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补天》是作曲家陈远林创作于1985年的一部电子音乐作品,也是作曲家第一部使用电子手段的探索性作品。电子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在当时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女娲补天》首演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级作曲系研究生班的音乐会上。第三部分运用了排鼓和声码器,音乐更为积极和亢进,似乎是在为女娲补天的悲壮气概击鼓呐喊。......
2023-11-03
《飞鹄行》是旅美作曲家陈远林于1995年根据中国汉代同名古诗《飞鹄行》为女高音、单簧管、小提琴及电子数字处理系统而作的电子音乐作品,作品长度为12分钟。
音乐结构:由于中国古代和西方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迥异的思维方式和音乐特点等原因,导致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方的五线谱那样的记谱法,能把那个时代的声音记录下来让后人从乐谱中解读先人的音乐。中国古代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只能把歌词(诗词)留给后世,而音乐的原始音响却限于口传心授的条件永远地留给了历史。创作于公元前221年的《飞鹄行》亦是今人无法听到的无声音乐,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其诗的全貌。陈远林在作品的导言中写道:“经过漫长的历史,《飞鹄行》原来的音乐已经遗失不见,只有诗词和音乐的结构还依然存在,所以我的音乐创作就依据其原有的诗词和结构为基础。”
《飞鹄行》是中国汉代相和大曲中的一部音乐作品,《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这样解释相和大曲,认为最为完备的《大曲》曲式,可分成三个部分:
1.前段为“艳”,一般在曲前;有时在中间;音乐婉转抒情,舞姿优美。
2.中段为主体,包括多节歌曲,每节歌曲后加“解”。歌曲部分偏重抒情,“解”的部分偏重力度;歌曲比较缓慢,“解”比较快速;两者轮流相间,造成一快一慢、一文一武、反复对比的艺术效果;可能舞蹈的缓、急、软、健,也与之相称。
3.末段可用“趋”;感情内容比较紧张;用较快的歌曲配合较快的舞步。
《飞鹄行》是典型的中国式拟人化的爱情故事,它以笼罩全诗的悲情氛围诉说爱情永恒的生命主题。诗词本身的故事情节并无一波三折的起伏,但是情感的力量却随着时间的推行逐步上移,“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悲情的累积终于达到难以自禁的顶点。除去原诗中的词意和情境被作曲家基本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以外,原诗的结构也被作曲家巧妙地加以利用。原诗中先后三次出现的“歌”同由两个上下句构成,呈偶数对称结构;“趋”由五个上下句构成,呈奇数非对称结构。作曲家巧妙地根据整部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布局,将“趋”中最后一个上下句“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安排为尾声,并且运用同样的音乐材料,与引子(“艳”)遥相呼应。其实,“趋”虽是音乐的高潮,但是相和大曲的音乐就在“趋”中收束,所以这种结束方式恰巧又成为一种结构“复古”的巧合。(www.chuimin.cn)
演出音响布局设计见图1。
图1 演出音响布局设计图
从这个音响布局设计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作曲家的设计思路是十分清晰的,即通过数字效果器的现场实时处理,将传统的声音(女高音、单簧管、小提琴)进行变化展开。台上三位演员均有一支话筒连到调音台上,调音台将这三路音频信号送至效果器,效果器再将这三路声音按照既定的效果模式进行处理,并且将处理后的信号重新返送到调音台。至此,扩声前的工作就已完成。最后,调音台将混入的信号以八声道的方式送给声音放大器(或直接将信号分路送给现场各个方位的有源音箱),放大器再将信号送给现场的音箱。这个以效果器为中心设计的音响布局并不复杂,作曲家所做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效果器参数的设置上。
《飞鹄行》的音乐语言清新简约,电子音乐技术的运用恰到好处,在追求音乐的创新性的同时兼顾音乐的可听性。作曲家本人曾说:“我认为现代音乐的最终目的是用音乐感染听众,而不是逼迫听众接受作曲家生造出的那套抽象的哲学理论。”电子音乐的立命之本就是“为人类的听觉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向着那些未被开垦的声源处女地进发。失去了对“未来新世界”声音的挖掘和探寻,电子音乐的创作道路就会越走越窄。现代音乐大师斯托克豪森的一段话语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从音乐的传统和整体看,音乐的进行、观念或主题或多或少是描述性的,无论是心理世界的描述,还是现实世界现象的描述。我们现在面临一种情况,这就是声音的合成与分解,或者是一个声音通过几个时间层次的穿梭成为主题本身,声音的行为或声音的生命成为主题。”换言之,电子音乐创作的中心环节是围绕着“声音”(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噪音)做文章,音符已不仅是音乐创作的唯一主体。陈远林在《飞鹄行》的导言中说道:“因为听不到原有的音乐,所以想象力得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我试图用数字电子声学系统去处理演唱者和演奏者的声音,借此,我发现了一条连通古今的桥梁。”
(于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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