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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传播特征:会议决策与传说时代政治传播

【摘要】:上古时代社会性质及其生活特点,决定着它与后世不同的传播特征。凡属氏族部落的重大事件,如首领更换、祭祀、生产安排、媾和与战争等,均在会议上讨论解决。古籍对于黄帝,特别是尧舜禹在管理部落事务时的原始民主作风多所记载,由此表现了传说时代政治传播的情形。如是事实的、想象的,经验的、神化的,真实的、虚假的混同合一,构成了那个时代传播内容的独特景观。

人类社会的传播特征,是由特定社会的性质、总体的生活风貌所决定的。上古时代社会性质及其生活特点,决定着它与后世不同的传播特征。概括而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原始民主特征。在原始人群中,人们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共同消费,过着原始公社制的生活。在这种人群里,人人平等,没有君长贵贱等级之分,没有压迫和奴役,所谓“生而不辱,予而不夺”(《淮南子·汜论训》),“机械诈伪,莫藏于心”(《淮南子·本经训》),“仁义不布而万物繁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淮南子·淑真训》)。在这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首领都注意纳言听谏、征询民意。凡属氏族部落的重大事件,如首领更换、祭祀、生产安排、媾和与战争等,均在会议上讨论解决。有些会议氏族的全体男女都可参加,各抒己见。有些重大会议则由氏族内有经验的、年纪较大的人参加。古籍对于黄帝,特别是尧舜禹在管理部落事务时的原始民主作风多所记载,由此表现了传说时代政治传播的情形。

晋人皇甫谧《高士传》记有帝尧之世“鼓腹击壤”的故事,说帝尧常到民间私访,来至一个叫康庄的地方,见一银髯飘拂的老叟于道中击壤,观者发出“大哉帝之德也”的感叹。而击壤的老叟却说:“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尧非但未因壤父没有称颂他而不悦,反以老叟能直言不讳而欣慰。为使自己能听到真话,尧当场拜壤父为师。“鼓腹击壤”的故事正表明尧所具有的民主意识。《尚书·尧典》记载了舜经常置身于民间,仍然担心自己的见闻有限,便在自己的门前设立了“告善之旌”,以纳言听谏,体现了当时政治传播的民主特性。

《尚书·大传》释四邻说:“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决计,举无过事。故《书》曰:钦四邻,此之谓也。”天子以四邻为辅佐,“中立而听政”,同样表现了决策对于民意的倚重。

《尚书·皋陶谟》记载天子纳言听谏等行为,同时写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这意思是说,上天无心,以民为天心。民意所归,天必命之。民所恶者,天必讨之。帝王应顺民心以受天福。这种民本思想是政治传播的核心所在:君主既“受命于天”,以神道临民,而民意又是天意的表征,所以遇到国家、政治之大事,君主一方面要听取卿士庶民的意见,一方面又要通过祝巫占卜天意。政治传播行为实由天、君、民三角构架关系所决定。

2.内容的混沌性。季燕京在《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自由主义理论》中讲到,先民传播内容的混沌性与人的混沌主体性相联系。所谓人的混沌主体性,主要是指人类的初始状态,在总体上与动物界有极大的同构性,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并未分化,其意识、知识尚不健全,思维能力有限。人类这种原始状态,决定人们在信息传播中,一切内容都是经验的、直接的、表象的、日常的、乃至附会着神话宗教的色彩。“所有的事实认识统统纳入原始宗教范围内,图腾的神圣性、巫术的神秘性与经验的虚假抽象,互相渗透,淹没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崇拜和禁忌的严格规定之中,任何被认识的事物都被冠以神性、灵性,自然事物人格化,人间事物神圣化。”信息传播根本不能成为独立而客观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如是有关先祖的事迹从直接的新闻传播过程中脱离出来,经过口头流传,附会许多神奇的表象材料,演变成为神话传说。有关尧舜禹、女娲等的大量传说莫不如此,他(她)们既是世俗中的凡人,准确地说是现实中的英雄,同时他(她)们又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像是生活于彼岸的神灵。而且,另一方面,神话传说连同图腾故事,又都与新闻传播具有亲缘关系〔10〕。如是事实的、想象的,经验的、神化的,真实的、虚假的混同合一,构成了那个时代传播内容的独特景观。

3.范围的狭隘封闭性。季燕京《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自由主义理论》中指出:“人类从杂婚到对偶婚,从原始群到氏族部落,社会利益结构是以血缘脉络为绝对核心的,家庭行为与社会行为浑然一体,利益关系高度一体化。在这种主体形态中,所有的信息传播都循着血缘组织完成,因而所有的信息内容与传播形式都必然以巩固、强化这种血缘秩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信息流动范围以群落或部落为界,极度封闭”〔11〕。这种以血缘组织为核心的传播模式,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生存的压力下,血缘关系组合的集体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绝对归属,从胞族、氏族到部落,人们恪守严格的同一性原则,几乎不存在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混沌主体性使得所有的信息流通都处于情绪意志的极点上……这种传播机制易造成群体的一致冲动,引起大规模的非理性行为。”〔12〕我们看到,在上古传说中多部族战争的内容,这种部族战争既是为了争夺生产、生活资料,又应当与这种部族内部的传播机制相关。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血缘纽带的社会组织和神灵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同群落之间的交往极其困难,新闻传播在群际间有观念上的许多障碍……不同文化氛围的群体之间难以产生平等信息沟通的需要,尤其是难以在不同图腾等意识形态的群体之间具有正常交往。在群落之间相互封闭的条件下,群际间易于出现裂隙及至仇恨,最终以暴力的方式实现沟通、融合或暂时解决矛盾。”〔13〕季燕京先生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原始传播结构中,部落首长和长老以其人格行为树立道德习俗榜样,而占据传播的主导地位。但是,部落中从事神话解说、图腾祭祀、巫术占卜的人,逐渐从一般社会成员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职权形态,由对部落重大事件的预测、裁决,从而对部落及部落成员实施非凡的舆论影响力。

4.人的整体媒介性。穴居巢处时代,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相关,人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也极为有限,文字还没有出现,其传播活动完全依赖于人的整体媒介功能,局限于极为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这种人的整体媒介性,也即是以人的整个身体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用人体姿态(如手势)、人体器官(如声带)、人的表情等来传播信息。以上所讲到的主要传播方式与手段,都无不依赖于人的整体性。如口语传播即依赖于人体的声带器官,迁徙与婚姻传播,更以整体的人作为媒介。而图腾与岩画是早期人类传播的特殊语言,是一种“形象语”。

以人的整个身体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其中又以人的语言——口语作为最基本的传播手段。如传说,可以说是口语传播的故事化。结绳、刻符、画图等记事传播,则是口语传播的辅助与延伸。迁徙与婚姻传播,也不能不依赖于口传。上古主要传播方式与手段,最后又多归结为语言这一基础。除了人本身之外,当时人类尚缺乏独立的传播媒介。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各种劳动工具是人类精神创造的物化,人将自我移植于劳动工具之中,工具的创制及其发展、演变,同样有一个传播习学的推广过程,与人类的传播活动分不开。当某人最先拿着一种工具进行劳作时,旁人就可发现这种工具与传播工具合一,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劳动工具既具备属人性质,那么,劳动工具的本身又是人的整体媒介性的一种表现。

以人的整个身体作为信息传播媒介,表明人既是信源,又是信宿,同时又是信息载体,人就是整个传播活动的本身。以人的整个身体作为信息传播媒介,人体姿态、人的表情之可见距离又很有限,人的声音的可听范围也很小,这当然限制着当时人类的传播效果,它同时又与当时社会的信息需求量相一致。

5.信息传播的实用性。由于环境的恶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先民们的信息传播活动主要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展开的,是对于自己生存环境的守望,是为了生存所需的交流,也是以趋利避害为必然前提。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先民们的传播活动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的特点。由上古时代的传播活动的介绍可知,当时人们的传播行为主要围绕采集、狩猎、农耕等生存方式而进行,传递着生产、生活之经验,播散着氏族、部落生活的规则与意志,用以维系氏族、部落的生存与发展。正因为一切的信息传播活动都围绕着生存的需要进行,所以那时的传播少有无功利的信息,即使一些原始音乐、舞蹈等艺术传播行为,也并不是自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它们或为事而作,或以此娱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

(作者简介:秦志希,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路俊卫: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www.chuimin.cn)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宋林飞:《社会传播学》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3〕班固:《白虎通疏证——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4年版。

〔4〕蔡俊生:《文明的跃升》,文汇出版社1992年版,第68~84页。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6〕李友谋:《中国原始社会史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6页。

〔7〕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8〕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阎家岗》,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9〕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10〕季燕京:《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1〕季燕京:《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2〕季燕京:《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3〕季燕京:《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