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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主笔侯翱初助舒淡湖解困

【摘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6回《妙转圜行贿买蜚言猜哑谜当筵宣谑语》讲述了一个叫侯翱初的报馆主笔。舒淡湖无奈,只好向老朋友、报馆主笔侯翱初请求帮助。袁枚有个孙子叫袁祖志,字翔甫,曾任上海《新报》《新闻报》等报馆主笔,身份正与侯翱初相同。单趋贤无计可施,只好求助申报馆副主笔侯翔甫,帮他想个两全之策,好让申观察自动放弃前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6回《妙转圜行贿买蜚言猜哑谜当筵宣谑语》讲述了一个叫侯翱初的报馆主笔。小说写道,侯翱初住在上海四马路波斯花园,是《品花宝鉴》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洋行买办舒淡湖为巴结总办大人,撮合妓女金红玉嫁与他为妾,不料金红玉虽一开始满口应允,但在听到别人说做官人家尽管衣食无忧却没有自由后,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肯做妾。舒淡湖无奈,只好向老朋友、报馆主笔侯翱初请求帮助。

侯翱初见了舒淡湖,乜斜着眼睛,一张脸似笑非笑,还没等对方开口就责怪舒淡湖好久都没有请他吃花酒了。等到舒淡湖说出有事请他帮忙并有厚谢时,侯翱初立即打断,讲了一件让他很是怄气的事:有三四个体面人牵涉进一桩赌博案,怕案子见报于名声有碍,请他不要报道,侯翱初不仅遵嘱照办而且还跟其他报馆主笔也打了招呼,结案后他收到一个写着“袍金”二字的红套封,满以为可以买件狐皮袍子,哪知里面装的是新加坡一家银行的五元钞票,上海不流通,兑换之后每元需要五分的手续费。舒淡湖听罢赶紧拿出一百元钞票,表示自己绝对够意思。侯翱初顿时眉开眼笑,按舒淡湖的吩咐写了一篇《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的文章,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总办见报,得知金红玉竟然与马夫相好,大为恼怒,打消了纳其为妾的念头。〔1〕

侯翱初的原型是谁?钱钟书先生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已经为我们揭开了谜底。他在引用了袁祖志的《出洋须知》中的一段话以说明清末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潮后,在注释中明确指出袁祖志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6回里的“侯石翁的孙子”。〔2〕从钱先生的其他一些著作来看,他对袁氏很早就有关注。小说《围城》里留洋归来的方鸿渐为准备“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演讲时,其父提供的参考书中就有袁祖志所著的《谈瀛录》。另外,《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中也摘录了袁氏的《随园琐记》和《谈瀛录》两种著作。钱先生学贯中西,博雅源深,治学严谨,他的上述论断必有缘故,决不可能是无根之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给出证据。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品花宝鉴》是清朝道光年间陈森所著的一部狎游小说,讲述了名公子梅子玉与名旦杜琴言的同性恋故事。该书第55回《凤凰山下谒骚坛翡翠巢边寻旧冢》写到一个对杜琴言垂涎不已的叫侯石翁的人,便是影射乾嘉时期著名诗人袁枚。取名的思路大约是,侯音同猴,猴即是猿,猿又音同袁;石与枚相对,应该是用《红楼梦》中“木石之盟”的典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到他刻过一枚私印,印文用的是唐人诗句“钱塘苏小是乡亲”,而《品花宝鉴》中侯石翁也以“卢家少妇是乡亲”一联作为印章,且袁枚的同性恋癖好早已广为流传,影射的痕迹十分明显。袁枚有个孙子叫袁祖志,字翔甫,曾任上海《新报》《新闻报》等报馆主笔,身份正与侯翱初相同。并且,翱与翔、甫与初,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翱初”这个名字就是用两个意义相近的字眼来代替袁祖志的字“翔甫”。这样一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侯翱初的原型为袁祖志了。

黄龙彬在他的硕士论文《洋场形象的奠基者:袁祖志研究》中提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6回所写的侯翱初为金红玉撰文解纷一事沿袭自他在1903年发表的小说《胡宝玉》(副题《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中的类似情节。《胡宝玉》一书中写到某观察欲纳名妓金红玉为妾,请买办某甲牵线搭桥,金红玉答应了下来,但她的老相好沈三却无法接受,于是沈三的好友惜红生极力向金红玉陈说嫁入豪门之苦,金红玉听后大为不安,向某甲提出解约,某甲无法跟观察大人交差,转求袁祖志,袁祖志便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写了一篇《论金红玉露天牌九事》,观察阅报大怒,当场取消了这门婚约。〔3〕

《胡宝玉》一书存世较少,根据目前检索结果,仅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因此笔者未及目睹。不过我找到了一本根据《胡宝玉》改编的小说,这就是清代梦花馆主的《九尾狐》,其中就有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侯翱初编造假新闻相似的情节。申观察大人想纳妓女金小红为妾,命单趋贤前去做媒,金小红一开始当面应允,后又反悔。单趋贤无计可施,只好求助申报馆副主笔侯翔甫,帮他想个两全之策,好让申观察自动放弃前约。侯翔甫的办法是在报纸上捏造金小红与马夫有染的假消息,有见不得人的丑闻。申观察见报后果然怒不可遏:“这样没廉耻的淫娼,我如此抬举他,他竟公然姘起马夫来,连报上都登着,我还要娶他吗?”〔4〕

因吴趼人在小说中用真名实姓的情况极少,所以我对袁祖志这个名字是否真的出现在《胡宝玉》一书中表示怀疑,不过我还是认为黄龙彬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侯翱初故事源自《胡宝玉》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黄龙彬把露天牌九想当然地理解为赌博则大谬不然。侯翱初与袁祖志两件事既然有联系,那么“金红玉露天牌九事”和“金红玉与马夫话别”性质上也应该差不多才对,但露天赌博和情意绵绵的依依惜别显然无法等同。据《清稗类钞》“露天牌九”条:“牌九,亦赌博之一,然露天牌九,非真正屋外斗牌,实指男女之野合也。”〔5〕吴趼人的第一部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也提到露天牌九,该书第一百回《惊好梦默出金刚词》中妓女林黛玉唱道:“我林黛玉呀野战术希奇,算平生不乐床帏,纵有那多情人同床第,怎及得摆露天牌九,美滋味?马车旁,全不怕人知。纵然知道了呀,任恁他播新闻,我只是假聋痴。”〔6〕关于露天牌九,经常被人引用的还有清末钱锡宝的官场小说《梼杌萃编》中的一句话:“昨天晚上他们说他骈马夫的那些话都是实的,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在张园同人家推露天牌九。”〔7〕所以,不论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金红玉,还是《胡宝玉》中的金红玉,都跟马夫是骈夫骈妇的关系,而且喜欢打野战。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办和观察才愤而解约。此外,黄龙彬认为《论金红玉露天牌九事》和《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都是虚构的,未必真有其事,我则认为吴趼人的说法是有本事的。陈无我的《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有一篇《败柳残花》,极有可能就是金红玉故事的原型:

金丽卿校书,本刘氏,扬州产也。其父操岐黄业,后因家道中落,遂携校书来申,筑香巢于英界燕庆里,卖笑生涯,颇不寂寞。惟裙下莲船盈尺,而一种轻盈薄态,最足撩人心绪,是以声价顿增。琵琶门下,车马常盈。无如天生贱格,专喜与马夫流氓私识,时占神女襄王之会。犹忆五月间乘夜马车纳凉张园,与马夫名生昌绰号小茶壶者,在弹子房外荒草中,效唐宫秘戏故事,俗所谓打露天牌九是也。此事曾载某报。由是丑声四播,问柳寻花者,咸不复顾问,门前冷落久矣。〔8〕

可见,当时确有报纸报道过金丽卿与马夫打露天牌九之事。它很有可能就是袁祖志为金红玉写《论金红玉露天牌九事》和侯翱初为金红玉写《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的共同源头。(www.chuimin.cn)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侯翱初在听舒淡湖讲述金红玉情事时的反应是,侧着脑袋,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不住口地说:“该死,该死!此刻有甚么法子挽回呢?”侯翱初的这句答话很容易为一般读者轻易放过,仿佛他是随口而说,而作者也不过是信笔写来,但熟悉吴趼人作品的人则明白这是他故意留下的又一条线索。吴趼人的《滑稽谈》有则《该死该死》,说这是袁祖志最常用的口头禅,不管遇到什么事,先来句“该死该死”,以至闹出笑话:

袁翔甫大令,为随园之孙,亦能为诗,居沪上最久。其对人恒作一语,曰:“该死该死!”无论闻人何等事,辄先应之曰:“该死该死!”其友某君,别已十年,及复遇,友已丁外艰,为述其父得病及死状。袁不俟其说毕,每听其一言,辄曰:“该死该死!”〔9〕

《滑稽谈》中袁祖志的“该死该死”用得固然不是地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侯翱初的“该死该死”也不见得恰当,很显然吴趼人是有意这么写,好让熟悉内情的读者把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明白他是在影射何人。并且我们还注意到,吴趼人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有个叫侯飞甫的人也有“该死该死”的口头禅。这个侯飞甫基本上也可以断定就是影射袁翔甫,用的是以同义字来代替真名,书中对侯飞甫的身世经历虽然没有详细交代,但提到他是南京人氏,与袁祖志相同。该书小说第23回《李三三独邀青盼》中写到,侯飞甫看到妓女吴新宝时不住地摇头道:“该死该死”,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侯翱初的描述和《滑稽谈》对袁祖志的描述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

以上证据基本上可以坐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报馆主笔、侯石翁的孙子侯翱初就是袁祖志。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袁祖志在该书中不只是以侯翱初的化名出场,而且还直接现身了。小说第28回《送出洋强盗读西书卖轮船局员造私货》写道:

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从前还做过上海县丞的。两个人同到棋盘街么二妓馆里去玩。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么二妓馆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馆的丫头,叫了他一声朱少爷,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道:“我明明是老爷,你为甚么叫我少爷!”那丫头哭了,登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地出去叫巡捕。姓袁的知机,乘人乱时,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衖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还在那里“羔子”“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解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道:“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道:“久违了。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甚么事?”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堂上陪审的洋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了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衖。”〔10〕

姓袁的县令,从前还做过上海县丞,毫无疑问就是袁祖志了。在这里吴趼人依然还是没有直呼其名,但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那个姓朱的江苏同知,我也略微考证了一番,此人叫朱枚,直隶奉天人,1898年受恩衔为江苏候补同知,曾在上海机器制造局任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袁祖志和朱枚一同逛窑子闹笑话本是为了引出沈瑞妓院偷东西的故事(详情下节再述),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写,意思无非是说袁祖志和沈瑞是同一类货色。

以上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所写的袁祖志。下面简略说一下他的真实情况。袁祖志(1827—1898),字翔甫,号仓山旧主,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之孙,清咸丰时曾任上海县丞,1876年任上海《新报》主笔,1893年任《新闻报》主笔,1883年随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游历西欧各国,见识颇广,擅长诗文。袁祖志喜欢写竹枝词,美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Yeh)在《上海·爱》一书中推举其为竹枝词的唯一大家〔11〕,有《沪城竹枝词》《沪城城内竹枝词》《沪上新人竹枝词》等多种传世。其中《沪城竹枝词》有两首写到《申报》,其一曰:“聊斋志异简斋诗,信口吟哦午倦时。底本进来多一种,汇抄申报竹枝词。”〔12〕讲的是他晚年编纂祖父袁枚(字简斋)文集的同时,留心《申报》上的竹枝词的情形。另一首曰:“稳试肩舆觅故人,穿城入市厌嚣尘。高门谒客偿书午,别馆传单又报申。”其后自注:“沪上每日有《申报》出售。”〔13〕可见《申报》在当时上海流传很广,而袁祖志自己所作的竹枝词也大多发表在这张报纸上,故时时留心。以袁祖志的地位、水平论,他在晚清报业史上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袁祖志的流连风月固然自清末以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但他值得书写的绝非仅此一端。然而无论是吴趼人的小说,还是他的笔记中,与袁祖志有关的只有他的淫邪之事。这或许表明,报人笔下的报人形象未必见得就是客观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