，在此以前，却是“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的。康有为“明今学之正”，受了廖平的启发，但他的借用今文经学以议政，却和廖平不同。

廖平的辟刘歆、崇今文，旨在说明今文经传之可信，为能得孔子的真传。他说：“六经，孔子一人之书，学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谓道冠百王、师表万世也。”㊽认为“六艺本为孔子新义，特自托之于述”㊾。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就经过今文经师的发挥，所以“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至于“古文家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㊿。因此，他主要“尊今抑古”，囿于学术上的争论。而《新学伪经考》则以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称作“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称作“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他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宋学”两大学派进行根本性的打击，说他们尊崇的经书只是“伪经”，不是真经；指斥古文经学不过是“新学”，不是孔子真传。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冲荡，既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旧说，又在政治上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条件。

廖平的崇孔子，言素王，旨在说明“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有典章制度”。孔子为了“垂范后王”，所以“沉思潜会”，“笔削” 经文。他是为了阐明“今经皆孔子所作”，今文经学得“孔子之传”而“表彰微言”的。《孔子改制考》则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这些，下文还将论述。

因此，《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它是汲取了中国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而又渗透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学说内容的著作。它虽启自廖平，但康有为援今文以议政，借孔子言“改制”，却非廖平所能企及。

或者说，廖平不是也讲“变”、也说“三统”吗？是的，“变”是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廖平确实讲过“代有改变，然或异名同实，或变通救弊，所有长治久安者，实阴受孔子之惠，且循古今治乱之局，凡合之则安，反之则危”。廖平也言“三统”，说自孔子“自卫返鲁，作诗言志，以殷末寓素王之义，明三统之法”。但廖平推崇孔子，是为了说明孔子之道“百世可以推行”，比较遵守“今文家法”，没有考虑到借助孔子“变法维新”，更没有用改良主义观点对孔子改制重新解释。他的“三统”说提到“因革损益”，有时却尚含混，如说：“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议。”也没有把“三统”说和“三世”说相糅，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那么，康有为的援用今文，启自廖平，而他却把改良主义思想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了起来，有着新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并非廖平所有，也非廖平所能，难怪廖平要说《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祖述”廖平，“而多失其宗旨”。

康有为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把今文学说汲取、发展的，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是密切结合的。廖平则主要在学术上争孔子的真传，争经书的真伪。他们之间，自有不同。这点，梁启超也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廖平的《今古学考》，从学术上区分今古，多少“详于例”；而康有为则用今文“微言”，作为“托古”的依据，也就是所谓“详于义”。

康有为的“详于义”，不但和廖平不同，和同讲今文、同讲变法的皮锡瑞也有区别。因为康有为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而廖平、皮锡瑞则主要还是今文经学的“经师”。

康有为学习西方，“上书不达”后，从今文经学中找取理论依附，他为了倡导变法而援用今文，为了维新改制而塑造孔子。他虽然受到廖平的启示，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实自康有为始。他和廖平“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此后，康有为在广州、桂林讲学，就依援“孔子旧方”，塑造变法理论，并聚徒讲学，培养变法人才了。

注　释：

①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②同上书，第115页。

③同上。

④同上书，第116—119页。

⑤康有为：《请醇亲王归政折》，代屠侍御作，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⑥康有为：《与邓给谏铁香书》，同上书，第186页。

⑦康有为：《与潘宫保伯寅书》，同上书，第190页。

⑧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同上书，第196页。

⑨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51页。

⑩康有为：《上祁子和总宪书》，抄稿。

⑪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见《戊戌变法》（三），第131页。

⑫同注⑧，第197、194页。

⑬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书》，此文原抄稿所见康有为亲笔注语，见《政论集》，第51页。

⑭康有为：《己丑上书不达出都》，同上书，第75页。

⑮康有为：《感事》，同上书，第62页。

⑯康有为：《与黄中弢编修书》，光绪十四年（1888），抄稿。

⑰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21页。

⑱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叙》，见《政论集》，第84页。

⑲同上。

⑳同注⑮。(www.chuimin.cn)

㉑按《春秋公羊传》说“异辞”凡三见，除上引外，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传文：“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传文：“《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㉒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10页。

㉓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见陈立：《公羊义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9—80页。

㉔康有为：《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辨》，见《万木草堂遗稿》卷一。

㉕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㉖同注㉔。

㉗同注㉕。

㉘康有为：《考定王制经文序》，光绪二十年（1894），抄稿。

㉙康有为：《论王制》，在桂林和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口述，抄件。

㉚张西堂：《廖平〈古学考〉序》，景山书社版，第1页。

㉛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第124页。

㉜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系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所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政变发生后，他又将乙未以后经历补撰，除有的地方出自追述，年限有出入（如上引“既而自悟其非”，即非1888年事），以及为了点明他“一无依傍” 而经点窜外，比较起来，尚属早期撰著，远较后出各书为原始。

㉝康有为：《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见《政论集》，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