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

经过几年的摸索，康有为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救中国，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康有为“学习西方”，是否只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国家制度？不是，他还注意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

康有为对西方社会科学学说，对经济、军事、文教措施，当然是注意的，他也尽力浏览这方面的翻译本西书，例如他最早阅读的是《西国近事汇编》和《环游西球新录》。稍后，“大讲西学”，“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乐律、韵学、地图学”，注意社会科学。同样，他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注意的。

还在1883年，康有为即“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㊱。他在涉猎西方社会科学的同时，也阅览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百日维新”前刊布的《日本书目志》，列了15门，即生理门、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和兵书门。其中生理门，包括内科、妇科、儿科、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处方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皮肤病学、眼科学、齿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精神病学，以及针灸、兽医学等。理学门包括物理学、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矿山学、地震学、博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农业门包括农政、农业化学、土壤肥料、农具、稻作、果树栽培、圃业、烟草、林木、害虫、农历、畜牧、蚕桑、茶业、渔业等。工业门包括土木、机器、电气、建筑、测量、匠学、手工、染色、酿造等。尽管他分得不那么科学，也不那么严格，但方面之广，搜罗之勤，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各门社会科学，都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反转来推动生产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社会科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而自然科学的成果也每为社会科学所吸收。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和生产规模狭小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康有为要求中国富强，要求变法维新，非常注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作用。

后来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即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强调“通古今，达中外”。提出“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㊲。所谓“艺科”，主要是工艺，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各种学科，在《日本书目志序》中又予发挥：“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㊳又说：“故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学、无商书，仍用旧法而已。”㊴不了解开矿、种植、牧畜、制造的具体知识，是不能真正有所改革、有所振兴的。又说：“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㊵呼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广译泰西诸学之书”。不了解西方，不学习西方，又怎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呢？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学习自然科学的意义和作用有充分估计，他既读西方“工艺之书”，又注视西方“工艺之学”。他不只是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也要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西方之书卷帙浩繁，西方之学门类众多，康有为是否什么都学、什么都要呢？不是，他是有所取舍的。

首先，他认为应该“译西方有用之书”，“用西方有用之才”。早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官僚就开设同文馆、广方言馆，培养翻译人才，译印西方书籍，也引进一些西方科学技术，在阴霾闭塞的空气中，为我国西学的传播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经营不当，管理不善，有的仅学“西文”，“仅识外国之语言”，“稍涉范篱”，未窥门径，草率从事，翻译成书。这样，所译之书未必有用，而译书之人又“仅识文字”，自然不能“达意寻旨”。即如京师译署等虽已译书数百种，也“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鄙夷而讪笑”，以致“中国效西法三十年矣”，却“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㊶。

其次，他认为要译西方最新之书，而不是旧有之书；要引进西方最新科技成果，而不是西方“吐弃不屑道”之旧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说：“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日新，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至今亦率为彼所吐弃矣。”㊷又说：“今以西人每年每国新著之书，动数万卷，举吾所译之区区，置于其间，其视一蚊一虻不如矣。况所译者未必其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其有吾方视为瑰宝，而彼久吐弃不屑道者，比比然也。”㊸西方各国也是经历多年才形成一些成果的，他们又不断更新，日新月异，因而，只有学习西方的最新成果，才能缩短实现近代化的时间进程，康有为说：“泰西自培根变法，政艺之学日新而奥。阅今五百年，乃成治体。东方各国若舍而自讲，亦非阅五百年不能成。今但取资各国，十年可毕。”㊹

洋务“新政”搞了30年，为什么学了西方，还要遭到西方国家的欺骗呢？为什么西方的工艺不能给衰朽的封建躯干催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这不能不引起康有为的深思。所译之书不尽可用，所用之人不尽有才，所引进的技术又有早为西方“吐弃不足道者”。过去的覆辙不能重蹈了。应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是值得学习的，但洋务派那样“学西方”是不行了，应该怎样学习西方呢？

本来，在如何对待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当时清朝统治阶级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深闭固拒，“视西学如仇”；一种以“自强自富”自诩，不敢触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所谓“近人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㊺，正是这两种态度的写照。

康有为等对这两种态度是深加诋斥的。他们批评“鄙洋学者”的“闭关自大”，指出“以万国既通，则我旧日闭关自大，但为孤立一隅之见，其政治学识亦为一隅之见，而自以为天下一统，无与比较，必致偷安怠惰、国威衰微也。既知万国并立，则不得谓人为夷，而交际宜讲，当用彼此通流之法。既知比较宇内大势，则国体宜变，而旧法全除”㊻。对“尊之如帝天”的“言洋学者”，他们诋击道“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㊼，揭露了他们的媚外丑态，并指责他们“稍言变法，然成势莫睹，徒增丧师割地之辱者，不知全变之道。或逐末而舍本，或扶东而倒西，故愈治愈棼，万变而万不当也”㊽。

还在1888年，康有为就认为对待西方或“尊”或“斥”，都“未尝深知其故”。他认为“中西之本末绝异者二：一曰势，二曰俗”。所谓“势”，是指中国系“一统之国，地既广邈，君亦日尊”，“长驾远驭，势有所限。其为法也守，其为治也疏”。而西方则“列国争雄竞长，地小则精神易及，争雄则人有愤心，君虚己而下士，士尚气而竞功，下情近而易达，法变而日新”。所谓“俗”，是指“中国义理，先立三纲”，而西方则“君民有平等之俗”。由于“势”“俗”之异，中国“虑难统之”，“于是繁其文法以制之，极其卑抑以习之，故一衙门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差”，官既冗多，俸又极薄，这样“中饱粉饰”自多。而西方则“政事皆出于议院，选民之秀者与议，以为不可则变之，一切与民共之，任官无二人，不称职则去，故粉饰者少，无宗族之累，无妾姬之靡，无仪节之文，精考而厚禄之，故中饱者少”。㊾可见康有为注意了“近人言洋学”之“未尝深知其故”，考察了“中西相异之故”，归结到中国“君权”与西方“民主”的差异。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认为西方的先进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比较中西的差异及其实质，认识到“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政体之善也”㊿。“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他已经感受到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本质差别，从而冥思苦想，设想出从政治体制上根本改革的方案，憧憬着“君民共主”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应该说，康有为这种以全球眼光对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从“势”“俗”来分析中学和西学的差异，认识到中国是大国、弱国，“国势危蹙，祖陵奇变”，不能不变法图强了，不能不借鉴西方、“改变成宪”了，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器艺”而忽视“西政”了。他也感到在中西的对比中，彼此有“异”有“同”，而“异”中不是没有“同”，“异”中也不是不可借鉴。经过仔细分析，觉察到俄国和日本过去受西方侵略“与我同”，而后来的“盛强”却“与我异”，从而提出“择法俄、日以定国是”的改良主张。康有为在此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说：“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

康有为选择俄、日两国为“采法”对象，也是从中西异同中考察得来的。“俄地三万里为大”，与中国同是大国，“大彼得知时从变”，“用是数十年而文明大辟”，“其治功大”。日本是小国，“与我异”，遭受西方侵略则“与我同”，又与我“同文”“同俗”，能“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国家，中国也是君主世袭，“一姓之国”，在当今的潮流中，不开放民权不行，而要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一时还办不到，于是主张君主立宪，只要君主“虚己而下士”，使“下情”得以“上达”，“中国之治强可计日以待”的。所以他说：“凡数百年一姓之国，既危既弱者，宜鉴于斯。”

因而，康有为后来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吁请“择法俄、日以定国是” 后，正式提出了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他说：“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

照此说来，康有为吸取过去“学西方”的教训，比较中西学的异同，采法俄国、日本的改革，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他审慎地“学习西方”，并注视了中国的国情。

学习西方，注意国情，维新派是认真考虑的，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说，一些讲“洋务”的人，“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于是有志经世者，或取其言而试行之，一行而不效，则反以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又说：“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其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而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他们反复强调“学习西方”，要“通习”“中国之情势政俗”，不是“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考虑中国国情，不懂“中学”，是不能谓之“真知”的。

事实上，西方各国也有他们的地区特点和民族传统。“学习西方”一方面要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又不能生搬硬套，全盘西化。即以维新派积极鼓吹的“择法俄、日”来说，也主要是学习他们“以君权变法”，以及排除顽固势力的阻挠而有“赫然有发愤”的决心，而不是改革的全部。康有为就说：“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彼得改革时，贵族世爵子弟“愚蠢骄蹇，每事阻挠”，彼得则断然下令“今后勋贵有后嗣无绩可纪者，削其职，只守禄”，打击守旧势力，促使新政施行。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皆由日皇能采维新诸臣之言，排守旧诸臣之议故也”。“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也就是说，他是仿效俄国、日本的“以君权雷厉风行”，在中国实行自上而下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变法。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设想“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的政体，希望光绪发愤图强、变法维新的。至于俄国、日本的变法“条理虽多”，也只是适当地选择，而不是全部照搬。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学习西方”，是为了“图保自存”，是为了“改弦而雄视东方”。他汲取俄、日的变法经验，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像彼得大帝、明治天皇那样“以君权雷厉风行”，“广集公议，任用新人”，“君民共主”，进行改革，使资产阶级进入政权机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的主张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时代的潮流的，也可以说，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的。

或者有人认为，维新派既然“学习西方”，要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为什么又“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尊崇孔子，托古改制呢？应该看到，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过先进兴盛的历史，后来却渐渐落后，它的先进和落后都和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关，特别是和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为了使中国富强，近代先进人物大都对儒家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总结和改造，维新派也不例外。

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割断历史，凭空接受外来文化的。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总要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以儒家思想来说，它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维护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另一面；既有阻滞社会前进的封建糟粕，也曾不断产生新的进步因素。它自成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在当时是不易也不会完全摆脱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儒家思想内部有着代表不同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派系斗争，但崇奉孔子却又一致，既以儒家经籍为法定的教本，又把孔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孔子经书的朝夕熏陶，容易使人锢蔽视野，述而不作。你要革新，他就说那是“圣人之法”不能“矫然易之”。不仅用“祖宗之法”来压人，而且也用孔子之经来惑人。这点，维新派是有切身体会的。康有为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于是他们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社会心理，把孔子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们的维新大业。可以说，维新派的“迷恋传统文化”，是依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欲托孔子以行其术”。

或者有人认为，康有为既然“学习西方”，宣扬民权，为什么又要“君民共主”，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呢？这也应看到，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象征。此后君主世袭，代代相传，“君权独尊”，成为“积习”，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康有为还看到，在帝国主义侵略日深和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不欲为亡国之君”，也知“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这样，一群孤立无援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想利用皇帝的权威发号施令，凭借光绪的谕旨来改变社会的面貌，也是很自然的。

康有为鼓吹民权，宣扬进化，在当时思想界确曾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所谓“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但它毕竟只是走了第一步，毕竟只是“智慧骤开”，民主革命的潮流还在后面。也只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义和团和自立军失败以后，人们才感到“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蹚之革命”。19世纪末叶，康有为还只能选择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君主立宪”方式，打通参与政权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说，变法运动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

康有为利用孔子的权威，利用皇帝的权威，来推行他的维新大业，是他学习西方的经验，考虑中国的国情，“择法俄、日以定国是”的。

康有为冲击了维护封建势力的传统思想，又不能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是依靠光绪皇帝下诏发令。这反映了一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但他发动的这一场引起社会震动的剧烈斗争，却是一场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

注　释：

①据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序》，自署为“广夏”，《孔子改制考序》亦作“广夏”。

②宣统二年（1910）《南海县志》卷三《舆地略二》。

③同上。

④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7—108页。

⑤康有为：《延香老屋率幼博弟曝书》，见《南海先生诗集·延香老屋诗集》；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⑥康有为：《桂学答问序》，见《桂学答问》，光绪年间广州双门底全经阁刊本；另见《政论集》，第98—99页。

⑦康有为：《诵芬集序》，见《康南海文集汇编》卷八“艺林”。

⑧康有为：《编先世诵芬集恭纪》，同上书。

⑨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第108、110页。

⑩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第113—114页。

⑪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诗集·澹如楼读书》。

⑫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14—115页。

⑬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⑭龚自珍：《明良论四》，同上书，第34页。

⑮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同上书，第6页。

⑯同注⑭，第35页。

⑰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光绪甲申（1884年）刻本，第24—27叶。

⑱同上书，第24叶。(www.chuimin.cn)

⑲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见《适可斋记言》卷二，中华书局1960版，第31页。

⑳同注⑩，第115页。

㉑康有为：《送张十六翰林延秋先生还京》，见《南海先生诗集·延香老屋诗集》；另见《政论集》，第22页。

㉒分载《清议报》第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册“支那哲学”栏，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一日出版，收入《政论集》。据康有为自称，系“二十岁前旧稿”，似撰于1877年前，从全书内容来看，应较此为迟。

㉓康有为：《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此诗作于1885年，见《政论集》，第28页。

㉔康有为：《八月十四夜香港观灯》，此诗作于1887年，同上书，第34页。

㉕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公字解》，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㉖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实字解》，同上书，第147页。

㉗同上。

㉘同注㉕。

㉙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同上书，第148页。

㉚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人我篇》，同上书，第107—108页。

㉛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不忍篇》，同上书，第104页。

㉜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二十七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17页。

㉝康有为：《长兴学记》，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41页。

㉞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同上书，第149页。

㉟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君臣门》，同上书，第153页。

㊱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九年，二十六岁”，见《戊戌变法》（四），第116页。

㊲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政论集》，第131页。

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上海大同译书局印本，第1页。

㊴同上。

㊵同上书，第2页。

㊶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校七·译书》，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9—80页。

㊷同上。

㊸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同上书，第166页。

㊹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42页。

㊺康有为：《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载《救时刍言》；另见《政论集》，第47页。

㊻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一，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10页。

㊼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时务报》第四十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一日出版，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261页。

㊽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九，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223页。

㊾同注㊺，第47—48页。

㊿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一，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15页。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七，同上书，第198页。

见《政论集》，第208页。

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见《政论集》，第226页。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同上书，第223—224页。

同注。

见《政论集》，第207页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90页。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校七·译书》，同上书，第78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见《政论集》，第218页。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35页。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十二，同上书，第274页。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

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一日出版。

《康有为》，载《苏报》1903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