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传播：从口头到文字的变革

2023-11-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人们未及发明文字，凭藉口语传播的传说是当时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为达到帮助记忆，交换意见、传递信息的目的，人们往往借助于某一种物体，打上记号，或刻画一定的符号，于是就产生了记事传播。正因如此，决定了图腾具有特定的传播功能。晚期北京人距今约二十万年，而离周口店数百公里的辽宁营口金牛山洞穴遗址，其文化层内有与北京人相同的用火遗迹，其石器是砸击法，较多刮削器、尖状器也与北京人相同。

1.口语传播。劳动促使人类思维产生，使语言得以形成。早先以表示概念的词——专有名词、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等进行交流，后来才出现有声语言。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约在距今三百万年到二百万年间，至直立人阶段形成有声语言。考古研究表明，我国西侯度先民、元谋人已有体态语，北京人已有有声语^〔4〕。《尔雅·释天》记载:“太岁在甲曰阏逢，太岁在乙曰旃蒙……(岁阳)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丑曰赤奋若(岁阴)”，此中“岁阳”“岁阴”等名词，诗书古史鲜有用之者，“实吾国最古之语言”^〔5〕。因为文字在后，语言在先，当时人们主要靠口耳传闻。文字产生之前，人们靠口语传播持续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便于记忆，有利于传播，人们逐渐将一些典型的人物、事件，通过某种程度的理想化的加工，编成故事，于是就有了传说。而将口语多少依循天籁，使其带有韵的特点，便渐次演化为后来的谣谚、歌诗。但是上古时代，山水相隔，交通极不方便，造成不同的人群、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所操之语互有差异，于是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由此又对当时人们的传播造成诸多不便，而随着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战争所造成的兼并与融合，语言的传播空间范围也就愈亦扩大了。人们未及发明文字，凭藉口语传播的传说是当时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

2.记事传播。过去仅靠语言口耳相传时，终难免于遗忘。为达到帮助记忆，交换意见、传递信息的目的，人们往往借助于某一种物体，打上记号，或刻画一定的符号，于是就产生了记事传播。原始记事方法很多，比较普遍的是采用结绳记事、刻符记事和画图记事。所谓结绳记事，就是以绳子打结以记录要表达的内容，这是当时一种最方便和通用的记事方法。史料对这种方法多所记载，如《庄子·胠箧》说:“昔者……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时是也，民结绳而用之。”《老子》也说:“小国寡民……使民结绳而用之”。《易·系辞》同样说到:“上古结绳而治。”《尚书·伪孔安国序·疏》引汉代郑玄之说，进一步解释了结绳记事的具体情形:“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表明，结绳记事是一种约定俗成，结绳的方法是视事之大小、随物之众寡而定。

所谓刻符记事就是用竹、木、骨、石等材料，刻画一定的符号用以表达特定的意思，作为交换意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古文献称“无文字，刻木为契”，就是指的这类记事方法。青海马家窑文化墓葬中清理出带刻符的骨片，每件骨片的中部都刻有三角形锯齿状缺口，这些刻有缺口的骨片有人认为很可能是当时刻符记事的资料。在半坡仰韶遗址和临潼姜寨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同样发现有许多刻符，其中有的刻符形式和刻在陶器上的部位都基本相同，在相距甚远的地方所发现的刻符形式和所刻陶器的部位相同，这就反映出这些刻符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有它的共同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记事符号，而且流传甚广，能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用以交换意见和信息。

画图记事是通过图画形式表达特定的信息、意见，它较之结绳和刻符所表达的意思要鲜明准确。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有许多线条花纹，如鱼纹、鸟纹、鹿纹、人面花纹，这类花纹不仅有数字的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是事物的形象记录。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的一些图形中，有两个刻画出一件穿孔带柄的石斧，有的刻画出木锄，还有的刻画成起伏的山峦，上托云气和初升的太阳。有人认为这些图形标记是原始文字，其中石斧之图形释为“戊”字，山峦、云气、太阳之图形释之为“旦”或“灵”的繁体。这些图形可能具有文字的意义，也可能不具有文字的意义，仅是图画而已，但不管所指为何，都具备记事的功能则应是确定无疑的^〔6〕。

3.图腾传播。图腾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宗教信仰方式，主要以某种动植物为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既作为凝聚氏族内部成员的偶像，同时又对外具有某种宣传和识辨作用。就宗教而言，图腾既是对自然物物质性的崇拜，又表现了动植物的人格化，表现为人神传播。人们正是通过图腾物来实现神人对话，并由此达到人与人的沟通。正因如此，决定了图腾具有特定的传播功能。(www.chuimin.cn)

氏族社会时代的人群所依赖的是一定地域之内的特定自然，往往是以该领域内最稀少和最重要的动物或植物(或自然现象)作为图腾之物给予崇拜。因图腾被禁止狩猎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日益增多，每个氏族都感到生活资料的狭隘。由于生活的压迫，于是各氏族对于不允许食用的自己的图腾，却容许捕获和采集，而用于与其他氏族的交换与馈赠。同时由于族外婚的关系，使氏族间的这种交换、往来更加频繁，由此巩固并加强各氏族间的联系。如此这般，图腾在上古生活中实际上又起到了一种氏族、部落之间的粘合的作用。

4.迁徙传播。远古时期没有领土的分界线，只要哪里有果实可采、有野兽可猎，人们就往哪里迁徙。《亢仓子》说:“几蘧氏之御天下……昼则旅行，夜则类处。”《庄子·马蹄》也说:“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这表明远古先民并无定居的习惯，往往是昼行夜处，处于漫无目的的游移状态之中。先民们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资源匮乏、人口增衍、瘟疫流行、猎物引诱等。人群的往来迁徙使不同群体实现相互间的信息传播，使特定文化在异地生存、衍化。先民迁徙的情形可以从后世的考古发掘中得以印证。晚期北京人距今约二十万年，而离周口店数百公里的辽宁营口金牛山洞穴遗址，其文化层内有与北京人相同的用火遗迹，其石器是砸击法，较多刮削器、尖状器也与北京人相同。这种情形表明，很可能北京人的一支到金牛山洞穴定居。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我国广大地区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细石器，均有与华北相同的特征，这说明我国边地和内地从远古时代起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又据考古研究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与印第安人头骨特点相合^〔7〕。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楔形石核仅分布于东亚、北亚及北美，而美洲无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故许多学者推测在四万至一万年前，周口店北京人的一支经路桥迁徙到北美。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民族》指出:“为了追踪巨兽猛犸向北游猎，适当冰期海面下降，白令海峡出现了路桥，进入美洲。这就是美洲最早的主人——印第安人的祖先。”今因黑龙江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的发现，更清楚这条迁徙传播路线:华北——东北——西伯利亚——北美阿拉斯加。史料载，商从契到汤凡十四世就有八次大的迁徙行动。这种频繁的迁徙的结果使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广为传播，又使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质的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造成新的文化的融合与生成^〔8〕。

5.婚姻传播。当人类刚从猿类分离，其群居生活，还残存着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记载:民人“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列子·汤问》也记载:“男女杂游，不媒不娉。”群内乱婚现象直接影响人群的生理素质和群体自身的生存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幼辈、父母子女辈的乱婚渐被禁止，而同辈即兄妹间的血缘内婚曾存在一个时期。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已基本禁止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通婚，而发展为氏族与氏族的族外群婚。当时，没有商品交换，氏族内部的一切规范仅限于该氏族，氏族与氏族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族外群婚打破了氏族间的封闭性，通过氏族间的男女群婚，相互接触、互送礼物，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交流与传播。山顶洞遗址中，妇女尸体身上所佩的兽牙、蚌壳、鱼骨制作的装饰品，就很可能是联姻的其他氏族男子所赠。当邻近的有通婚关系的若干氏族结合，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有一定领土范围的部落，婚制发展为对偶婚、一夫一妻制时，通过婚姻产生的传播交流也就更为丰富频繁了^〔9〕。

6.岩画传播。岩画又称崖壁画、洞穴画。史前洞穴壁画是流传至今的人类最早传播实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有20多处关于岩画的记载，其中的《江水》有云:“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连云港将军崖新石器岩画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刻岩画遗迹。该岩画画面分为三组，内容有人面、农作物、鸟兽、星云等图案及各种符号。人头上有三角形尖状饰物，面颊上刻有许多杂乱的线条，像是刻在脸上的花纹。有的头上有羽毛状饰物，人面中间夹杂着星云图。该画的农作物作为岩画内容，此为首先。兽面纹刻简单粗糙，星象图似银河系星带，用三条短线将它分为四个部分，可能表示太空星象的变化。在长条星云图案中，有表示太阳、月亮之图形。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传递着当地远古居民农耕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内容。在大量的远古岩画中，除少数洞穴画，多为摩岩画，它刻绘于依山临水、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前临一开阔地。这些岩画传播原始崇拜的思想内涵，是先民们与神灵的对话，如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内蒙白齐沟岩画。还有抽象型岩画，如史前人面画，这些人面岩画图像变化多，想象力丰富，其人面常有太阳形、同心圆、小圆凹三种伴生符号。方形是圆形的变体，同心圆也有太阳的内涵，小圆凹表示星宿。合而观之，人面岩是天、太阳、人三种意向的融合，以太阳为核心，表现太阳是宇宙万物之源，体现了人类的日崇拜、生命崇拜、生殖崇拜。它与其他岩画一样也是山谷石壁下祭祀的产物，是巫师对日神传通的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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