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明今学之正，康有为的对当代学说的觉悟与改革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康有为鉴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又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到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度”，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为什么要“明今学之正”？他在汲取今文学说后说，周室东迁以降，“天下无王，斯赖素王”。孔子在“王迹衰亡”之时，“抱救世之心”，“改制作而救衰败”，以“布衣改周之制，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不达，友人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⑰，他也“拟著一金石书”，名曰《广艺舟双楫》（一名《书镜》），自叙称：“康子戊巳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俯揽万极，塞钝勿施，格绌于时，握发慹然，似人而非。”⑱经友人劝告而撰此书，凡27篇，其目为：《原书》《尊碑》《购碑》《体变》《分变》《说分》《本汉》《传卫》《宝南》《备魏》《取隋》《卑唐》《体系》《导源》《十家》《十六宗》《碑品》《碑评》《余论》《执笔》《缀法》《学叙》《述学》《榜书》《行草》《干禄》《论书绝句》。这是一部论述碑本书法之书，从目录中可以看出它是一部论书法艺术的学术著作，是续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作，和政治关联不大，似乎康有为已经受上书不达的教训，退隐书斋，潜研碑卷了。其实，他在此书的《序》中一开始就说：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绦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⑲

说是以“著圣道”“发王制”“洞人理”“穷物变”为目的，主张书法艺术的改革，而对科举考试的“楷法”表示不满，也可说是为此后“废科举” 奏议的准备。他表面上退居书斋，潜研碑本，实际上仍关怀国事，设想怎样打开沉沉“帝阍”的大门。他咏诗言志：“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⑳

1889年秋，康有为离开北京。这年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鉴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又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到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度”，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这样，便想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在他的撰著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今文内容。

康有为为什么要“明今学之正”？今文经学中究竟有哪些可资运用的理论？原来今文经学在西汉时和政治的关系本来很密切，它主张“变”，认为《易经》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

在今文经说中，有所谓“三统”“三世”。“三统”说（也叫“三正”）在西汉时的《尚书大传》即有记载：

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一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西汉武帝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和东汉班固等纂集的今文经学政治学提要《白虎通·瑞贽·论三正之义》均有发挥。

大体说来，“三统”说的含义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他们把朝代的交替，归之于“黑统”“白统”“赤统”三个“统”的循环。得到哪一“统”而为天子的，其“礼乐征伐”就得按照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办理。以夏、商、周三代而言，夏是“黑统”（也叫“人统”）、商是“白统”（也叫“地统”）、周是“赤统”（也叫“天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不变的。那么，“三统”说的实质，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这种历史循环论，却为西汉皇帝信奉，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其较为久远的影响；它的“因革损益”“因时制宜”，也正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附。

“三世”说源于公羊学。《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㉑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加以发挥：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㉒(www.chuimin.cn)

他将春秋时代的历史，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等，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或者“微其辞”，或者“痛其祸”，或者“杀其恩”，是以时代的远近而异其“书法”的。东汉时，何休解释《公羊传》，又予推阐说：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㉓

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了“衰乱”（康有为叫作“乱世”）、“升平”“太平”的“三世” 名词。假如以古代为衰乱、近代为升平、现代为太平的话，那么，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愈改而愈进也”。所以，“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历史进化论，他和“三统”说相结合，就成为要救国，要“太平”，就要“因革”“改制”，只有“因革”“改制”，才能进步，才能达到“太平”的愿望。

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的。

这样，康有为就一改过去的尊周公、崇《周礼》为尊孔子、崇《公羊》，并在此后的讲学和著作中，以古文经籍为伪经，以古文经学为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的新莽一朝之学。从而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并尊孔子为教主，用孔子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了。这些，将于下文再加剖析。

过去，康有为以为周公“有德有位”，“经纶天下”，而孔子既无其位，也未“经纶天下”，又将如何解释？他在汲取今文学说后说，周室东迁以降，“天下无王，斯赖素王”㉔。孔子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而不居帝王之位，是“制法之王，所谓素王也”㉕。孔子在“王迹衰亡”之时，“抱救世之心”，“改制作而救衰败”㉖，以“布衣改周之制，本天论，因人情，顺时变，裁自圣心”㉗。又说，六经是孔子所作，孔子为制法之王，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事物是发展的，应该向前看，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旧者必败，就不能泥守旧法；新者必兴，就得变法维新。孔子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作“六经”以言改制，尊奉孔子就是因为孔子创立儒家，托古改制，由尊周公而尊孔子了。

过去，康有为是崇奉《周礼》的，现在却以为“传经只有一《公羊》”，因为《公羊》着重解释《春秋》“大义”“三统”“三世”“大一统”等学说，《公羊》都有发挥。他说，孔子还根据时王之制，“将修《春秋》，损益《周礼》而作”《王制》。“王者，谓素王；王制者，素王改制之义”，是“沿制度之大一统”㉘，“《王制》为孔子改制之书，以其一与《公羊》同也”㉙，由尊《周礼》而尊《公羊》，并将《王制》与《公羊》相合了。

康有为这种转变，确有些迥异寻常。他的转变，是在第一次上书不达以后。他对经学中今古文问题的转变，是和其变法维新的政治实践密切相连的。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来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在民族危机严重、清朝封建统治腐朽的情势下，康有为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学说。早先，他曾想望有“有德有位”如周公其人者辅佐光绪，革旧图新；也渴望能有如《周礼》其书者颁行天下，言教通治。然而，通过第一次上书的实践，使他觉察到要维新、要变法，就要有一套维新变法的理论。要创造一套维新变法的理论，单用西方的不行，单讲新的也不行，在封建思想笼罩下的中国，还须从旧的儒家经学中找寻依据，制造舆论。这样，他终于选中了讲“变”、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重新塑造孔子的形象，把孔子视作“制法之王”，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装了的孔子，为他的变法维新事业服务。康有为在经学中的今古文问题上，由彼及此，由古入今，是和其政治实践密切相连的，因为康有为是政治家、思想家，而不是经师。如果单纯从经籍传授得失、经学派别异同来看，就不能剖析其症结所在。

康有为传：明今学之正，康有为的对当代学说的觉悟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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