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上书不达，教训深刻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⑥在第一次上书时，对在朝的大臣，更是多方奔走，寄予厚望。第一次上书不达的教训是，大臣阻格，格不上达，不但无“吐哺握发” 的周公，并且尸位素餐，壅塞鬲闭。上书不达的另一教训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且遭朝士大攻，视为“病狂”。

康有为描绘“平等公同”“人类公理”，举出周公、《周礼》，是渴望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然而，通过第一次上书的政治实践，使他对经学中今古文问题的理解起了很大转变。

1888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趁入京考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

《上清帝第一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

《上清帝第一书》首先极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危险之状，指出帝俄有蚕食东方的阴谋，法国专力越南以窥中国的企图，要“外攘夷狄”，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须“变成法”。

同时，他又估计到顽固派可能“以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于是从下列各点予以说明：一、如今的法制，虽云承列圣之旧，但实则是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所以不能固守成法；二、日本以“变法兴治”，可以效法；三、外患日迫，而又“法弊极矣”。他指责顽固派“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指责洋务派“洋差、洋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这样“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所以要“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讲求变法之宜”。这样，10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即可“雪耻”。

他又认为处于这样的时势之下，固非变法不足以图治，而苦于“下情不得上达”，所以要求通下情；统治阶级当权派都“欺上以承平无事”，所以要求慎左右。

因此，《上清帝第一书》是在中法战后提出的，是在中法战后“洋务新政”开始破产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他的第一次上书，因而只是强调变法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变法的具体条例，尚未述及。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

康有为不是尊周公、崇《周礼》吗？过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天下奉行”。当前光绪年幼，也未亲政，康有为曾代人草拟奏折，请求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归政，“预远嫌微”，“予以暮岁优游之乐”，⑤希望光绪能有成王那时的郅治。康有为也企求能有周公那样辅佐成王的大臣。还在中法战争时期，他听到左宗棠“以老病请开缺”，即“意枢垣有掣肘者”。他认为：“左相国一柱承天，所谓身系安危者。若去，则中外失望，国无与立。昔林文忠既革，夷酋伯麦等皆举酒贺，今又将使西夷举酒称贺耶？”⑥在第一次上书时，对在朝的大臣，更是多方奔走，寄予厚望。(www.chuimin.cn)

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时掌户部，康有为曾托盛昱上封事代递。《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记：“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

对曾任军机大臣、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康有为也两次上书，用了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希望“闻尊王庇民之略，俾足副沧海大塞之观”⑦，大声疾呼：“失此不图，后虽欲为之，外夷之逼已极，岂能待十年教训乎？”指出“感悟之法，在一二元老面对直陈”。⑧

他向吏部尚书徐桐上书，“陈大计而责之”，望其“牵裾痛哭，感悟圣意”，“忧国如家”，“幡然图治”。⑨

他还向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认为祁“以大儒总台纲”，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⑩。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康有为预期的效果，位处高位者既没有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康有为且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据说除翁同龢因书中有“谗言中于左右数语”，感到“恐获重罪，故不为代递，意在保全”。⑪潘祖荫“垂接颜色”，“教以熟读律例”；⑫祁世长“雅不喜西法，门下士有愿为总署司员者，公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看到康有为上书，自然“不纳”。以顽固著称的徐桐，更“以狂生见斥”⑬，衮衮诸公，“龌龊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难也！

第一次上书不达的教训是，大臣阻格，格不上达，不但无“吐哺握发” 的周公，并且尸位素餐，壅塞鬲闭。尽管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意提拔，但在后党的掣肘下，也乏实际权柄。上书不达的另一教训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⑭，且遭朝士大攻，视为“病狂”。他曾一度消沉，退治碑版，然而“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⑮。怎么办呢？这曾促使他去找寻新的理论依附。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占统治地位，要找寻新的思想武器，除“向西方学习”外，还需从中国传统的封建学说中去探寻。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东西固然可以学习，但举朝上下，或者“视新法如仇”，深闭固距；或者“奉之如帝天”，媚外辱国，要使大家认识“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感，在封建思想笼罩下，仍得向封建学说中求索，使之“言古切今”，“言教通治”，只有这样，才能“耸上者之听”，才能“鸣其友声”，才能实现他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在上书不达前，对“有德有位”的周公，“天下奉行”的《周礼》是崇奉的，而对烦琐经学却认为“学而无用”，为了避免缴绕，他把古文经学的烦琐归之于许慎、郑玄，不拉扯到“经纶天下”的周公。他泛览百家，尚无归宿，这在他1888年写给黄绍箕的信中可以看到，信中说：“仆尝谓词章如酒能醉人，汉学如饾饤能饱人，宋学如饭能养人，佛学如药能医人。”⑯“醉”“饱”“养”“医”，既似褒词，又含贬义，对这些不同学术流派，都曾探讨，却未找到出路。

康有为传：上书不达，教训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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