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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阮籍:酒诗与咏怀诗的交流

【摘要】:陶渊明和阮籍都属魏晋风流中的名士,两个人都有因酒而为官的经历。但在另一方面,两人在饮酒时的状态和对社会的态度又多有不同。首先,饮酒状态不同。“逾多不乱,任怀自得,融然远寄”虽然表面上是写孟嘉的酒态,其实也是陶渊明的自述,他是从本真即内在上享受饮酒的乐趣,这里面不会有功利的心态,也不会掺杂世俗凡尘,是心灵与自然真正的契合。

陶渊明阮籍都属魏晋风流中的名士,两个人都有因酒而为官的经历。《晋书·阮籍传》中有云:“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而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也有相似描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从这里可以看出酒对于两人的影响非同一般。但在另一方面,两人在饮酒时的状态和对社会的态度又多有不同。

首先,饮酒状态不同。

《晋书》对阮籍的饮酒有这样一番描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阮籍爱酒,却在纵酒时赤身裸体、披头散发,这种醉态就像一个市井酒徒。但是他与一般纵酒后精神错乱的市井酒徒不同,他也许是为了向人们表现自己的“真性”,向名教表达自己的不满;也许是为了让身心都远离混乱的当世,为了否定当时社会的虚伪。作为一个文人,他无力去像陈胜吴广一样揭竿起义,但是选择拿自己的身体当作反抗的工具。阮籍这种看似“放浪形骸之外”(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表现,其实只是从外在上用一种否定人的社会性的方式来表露自己的真性情。陶渊明不同,虽然是“忽饮一觞酒,日息欢相持”(《饮酒·其一》),对酒是爱不释手,但是他不会像阮籍一样通过脱光衣服来释放自己“任真”本性,他会把自己置于整个宇宙,“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他会与秋菊、青松、荒草为伴,“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逾多不乱,任怀自得,融然远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虽然表面上是写孟嘉的酒态,其实也是陶渊明的自述,他是从本真即内在上享受饮酒的乐趣,这里面不会有功利的心态,也不会掺杂世俗凡尘,是心灵与自然真正的契合。(www.chuimin.cn)

其次,对纷乱社会态度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处在两朝易代的时期,但阮籍早年处在汉魏易代之际,社会上的一些纷乱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整治,老百姓对国家的前途还是充满着美好的期盼,青少年时期的他也没有卷入一些政治纷争。到了魏晋易代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的阮籍如果要保证自己能够活下来,至少就得要在表面上站在日渐强大的新政权——司马氏集团一边,但是他的内心是极其苦闷焦虑的。阮籍在《咏怀·其三十三》中说:“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咏怀·其三十七》),“岂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时”(《咏怀·其四十九》)。这些语句直白而又句句含悲,“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这其中不免给人一种消极避世之感。对于陶渊明来说,他也处在易代之际,只不过是晋宋易代,战乱频发根本没有安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看惯了这些黑暗混乱,陶渊明在心态上显得平稳许多,在诗文语言的创作上更显细腻平和委婉。例如“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以恃”(《饮酒·其十九》)、“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归园闲居外加一壶浊酒,便是陶渊明的全部,没有深沉的语调也没有过度的凄婉,他的本性就是真正的回归到既“纯”又“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