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思想：方氏构建先后天易学体系

无论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提出，还是思想体系的建立，都是基于解决某一时代问题的需要。王畿“无善无恶”说，认为善恶皆由后天意念产生，所以注重先天至善本体，以保证良知发用流行；但过分强调先天之体，对于无至善心体担保的中下根之人来说，忽视后天无惩戒慎独之功，流弊甚大。泰州学派“日用常行，皆是良知”，杂私欲于良知，忽视对功夫的检视。方孔炤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后天、有无、一多、顿渐、寂历的易学体系。

1.“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方孔炤认为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容易使缺乏道德修养的中下根之人变得肆无忌惮；王畿“无善无恶”说，容易陷入玄谈空理，流入禅学，造成学风颓废、士风低下。他反对把“虚空”解释成不可言说的“虚无”、把“理”解释成不可捉摸的“玄理”，提出“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肯定了宇宙个体及其过程性之价值。他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他认为，“虚空”不是空无一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是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这样，方氏把对本体的探求，转向对现实世界的考察、对个体事物的关注；在易学上也就转向对具体卦爻时位、易学图式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之展现，以及圣贤摹略和符示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而得的图式。

2.“象数即虚空”。方孔炤通过“虚空皆象数”，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又通过“象数即虚空”，阐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观世界的统一的认识和实践目标。方以智认为，圣人只是天地一“佣书客”，阐明圣人作卦爻象数之旨。方孔炤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考察，而不拘泥于易学图式，学易者须明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

3.“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方孔炤认为，《河》《洛》二图，皆出于天地之数五十五；天地之数，又以中五统率四方之数；二图，贯通于“中五四运”处。他认为，“中五，用三藏一旋四，此易之准也。”^[54]他以“中五四运”，来解释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将天地万物联结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他以象数学为进路，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

4.“太极，不落有无”。他认为，“有极”，是卦画已具之状态；“无极”，是卦画未形之状态；太极不落有无，是“即有即无”之状态，是两者兼有，是有无一体。太极，不离乎阴阳，故“有”；不杂乎阴阳，故“无”。他认为“太极”，不能落于“有”，不能落于“无”，不能落于“不落”，而是通贯有无之“大一”。“不落有无”，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是为了解决“偏有、偏无之弊”的一种方法。虽然，方氏不否定无极，但是认为“有极”是“无极”的根基，重视世界物质性和运动规律的客观性。

5.“止尽后天，即是先天”。王畿“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却又忽视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方孔炤在邵雍易学思想基础上，通过图式、太极、卦变思想，阐明“先后天并用”的观点，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后天的象数学体系。他认为，先天，不能离开后天而别有发用；后天发用，也不能离开先天本体，建构了一个“一在二中”“一多相贯”的哲学体系。

6.“寂历同时”。方孔炤重视对世界多样性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认为“寂历同时”，不相妨碍。“寂然不动”之体，并非“虚无”，是无形无象、幽微难见的客观之理，其贯通万事万物律动全过程中，与万物“同时”“同体”“同处”。“历然”，是指有形有象、可睹可闻现实世界，其运动变化有固有规律。他反对“粥高流遁”“扫理诃贤”，重视教化之功用，主张“以贤化愚”。他说：“《易》，即以治天地。其‘智力不及’之‘寂然’，即在‘以贤化愚’之‘历然’中；舍历无寂，是谓‘寂历同时’。”^[55]可见，方氏重视文明之传承、知识之传播，重视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寂然”，是客观“贞一之则”所在，是人认识和实践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历然”，是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历程。

7.“互藏统辨”说。方孔炤重视万事、万物、万数个体性之考察，但是反对隔截事物之间的关联，为此提出“互根”“互藏”说。但是相互关联的万物万事万数之间，不能笼统论之、等齐视之，而是有“贞一”之则统贯其中。在“阴阳”关系上，他提出“阳统阴”下的“阴阳互根”说。方以智认为“一二藏”，概括宇宙万数的律动，但一切又统摄于一，肯定变化之中有规律贯通始终。他认为“统辨相贯”，“《易》，统而辨，即辨是统，无体藏用者也。”^[56]这样，既注重对万物个体的考察，也注重对事物整体性和共性的考察。他说：“杂者，必至于纯；纯者，必至于极；极则变，变则又杂，此之谓‘互根’也。”^[57]

8.“贞一，以善天下之动”。方孔炤认为，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不是对“善”的否定，而是对“恶”的否定。“恶遏”，即是善；“善扬”，即是善。方孔炤说：“恶遏，而善不自名，谓之‘至善’。此无可名之善体，即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遏，神于扬，天地之机也。”^[58]“善恶”关系，方氏提出“善统恶”的观点。方氏认为，“至善”并不是对善的否定，而是一种隐藏于众善之中的“寂然不动”的善体。至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涵，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利用。方大镇说：“《大学》知止‘至善’，不废事物；《易》贯寂感，必言功用。观天在山中之象，即知虚在实中，一在万中，德在言行中。”^[59]“必言功用”，凸显了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的重视。“止至善”，体现了方氏“《易》要无咎”的时用观。他反对心学末流借口“四无说”，否定事物客观规律，否定人对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为此，他肯定了规律及其真理性、认识客观性，提出“贞”“贞一”范畴。他说：“而玄士，又藉‘四无’，以诟‘分别’，则磨掊克圣贤，纵舍盗贼之锋传^[60]，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之秘，尚曰：非狂泉乎？此一‘贞’字，真大霹雳。”^[61]方氏认为，“贞一”是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规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交际之时，必须主观尊重客观，发现客观规律，并按规律办事。他说：“贞一善动，至此惧终始、要无咎；而易简决矣。”^[62]那么，道德修养上，以善化恶、以正化邪，自然是题中之义。

9.“惧即飞跃”。“戒慎”一词，传统经典多有论述。“戒慎”，并不是对人的恐惧与压抑，而是人对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尊重，是一种主客体统一的自觉。《系辞下传》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可见，圣人“戒慎”，是为了“先天而奉天时，后天而天弗违”，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方孔炤认为，“戒慎”是对宇宙之客观性的敬畏，其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合宜中节，而不是为了让人唯唯诺诺。他说：“曰敬，则无放宕以为善者；曰义，则无畏葸以为敬者；曰中通，则无胶泥以为敬义者。”^[63]可见，“戒慎”不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压迫，而是人挺立主体人格的彰显。

10.“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64]。《易》，是圣人仰观俯察而作，其符示了宇宙的律动变化。《系辞上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方孔炤认为，圣人探察宇宙的运动规律而作《易》，并用《易》指导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他说：“此圣人作《易》体天，以宰天之权也，即‘我固有之，非由外铄者也’。”^[65]方孔炤主张“以《易》律身”。他说：“古人设险，以守其法；三百八十四爻，皆大险关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66]可见，圣人作《易》，是为了“惧以终始，其要无咎。”^[67]方孔炤认为，人在与客观世界交际之时，能够尊重和利用规律，才能不受大自然的惩罚。他在《周易时论·凡例》中说：“‘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也。”^[68](www.chuimin.cn)

11.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也。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在维系道德人心、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礼学的僵化教条、繁琐，有道德动力不足、道德意愿缺失之弊。孔子已经认识到人的主体自觉自愿的重要性。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9]王门后学很多人，追求对内在良知本体的探讨，以彰显自觉自愿的主体人格；而忽视外在的规定性约束，甚至冲决名教、否定纲常。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亟需要礼乐文化来重建社会秩序，重拾道德人心。那么，礼乐文化之合法性的确立尤为重要。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详查物理，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能时宜中节而已。方孔炤认为，若忽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借口灭理，必受规律的惩罚。方孔炤反对空谈心性，重视“称物平称”，尊重宇宙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客观性。他提出“顺理则善”，实际上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方以智认为，礼使人能成“无咎”之大业。他说：“礼所以化险，使人翕然而从风；礼亦所以设险，使人凛然而不犯。”^[70]他认为，礼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不可离开礼而纯修上道。最后，方以智提出：“天下归仁，莫普乎《礼运》之用。”^[71]只不过，其礼具有广泛内涵，不仅包括社会人类道德法则，还包括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方氏对礼的尊重，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纯粹道德义涵，而强调对宇宙客观规律的尊重。方孔炤重视礼义之价值，反对“倍谲之流”否定真理性认识。他说：“礼义载于六经，明于讲学，而倍谲之流，图衒高幡，利于黑路总杀，以轻六经压礼义，则人受其愚弄耳。”^[72]可见，对礼的肯定，也是对于真理性认识的尊重，对人类文明的尊重与传承。

12.即费知隐。方孔炤认为，儒者只言象数不言义理，而流入占术，陷入支离附会；只言义理，而不言象数，对反映自然界变化的象数学一无所知，会落入空谈，走上弃伦物、灭礼乐的道路。在认识论上，方孔炤主张“以象数征理”。他认为，易道无体可执，“历律象数，圣人所以刚柔损益之具也。”^[73]他认为，要想穷理不可离开象数，人们可以透过可形可见之具体事物，探求“不睹不闻”之易理。他说：“天地间之万理万事毕于象数，睹闻即不睹闻，诚一极深研几而造化在手矣。”^[74]方孔炤提出“即费知隐”的观点，主要为了防止人们落于“有无”一端。方以智指出，人通过对宇宙世界万事万物的考察，而发现隐藏于事物内部变化之理，提出“泯在立中”“费隐一贯”的观点。“即费知隐”“随物征验”的格物说，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社会思潮在认识论上的反映。

13.即质知通。方孔炤认为，执总恶别、执统恶辨，皆是忽视事物差别而笼统空言。“通论”，不是“通冒之虚语”。不管“通论”，还是“质论”，皆是对事物变化之理的描述。通论，是整体性概括；质论，是具体论述。“通论”，不离“质论”；“质论”，也不可离“通论”。虽然训诂有拘泥，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若离开质论追求通论，则走向虚无之弊。要避免落入于两端，方孔炤提出“即质即通”命题。他说：“即质即通，故示以居要，而要以善用。”^[75]方孔炤认为，可以通过对质论的贯通，而达到通论。

14.卜筮守易，藏大于小。关于蓍龟，《易传》多有论述。方孔炤提出“卜筮守易，藏大于小”命题，认为易道藏于卜筮之中。方孔炤反对小术数之“就占言占”，亦反对守高者之“畏数逃玄”，主张以蓍占通易道。方以智认为，真正的卜筮之用，是“归于典礼，用之以道”，使人成“无咎之大业”。方孔炤认为，圣人“以数中天地之节”，以卦蓍明“参伍错综”之变化。蓍占，能极数通理，不轻视之。蓍数、卦爻虽小，实际上蕴含天下“至精、至动、至神”之理。方孔炤说：“圣人，实诏天下以道德、性命之理；而因蓍数、卦爻，以示之。”^[76]方以智认为，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目的，是让人按规律办事，而不违背规律。他说：“致人之诚，而‘成天下亹亹’也，其‘要无咎’而已。士君子观玩何所非占？”^[77]从这个意义上将，一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极数知来”“其要无咎”中。

15.五行尊火。关于五行之间的关系，方氏认为五行贯通，“五行之生，一行具五，而气始备。”^[78]火在五行中的地位，方氏多有论述。“五行尊火”，实际上是肯认了人认识客观实际的能力。方孔炤说：“天地之色，寄于日火；山表地理，火灿天文。民宝日用，以明藏幽，南离‘相见’，登高视远。心，本火也，以见为缘，能见文理，止于文理。”^[79]人“能见文理”，能够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又能“止于文理”，并按规律办事。方氏“五行尊火”说，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视，人类在认识过程中要“各随其时，添薪传火”。方孔炤作《周易时论合编》，是“添薪传火”“供薪举火”之举，使文明薪火相传。方以智在《周易时论·跋》中说：“命儿子德、通、履，合前后稿而编录之，自泯薪火而已。”^[80]方以智认为，“五行尊火”实际上是“用北于南”。“用北于南”，实际上是对礼乐文化的肯定。因为“五行，火为礼。礼，主敬。”^[81]方氏反对心学末流恃良知而恣情纵欲，冲击名教纲常。方孔炤说：“虽曰：‘文者，末也；止者，本也。’^[82]然纵其‘率陋’，岂能止其热焰？惟以‘文明止之’，而薪火自相适矣。”^[83]五行尊火，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视，更是对礼乐文化的肯定，“圣人时雨，天下文明”^[84]。

16.文即质。《系辞上》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可见，文是宇宙中固有的变动规律，又是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天文”，是自然之文，是大宇宙繁杂多变地律动中固有的规律。“人文”，是人发挥主体性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人的认识规律的总称。方大镇重视对世界物质性和规律性的考察，提出“文皆质”的观点。他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重视规律的客观性。关于“文质”关系，方大镇提出“以质为主”的观点。方孔炤主张“质其文，文其质”，提出“质统文质”的观点。方氏是在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基础上，以实现主观认识客观，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方孔炤反对繁文缛节，重视文质相统一，实际上是重视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若文过其质，则有“文灭质、礼滋伪之忧”^[85]

方孔炤重视儒家经典之价值，提出“以文藏质，以历藏数”的观点。“以文藏质”，实际上是承认世界的可知性，承认真理性认识之价值。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但人之认识能力的提升，决不是否决真理，别出心裁。有人借罕言、奇言之名，否定真理性认识，否定对万事万物的考察。方孔炤说：“有无忌惮者，窃偏高之奇兵，雄洸洋之巧护，而贪以蓬毂不决之语，误人入阱。”^[86]方孔炤反对忽视客观现实，否定客观规律的“己甚”“充类”之学。他说：“吾惟圣人之教，终以学问为庸田。潜于伦物、雅言，是真潜也。”^[87]实际上，他是为了维护礼乐文化的合理性。

方氏重视经典之价值，重视文明传承，重视礼乐文化之教化作用。方孔炤说：“岂执‘文章，非性道’乎？欲人极深而神明耳。”^[88]方以智解释说，摹略和符示宇宙律动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对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有重要的作用。他说：“文章即性道，而文章之弊生矣。文章虽弊，而载道之语言，传道之讲习，象魏之县命，乡里之读法，必不能一日‘不相遇’也。一堂八荒，羹墙千古，皆相遇也。”^[89]方氏认为，文章是对客观实际及其运动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不是违背实际和规律的杜撰。方以智说：“训诂、杜撰，非文章；黑山影事，非默成；无论矣。其固守制表而执以为一；破象倘徉而不详其二者，皆非真知之鼓舞者也。”^[90]

17.顿渐同门，正变同时。方孔炤探讨了质变与量变的辩证关系，也是对事物变化中之过程的重视。事物之规律，不在是高悬于事物变化发展之外，而是一贯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固有联系。他说：“立象系辞，随人通解，卦卦爻爻，皆有三重义、四举例，岂相坏乎？故曰顿渐同门，正变同时。此非三反昼夜、用师万古者，执一字名，便疑矛盾，自难信‘贞一在反对中，有代明错行之妙’。”^[91]他重视对大宇宙统一体中万事万物运动过程的考察。他又提出，“下学上达”的观点。方中履在《周易时论·跋》中说：“五世相传，惟重立志不惑。岂敢漫言从心，而执无实法之‘黄叶’，以扫理而荒学哉。”^[92]方中履说：“容其森森，理其秩秩，而森森秩秩，乃适享其洞洞浊浊已矣。”^[93]重视对具体事物变化之理的考察，物理、宰理、至理。方孔炤门重视实学，主张“藏悟于学”。他说：“诂示下学，固不可少。然胶泥而不能通类会通，久膏肓矣。此编先叙诸本考异，虽属亥豕，存之亦足参考也。”他虽然反对“胶柱之泥时”，但绝不是忽视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