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性直觉：感性认识的超越与快速回答

通过前一节内容，可以看出个体在进行推理与决策时，直觉多会引发错误答案，而分析往往会引出正确答案，即将直觉处于与分析完全对立的错误方。但是，逻辑性直觉的提出似乎打破了个体对直觉的原有认知，那么我们在进行推理与决策时，两者必须严格对立吗？直觉究竟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逻辑性直觉的内涵

直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一种非常迅速的判断或猜测。它一般对应于人类的第一信号系统，是建立在人的直接感觉上的，通过人的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而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逻辑性直觉思维虽然利用了人类的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但它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而是超越了逻辑思维形式达到了更高一个层次上的思维，相当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感性—理性—感性”循环中的后一个阶段——感性认识。从表面上看，逻辑性直觉的结果是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它已经在头脑中进行了逻辑程序的高度压缩，迅速地越过了“理性认识阶段”，是简缩了整个逻辑思维过程的一种思维形式。所以，逻辑性直觉既源于感性认识，又高于感性认识，是一种常常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能够对问题迅速作出回答的一种无意识的、跃进式的直觉形式(De Neys, 2012)。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了逻辑性直觉模型。逻辑性直觉是指在推理过程中某些属于分析式加工的逻辑规则表现出自动化、内隐性的属性(De Neys, 2014)。该模型认为推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简单的逻辑规则只需通过逻辑性直觉就可解决，无需分析过程的参与，也就是说一些逻辑问题可以通过直觉加工完成，如“1+1”这类简单的逻辑运算对于成年人而言可以仅依靠直觉给出答案。而这些逻辑问题之所以只需要直觉加工的参与就可以得到处理，其原因在于它们对于个体来说是简单、易加工的(Bago & De Neys, 2017; De Neys, 2014)，因此在解决过程中只需消耗较少的认知资源。而复杂问题对于个体来说是困难的，因此在解决过程中需要消耗较多的认知资源，必须要分析加工的参与才可顺利完成(De Neys & Bonnefon, 2013)。

De Neys(2014)认为，当直觉加工与分析加工的结果产生冲突时，个体可以快速、自动地检测到，即使人们并没有成功抑制错误的直觉反应，冲突检测这一过程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此时的冲突是一种“内隐感觉”，暗示人们推理反应可能存在问题，同时还外显地表现为推理反应信息的降低。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还是会受刻板印象等直觉信息的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并不意味着逻辑性直觉模型的错误。因为人们出现推理偏差并不是因为没有检测到两类反应之间的冲突，而是没有成功地抑制错误的直觉反应(Aczel, Szollosi, & Bago, 2016)。也就是说，冲突检测只是给了人们激活分析加工的信号，但分析过程是否有效抑制错误反应并成功得出正确反应还要受时间、认知负担等各方面环境及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De Neys & Bonnefon, 2013)。

二、逻辑性直觉提出的依据

(一)直觉优势作用的认可

双系统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同时对决策或推理过程起作用，当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的作用方向一致时，决策或推理的结果既合乎理性又遵从直觉；而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时，两个系统则存在竞争关系，占优势的则可以控制行为结果。我们以决策研究中Tversky和Kahneman提出的经典的“Linda问题”(Tversky & Kahneman, 2015)对此加以说明： Linda，今年31岁，单身，外向，非常聪明。她所学专业为哲学。在学生时代，她非常关注歧视与社会公正问题，也参加反核的示威游行。被试在看了上面这段关于Linda的描述后，大部分人都认为“Linda是一个银行出纳且是一个女权主义者(T & F)”的可能性高于“Linda是一个银行出纳(T)”的可能性，这就是Tversky和Kahneman所说的“联合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双系统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应该判定命题“T & F”的可能性更高，因为这与对Linda问题形成的刻板印象具有更高的一致性；而分析系统则基于联合规则(Conjunction Rule)做出相反的判定，但启发式系统在竞争中更有优势，结果出现了所谓的非理性偏差错误。

双系统模型之所以受到众多研究者普遍赞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可以解释很多的非理性偏差。在推理研究中，由于卡片选择任务的匹配偏差(matchingbias，即容易选择陈述中提到的选项)、三段论推理的信念偏差效应(belief-bias effect，即已有知识会干扰逻辑推理)都满足S标准(Osman, 2004)，都可以从双系统模型的角度作出清楚的解释。比如，对于下列两个三段论推理的例子：

1.易使人成瘾的物质没有便宜的，一些香烟是便宜的，因此，一些易使人成瘾的物质不是香烟。

2.警犬被严格训练过的，犬是凶恶的，因此，一些警犬没有被严格训练过。

询问被试： 假定每个例子的两个前提是正确的，题目给出的结论是否一定正确？在Evans(2002)的研究中，75%的被试认为例1的结论正确，而只有10%的被试认为例2的结论正确。事实上，这两个三段论推理的逻辑结构是相同的，依据前提都不能推出结论。它们的差异在于，例1的结论符合人们已有的经验，而例2的结论不符合，结果例1诱发了更多的非理性偏差，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偏差效应。从双系统模型的角度看，两个例子中，分析系统都依据逻辑规则判定结论错误。在例1中，其结论与已有经验相一致，所以启发式系统判定例1的结论正确，由于启发式系统比分析系统占优势，结果大部分人认为例1的结论正确。在例2中，其结论并不符合人们的已有经验，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一样，也判定结论错误，所以大部分人认为例2的结论错误。

在决策与推理过程中，启发式系统因为加工速度快，所以直觉判断进行得较早，随后分析系统再对该结果做出理性调整(adjustment)，由于这种调整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充分性，最后的行为结果常常还是取决于启发式系统(Epley & Gilovich, 2004; Epley & Gilovich, 2006; Epley & Keysar, 2004)。在Epley与Gilovich的研究中，在排除了认知懒惰、认知繁忙的因素后，被试调整的程度仍然不充分，决策结果仍存在非理性偏差，这表明，在调整的过程中人们更可能犯谨慎错误(cautious error)，而不是冲动错误(rash error)。调整不足说的解释意味着非理性偏差具有一般普遍性。Simmons和Nelson(2006)的研究认为直觉信心(intuitive confidence)才是导致非理性偏差的关键： 启发式系统产生的直觉判断越容易，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越强，这时如果产生偏差，就越不容易被分析系统所克服；启发式系统产生的直觉判断越困难，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越弱，这时如果产生偏差，就越容易被分析系统所克服。这样，直觉信心假设正好与调整假设的预期相反： 该假设预期非理性偏差并没有普遍性，通过操作启发式系统直觉产生的难易程度，即可决定是否出现非理性偏差。比如，在Simmons与Nelson的一个研究中，要求被试根据阅读的内容做出相应的决策。一组被试阅读的材料印刷得较清晰，容易阅读；另一组被试阅读的材料印刷得较模糊(但仍能辨别)，不容易阅读，但两组被试阅读的内容完全一样。结果，这种和内容完全无关的因素影响了被试的直觉信心： 阅读清晰印刷材料的被试直觉信心更强，启发式系统的作用更大，结果比阅读模糊材料的被试出现了更多的非理性偏差。

从上可以看出，双系统模型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 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即符合S标准)，得出相反行为结果时，理性分析系统的效果必然是优于直觉启发式系统的，虽然启发式系统的优势在于反应速度快、不受认知资源限制的影响，但常常因此将人引入误区；而分析系统的优势在于合乎逻辑、规则，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但近来的系列研究都对此提出质疑，一系列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非冲突问题，冲突问题会引发个体更长的反应时间(De Neys & Bonnefon, 2013)和更低的反应信心(De Neys & Feremans, 2013)。研究者认为，当直觉加工与分析加工的结果相同时，依赖于直觉加工可以帮助个体更快的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直觉加工具有其积极作用。通过双任务范式，研究者发现认知资源对直觉加工的影响较小，而对分析加工的影响较大。例如，Evans和Curtis-Holmes(2005)发现，要求被试在5秒内做出反应会使其分析过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对直觉加工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最近，Johnson, Tubau和De Neys(2016)为被试设置不同难度的额外任务来控制认知资源的占用程度，结果发现直觉加工的反应时间、反应信心及正确率并没有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大而产生显著差异，但分析加工过程却受到了显著影响。同时他们发现在非冲突问题中，直觉过程能够在基本不占用认知资源的前提下自动激活正确反应。因此，直觉加工在非冲突及认知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解决问题可产生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占用认知资源只会抑制分析加工过程，而直觉加工过程不会受到影响。从以上结果来看，直觉加工有其优势效应。

此外，Dijksterhuis也反对单纯将直觉置于劣势一方，并提出了无意识思维理论(Unconscious Thought Theory, UTT)(Dijksterhuis, 2004; Dijksterhuis, 2006)。UTT认为： 既然有意识的分析系统加工容量有限、加工速度较慢，那么在对复杂问题进行决策时，不受加工容量限制、加工速度较快的无意识思维(对应于启发式系统)应该更优于分析系统。UTT的这个观点得到其实验结果的支持： 在购买汽车(多属性权衡的复杂决策)的实验模拟中，信息呈现后，无论是在立即做出决策的条件下，还是在认知资源限制的条件下，被试做出的决策均优于无认知资源限制、思考一段时间后做出的决策，而且其事后的主观满意度也更高。但若是简单商品(如牙膏)，情况则正好相反。人类往往习惯标榜和夸大自己的理性，这样的研究结果的确让人非常惊讶，因为这意味着： 在复杂的决策情景中，理性思考后的决策反而不如直觉的、无意识的决策。不但实验室研究如此，Dijksterhuis(2006)的研究还发现： 在真实的购买行为中，对简单商品(如厨具配件)，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决策其事后满意度更高；但对复杂商品(如复杂家具)，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决策其事后满意度反而更低，这也与UTT的观点相一致。

直觉的优势作用说明，直觉虽然有时会引导个体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更多时候它可以帮助个体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尤其有时在复杂环境下，依赖直觉的决策甚至优于分析，这说明，直觉并不是完全对立于逻辑理性的。(www.chuimin.cn)

(二)推理研究中的实验证据

自逻辑性直觉模型提出之后，多位学者通过不同的推理任务研究，为其提供实验支撑。Pennycook等人(2014)通过对基线比例推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对逻辑性直觉存在的支持。在他们的研究中主要比较了两类推理题目：

1.冲突问题，人物描述与实际可能性比例不一致，例如“Jack今年34岁。他生活在美丽的郊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他讲话得体，并对政治很感兴趣。他为他的职业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本次研究测试了1 000名被试，其中有995名护士和5名医生。Jack是其中一个被试。问Jack是一名医生还是一名护士？”

2.非冲突问题，除职业比例不同，即是“995名医生和5名护士”，其他各处都一致。结果发现，当有时间限制时，被试在非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更快，信息更强，这说明基线比例条件这一逻辑原则更倾向于直觉加工。因为在时间有限条件下，分析加工无法产生，个体只能用直觉加工解决问题，若基线比例信息需要分析加工才能处理，那么此时个体在冲突与非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时与反应信心不应有差异，但事实是个体加工了基线比例信息并且意识到其与人物描述的冲突之处造成了反应时的增加，信息的降低。

Bago等人(2017)对三段论推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样为逻辑性直觉模型提供了实验证据。在实验中他们采用的三段论推理问题，例如：“所有狗有4条腿，小狗是狗，所以小狗有4条腿，问结论是否符合逻辑性？”研究者通过对反应时间及认知负担的控制，结果发现初始反应正确的被试，进行推理任务时反应速度较快，同时反应信心更强。因此，研究者认为直觉加工同时激活了两个成分：

1.逻辑成分(以个体内心储存的逻辑原则为基础)。

2.信念成分(以推理任务的显著外部特征为基础)。

直觉加工的最终反应取决于这两种成分的相对力量。

三、直觉与分析的关系——非对立角度

前人研究大都觉得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同时发生，一个系统作用的增强必然导致另一个系统作用的减弱。而近来，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两个系统是同时对决策或推理过程起作用的(Simmons & Nelson, 2006; West & Stanovich, 2003; Ferreira, Garcia-Marques, Sherman, & Sherman, 2006)。

Ferreira等采用过程分离程序(Process Dissociations Procedure, PDP)，使用包括任务(Inclusion task)和排除任务(Exclusion task)操作，把同一个任务中自动化成分(启发式系统)和意识控制成分(分析系统)的作用大小分离出来，结果发现，在一个任务中，两个系统的作用关系是独立且平行的，影响一个系统的操作并不会影响另一个系统的作用。比如，Ferreira等采用行为决策中经典的基本比例忽略情景、联合谬误情景、比例偏差(ratio-bias)情景作为目标问题，结果发现，不同的实验指导语(要求被试依据理性进行决策/依据直觉进行决策)、有无认知资源限制、有无逻辑运算训练都只是影响分析系统对决策过程的作用大小，启发式系统的作用大小并没有变化；当采用结构相似性问题(与目标问题表面结构相似)对被试启动后，启发式系统的作用显著增强，而分析系统的作用大小则相对无变化。两个系统同时、独立、平行地对推理或决策过程起作用，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主流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但是，在动态的推理或决策过程中，两者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仍不清楚，有待今后相关的研究作进一步探讨(Ferreira, Garcia-Marques, Sherman, & Sherman, 2006)。

事实上，有研究者并不赞同决策与推理过程中两个系统的划分。例如，Cleeremans等人觉得两个系统的划分不符合认知吝啬原则，他们提出单系统的动态等级连续(dynamic graded continuum, DGC)框架来解释决策推理的过程。DGC框架认为，启发式的直觉过程与理性的分析过程分别位于决策推理系统的两端，而这两端之间是两种过程共同表征的连续体。而最后的行为结果由两种过程表征的强度(strength)、区分度(distinctiveness)、稳定性(stability)来决定(Cleeremans & Jimene, 2002)。也有研究者代表不同的观点，Moshman认为，启发式过程有内隐性质的，也有外显性质的；而分析过程有外显性质的，也有自动化、内隐性质的。他认为尽管对两个系统进行了划分，但这样的划分并不能包含进行决策与推理的全部过程。因而，他主张将系统划分为： 内隐启发式过程、内隐分析过程、外显启发式过程、外显分析等4个过程(Moshman, 2000)。

逻辑性直觉的提出则进一步模糊了直觉与分析之间的界限。就传统观点而言，直觉加工是快速、无意识的，依靠刻板印象等进行决策，而分析加工是缓慢、意识的，依靠逻辑规则进行决策。逻辑性直觉既有直觉过程的部分特征，也具有分析过程的部分特征，它的出现证明这两种加工过程的划分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即有一些相对较简单的逻辑规则可以转化成直觉加工，因此直觉过程与分析过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加工过程。

总而言之，在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中，有些条件下直觉过程可能发挥优势；有些条件下分析过程可能发挥优势，同时直觉加工与分析加工可能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过程，直觉加工与分析加工甚至可能相互兼有对方的特征，实际问题的成功解决需要这两种加工过程的有效合作。启发式系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与人的生存、繁衍紧密相关，是一个更为古老的系统；而分析系统则是人所独有的，体现着人独特的逻辑、理性，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系统，这两者都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心理学家借助于双系统模型研究范式，已经把探究决策与推理过程的大门推开了一丝缝隙，仅仅透过这丝缝隙，就已经使人感受到了其散发的无穷魅力。我们期待今后的研究，尤其是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能进一步探索人类决策与推理中的智慧之谜(Evans & Coventr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