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思想每每跟随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动,随着康有为政治生涯的递变,“大同思想”前后也有显著差异。这里,只想将他戊戌变法前的“大同思想”作一爬梳。可以说,《人类公理》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但它并不是后来撰写的《大同书》。他的大同思想,也是在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后充实发展的,到戊戌变法以前,基本上构成一个“三世”系统。......
2023-11-03
康有为、张鼎华相晤,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思潮,“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此后游香港,经上海,购西书,讲西学,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经过几年的摸索,到1884年,“悟大小齐同之理”。次年,“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1887年,又编《人类公理》,作《内外篇》,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人类公理》是康有为较早发挥“大同”学说的专著,但它未有存本。康有为早年这方面的专著,仅见《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据康有为自称,是“万身公法之根源,亦为万身公法之质体”。初稿且以“公理书”为题。《实理公法全书》“凡例”第一条:“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实理明则公法定。”言“实理”“公理”与《自编年谱》所云《人类公理》思想相泐。《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现存最早哲学著作,存《阖辟》《未济》《理学》《爱恶》《性学》《不忍》《知言》《湿热》《觉识》《人我》《仁智》《势祖》《地势》《理气》《肇域》等十五篇,除前九篇分载《清议报》外㉒,其余初未公开。《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年,美国赖特博士(Dr.Mary C.Wright)曾为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根据《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参考《自编年谱》以及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还是可以恢复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形成的基本面貌的。
康有为为什么要撰《人类公理》?它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人类公理》又是企图解决什么问题?根据《自编年谱》的记载,《人类公理》酝酿于1884年,亦即中法战争那年;始撰于1885年;到了《上清帝书》的前一年,即1887年再加编订。也就是说,它是法帝侵略,“兵惊羊城”的产物。
这时,在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康有为感到“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㉓沧海惊波,外患日迫,这使从小“慷慨有远志”,夙有远大抱负的康有为,义愤填膺。难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人类公理” 吗?难道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蹂躏,这是“人类公理”吗?
1888年前,康有为两赴香港,一游上海,曾引起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但“欢来独惜非吾土”㉔。帝国主义宰割中国领土,进行殖民统治,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
外患日深,民族危亡,而清朝统治阶级“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以致“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河决不塞”,水旱流行,官吏则“游宴从容”,“小民”则“荡析愁苦”,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
照此说来,《人类公理》是在外患日迫、“内政不修”的社会背景下撰述的。康有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而“忧国忧民”,思“悲哀振救之”,这是具有爱国意义的。(www.chuimin.cn)
康有为自述《人类公理》的思想来源是:“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录》,于海幢华林读佛典较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合经子之奥旨,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下之迹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说明他这时主要是受了陆王心学、佛教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还没有渗透儒家今文学说。陆王心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佛教哲学传入中国后,也予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影响。他在这些学说中并未找到出路,从而“涉猎西学”,企图“向西方学习”。他说:“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几何”,在中国古时虽有此名词,但他所说的“几何”,是指以物的形状、大小、位置,研究其真理的科学,有其新的含义。
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㉕是“必然之实”㉖。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只是“两可之实”㉗,它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㉘。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认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㉙,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认为“学不外二端,为我、兼爱而已”。“兼爱”,“仁之极”;“为我”则是“义之极”。“兼爱”,“既爱我又爱人”,“为我”则有时会“为其所以为”,于是以礼、刑检之。但是,“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明明是不平等,却认为是“义”,“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这才符合“佛氏平等之学”。㉚
康有为也曾“眉间蹙蹙,若有忧者”,对人世间的不平等感到“不忍”。在一定程度上对“穷民”寄以同情,他说:“予出而偶有见焉。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动而无以为衣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糠核也。彼岂非与我为天生之人哉?而观其生平,曾牛马之不若,予哀其同为人而至斯极也。”他认为产生这些现象,主要由于“政事有未修,地利有未辟,教化有未至”,这是“民上者之过”。㉛“忧天悯人”,“而有不忍人之心焉”。
康有为忧患人生,想望平等,他要“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㉜。这里,有其沾染佛教哲学的迹象,但佛教讲“出世”,康有为要讲“经世”。于是“参中西之新理”,“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㉝,拟出“平等公同”的图景,从事《人类公理》的撰述。
康有为这种“平等”思想,除存有封建社会学说的观念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他认为人生来平等,都应有自主之权,然而当前“人不尽有自主之权”㉞,如“君主威权无限”㉟等,就是现实生活中不合“几何公理”的,这些应与康有为涉猎“西籍”、沾染西方资产阶级平等、民主思想有关。“公理学”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也可视为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早期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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