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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焦点关注逐渐集中

【摘要】: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主要指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包括经济新闻的历史形态、发展轨迹和进程,不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报道理念、报道视角和呈现特点等方面。经济新闻的比较研究,即将国内外经济新闻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我国经济新闻发展提供新思路。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已渐成系统,具有较强的学理性。

按照科研内容的性质划分,学术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三种类型。本文在这一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论文研究背景和当前比较研究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将经济新闻研究的主题分为以下4种:(1)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包括经济新闻的相关基本概念、特点、功能、意义等。(2)经济新闻的应用研究,包含经济新闻的呈现方式、技术支撑、生产流程、传播策略等方面,包括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应对、处理和反思。(3)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主要指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包括经济新闻的历史形态、发展轨迹和进程,不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报道理念、报道视角和呈现特点等方面。(4)经济新闻的比较研究,即将国内外经济新闻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我国经济新闻发展提供新思路。

按照以上的分类标准,本文对在新闻学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上搜索“经济新闻”得到的110篇相关论文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图2所示。

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中经济新闻相关研究的主题分布

总体看来,我国经济新闻的研究以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为主。研究具有问题意识,注重结合报道实践总结经验与不足,并提出对策;同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与时俱进,在新环境、新政策下努力寻找经济新闻生产的新出路。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已渐成系统,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下面分别从不同研究主题进行阐述。

1.经济新闻的应用研究

这是当前我国经济新闻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在这类研究中,个案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倾向于选择同类媒体的一个或几个代表进行交叉或对比分析,或是以某个媒体中的某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经验及反思不足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经济新闻发展的思考。从经济新闻的生产流程角度出发,如经济新闻的策划与组织,李道荣认为要遵循政策性、特色性、创新性和统筹性的原则。[4]从经济新闻的报道体裁角度出发,邰小丽认为经济新闻评论存在着雷同、肤浅、虚假的现象,因此不仅要对自身准确定位,还要在经济新闻评论的准确性、辩证性、深刻性、前瞻性方面提升质量。[5]从经济新闻的报道题材角度出发,如针对“统计数据”类经济新闻,吴玉兰认为其存在着大量数据简单堆砌罗列、信息加工程度低和问题统计数据大行其道等问题,因此应从数据识别、数据解读和数据表达三个层面改进报道策略。[6]还有学者从经济新闻生产主体角度出发,对新兴专业财经报、都市报、央视或地方电视台中的经济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研究。其中,如何提升经济新闻的贴近性是许多研究的交叉点。经济新闻作为“硬新闻”,其专业性带来的“难懂”“严肃有余而生动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如何软化“硬新闻”,以更通俗、社会化的形式吸引更多受众,将经济新闻的影响力和可读性相结合,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尤其是新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贴近”“走转改”等一系列活动在新闻战线的开展,经济新闻的服务性特征更加凸显,对可读性、贴近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学者普遍从报道题材、报道视角和报道手法方面提供对策,如李道荣认为,提升影响力与可读性要抓住三个重点: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和功能,不可本末倒置;其次要根据媒体实际选择有效的报道方式;再次灵活运用各种报道视角,报道要有全局意识和前瞻性。[7]侯迎忠认为,提升经济新闻可读性要把握以下四个方向,即题材平民化、政策宣传实际化、视角人性化、形式通俗化。[8]

2.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

不同历史阶段经济新闻生产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民主革命时期[9]、抗战时期[10]、改革开放以来[11]、金融危机下[12]等不同时期的经济新闻生产,学界对此都有针对性研究。由于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集中探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媒体的发展与改革。这类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大数据的引入对新闻传播理论的颠覆。学界的相关研究往往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结论:总体来说,大数据在生产信息提供者层面、媒体层面和用户层面对新闻业态带来变革,这种变革将对媒体的跨界融合带来深刻影响,并可能在未来对新闻业态形成重构[13]这类研究以喻国明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立论是建立在英国大数据研究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大数据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科学研究对因果关系的追求,转而探求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为什么”;其次,它打破了传统随机抽样的研究方法局限,全数据样本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喻国明教授提出预测,认为未来新闻领域的研究将越来越多依赖计算机算法,并跳脱出追求具象的传统研究思路,开始向“宏观叙事”方向转变。[14](www.chuimin.cn)

第二,大数据环境下传统媒体的转型。不同学者倾向于分别以报纸、电视、网媒等不同类型的媒体为个案进行针对性研究。例如针对大数据背景下传统报业的转型问题,陈曦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大数据的驱动下,传统媒体正在或是将会在以下层面进行数据应用的革新,例如以通讯社为代表的各大媒体开始意识到数据的价值并非随着一则搜索指令的结束而终结,大数据技术能使以往认为的数据碎片和数据垃圾焕发二次生命,开始对数据进行收集并循环再利用,“数据资产中介”便应运而生。再如大数据的精准预测功能使得传统媒体向定制化信息推送方面进行功能延伸,这都将进一步促进媒介融合。[15]针对电视媒体的转型问题,史安斌、刘滢认为在大数据技术影响下,电视业在收视测量的标准、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模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6]

由此可见,媒介融合时代,各种形态数据的融合是基础,数据将在传媒生产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数据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渗透到传媒生产各个环节的实用工具。然而随着人们多屏使用行为的变化,仅仅依靠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进行评价,存在着传统媒体的价值被低估的问题。因此,如何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全媒体评价体系,从而全面衡量媒体的价值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第三,大数据与新闻形态变革。“大数据”以迅猛之势覆盖了各行各业和公众生活,也带来新闻报道形态的变化,催生出数据新闻这一新型新闻报道方式,后者被视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趋势,相关研究渐成显学。当前业内外“大数据热”的背景,我国传媒转型的现实需求,精确新闻、计算机辅助新闻提供的学科支撑与大数据带来的新型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等因素合力促成了国内对数据新闻的研究热潮。目前我国对数据新闻的研究往往采用案例分析法,且倾向于选择国外成功经验进行探研,其中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常被拿来当作典型案例,通过分析其专业团队建设、内部机构设置或是某一篇报道的采编流程及呈现特点,从中寻找些许启示。我国对数据新闻的应用和研究都晚于国外,且在数据开放程度、技术、专业人才等方面局限性较大,因此跟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17]总体看来,近几年随着数据新闻话题的走红,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也出现激增态势,在积极引入国外成熟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但我国数据新闻研究存在研究视角封闭和过于微观、研究初衷的盲目性、研究效果的科学性准确性较弱等不足,这也给学界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努力方向。

再来看学界对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这一特殊新闻品类的专门研究,总体看来研究数量很少,涉及范围也较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1)大数据驱动下经济新闻报道的变革与创新。祝兴平的总结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新闻生产引入大数据之后,其生产模式受到颠覆,业务流程和盈利模式也遭遇解构。[18](2)大数据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功用。其中杭敏和John Liu的结论最具代表性,他们选用彭博新闻社作为案例,分析并阐述了数据在财经新闻报道中的功用:首先,数据能帮助记者找出新闻点,提出正确而有价值的问题;其次,通过对国家、市场与公司进行比较,数据可以帮助受众发现关联性,理解差异和发展状况;再次,数据能为某些已广为人知的事件提供新的深入的解读视角;最后,数据可以成为预测未来趋势的有效分析工具。[19](3)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报道的数据应用策略。针对经济新闻如何借力大数据,获得更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一问题,杨绪忠提出的具体实践路径最具代表性,即通过建立数据库深度分析数据,善于对经济数据进行比较,将数据信息图表化、形象化。[20]由此可见,经济新闻报道通过对大数据的运用,可以发现新的经济现象,产生新的经济视角,揭示深层的经济问题,预测未来经济前景。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数据更易挖掘、预测趋势更加准确、内容呈现形式更加丰富,这都给经济新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3.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相关理论的梳理也渐成系统,研究注重从表层结构进入里层结构。其学理性不仅体现在对经济新闻相关内涵和外延的总结十分细化,涵盖经济新闻的定义、特征、功用、价值取向、受众群等方面,更体现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如对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哲学政治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运用。例如从生态学的眼光看经济新闻报道,就是要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成本“两手抓”,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哲学的眼光看经济新闻报道,就要求以全面、发展、联系的眼光看待报道对象[21]。学者牛丽红从社会学和新闻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经济新闻的社会属性和人文精神,从而提出提升经济新闻可读性的必要性和实践策略。[22]

4.国内外经济新闻的比较研究

当前这一领域的相关文献较少,研究力度薄弱,主要集中探讨国外经济新闻生产实践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经济新闻发展有何启示,以及寻找与我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的路径。在已有研究中,学者认为国内外经济新闻虽然大致都经历了“普泛性新闻—商业新闻—财经新闻”的发展重心转移过程,但我国经济新闻生产在专业性、全球化、媒介融合等方面仍落后于国外媒体。[23]此外,由于在报道思维、经营理念、媒介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西经济新闻报道在写作方法、风格定位和报道重点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从思维理念角度来看,我国记者更多采取综合型思维,报道中倾向关注事件本身,对背景材料较少提及;而“分析型”的西方记者注重细节描述和对新闻背景的关注。[24]这就给未来我国媒体如何吸引西方受众,扩大阅读群体以提升传播效果提供了方法参考。从经营理念方面看,我国财经媒体存在着定位过于集中于高端市场、将大众化与专业化相对立的误区,因此在探求专业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方面屡屡受困。[25]从媒介生态环境来说,我国媒体所处的市场环境、受众市场以及整个宏观经济市场相较于国外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26]导致我国财经类媒体面临着专业性缺乏的严重缺陷。因此总的来说,如何实现我国经济新闻报道质量的提升,这给我国媒体在思维模式转变、媒体全面转型、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