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心理学：先天本能与婴儿口唇行为的意义

生命诞生之初并不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海豚出生就懂得如何游泳，而蜜蜂也无需学习就会通过舞蹈传递信息，小鸭子会把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当成自己的妈妈，并紧紧地跟随着它。这些动物与环境的联结形成于它们出生的那一刻，是预先设置在基因中，随着进化而来的生理结构的一部分。同样的机制也存在于人类的婴儿时期，人类刚出生就有强大的求生意愿与基本的情绪反应，我们与母亲存在天然的情感联系，甚至会通过哭声表达自己的需要。这些本能反应是人类最初的直觉表现，不仅影响婴儿时期的生存与成长，也为人类成年后的人格与行为埋下了伏笔。

一、本能论——精神分析观点

自达尔文开创了自然选择理论和性选择理论后，“生存”和“繁衍”便成为了人类科学的两大研究主题。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物种起源》问世的几十年后，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与本能理论。在其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认为，人有两类本能： 第一类是生存本能，包含对食物、空气、水的需求，对应于维持个体生存的需要；第二类是性本能，对应于种族繁衍的需要。弗洛伊德认为，本能推动着人类，尤其是在婴儿时期的行为方式，其最终目的在于消除人体内部的紧张状态(Abel-Hirsch, 2010)。

人不仅具有先天的本能和反射技能，机体在紧张状态下所产生的意向也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意味着婴儿并不是在饥饿之后得到食物才形成食物的意象，食物的概念很可能在出生之前就因为数代的经验而继承下来，这一系列意象组成了人格中的“本我”。本我是最原始的“心理现实”(psychic reality)，是在个体从外部世界获得经验之前就存在的内部世界，是人格的基础。因此，它也始终保持着幼儿时期的特点，易于冲动，非理性，永远希望立即得到满足，遵循着快乐原则。婴幼儿时期是本我最突出的时期，因此婴儿的行为原则就是躲避痛苦，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

(一)本能行为

哭泣是婴儿与养育者最初的沟通方式，这种早期沟通方式是婴儿的本能行为。哭泣能够促进父母的保护和养育活动，以提高婴儿的生存率。具体而言，生命早期的哭泣，被认为是反射性的行为，通常出现在婴儿感受到痛苦、饥饿或与养育者分离的时候，其最终目的是保证婴儿与抚养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作为自体生存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婴儿的啼哭是一种本能行为，他们的啼哭声也能激发成年人的“养育本能”。心理学家发现，相比于其他哭声，成年人能够非常快速地识别与评估婴儿的哭声，表现为大脑皮层中掌管声音、情绪和运动的区域有显著的激活。类似的脑区激活还出现在成年人看到婴儿面孔的时候(Young et al., 2016)。

除了哭泣之外，刚出生的婴儿还有本能反应，例如打喷嚏、咳嗽、打哈欠、抓握反射。以抓握反射为例，它是婴儿的一种原始的生存本能，当放置一根手指或是其他物体在婴儿的手中时，婴儿的第一反应便是试图抓紧它，除了手掌外，婴儿的脚也会呈现抓握姿态。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婴儿之所以会有抓握反射，是由于人类的祖先有足够长的体毛，在行动时，婴儿能够抓紧父母身上的毛发。这样，父母就不需要用手搂抱婴儿，便于采集食物以及危急情况时能敏捷逃脱。

吮吸是婴儿的另一种本能行为。在弗洛伊德提出的性心理发展阶段中，婴儿的吮吸行为不仅是满足食物摄取的生存本能，也是性需求的体现。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其背后的本能冲动被称为“力比多”(libido)。力比多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躯体的紧张，婴儿通过各种行为，释放这种紧张。在婴儿时期，力比多主要集中在口唇，因此这个阶段被称为口唇期，婴儿通过吮吸、吞咽、撕咬等口唇行为获得满足。如果婴儿在口唇期没有得到恰当的对待，例如母亲通过给予食物或拒绝给予食物来控制婴儿的行为，在经受过类似威胁后产生的焦虑，会导致成年后的过分依赖他人，或拒绝依赖他人的极端倾向(Garcia, 1995)。

(二)毁灭本能——死本能

在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后期，他将上述介绍的生存本能和性本能统一为生本能(life distinct)，又补充了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本能——死本能(death distinct)。弗洛伊德曾引用叔本华的名言“所有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他对于死亡的理解，就是回到生命开始之前，没有紧张，最放松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终极目标并非是完全对立的。梅兰尼·克莱因是少数继承并发展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克莱因所创立的客体关系理论中，婴儿天生就具有死本能，死本能的运作是婴儿焦虑的来源。

生本能和死本能使婴儿对外部客体(主要是指母亲或母亲的乳房)投射了不同的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如果母亲的乳房满足了婴儿的需要，那么生本能被投射到乳房上，母亲的乳房成了好客体；相反，如果母亲的乳房不能满足婴儿的需要，死本能被投射到乳房上，母亲的乳房就成了坏客体。原本的外部客体受到了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投射，形成了内在客体，也就是自我。自我也被分裂成了“好的自我”或“坏的自我”，婴儿害怕被“坏的自我”毁灭，所以产生了迫害性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因为婴儿对母亲及乳房的认识是分离的，要么将母亲过度理想化为完美的存在，要么全盘地否认母亲，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对象。婴儿意识到自己对于母亲有强烈的依赖，但是母亲并不能总是满足婴儿的愿望，生本能和死本能同时投射向了母亲，婴儿害怕自己会毁灭母亲，从而失去她，于是就陷入了焦虑性抑郁。但此时，两种本能所投射的客体已经不再被完全的割裂，而被看作一个整体客体。此后，因为投射和产生的知觉歪曲也逐步减少，婴儿逐渐通过修复机制抵御焦虑。因此，克莱因认为，死本能所引发的焦虑是婴儿发展的动力，也是婴儿心理逐渐健全的必要刺激，但如果焦虑过度，往后就会出现偏执或抑郁等心理疾病(王国芳，吕英军，2010)。

二、印刻效应——习性学观点(www.chuimin.cn)

除了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论外，以Lorenz和Bowlby为代表的习性学理论同样继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强调物种具有先天行为，受基因控制，并在特定的阶段与环境中表现出来。习性学家提出了一些概念来描述动物所具备的先天特性，许多动物表现出固定的刻板行为序列，一旦被某些特定的刺激激发，动物就会完整地执行这一套固定的行为序列。此外，这些行为的触发无需早期经验，对物种具有普遍意义，一旦建立之后就基本不会改变。比如，飞蛾扑火、蚂蚁建巢、鸟类迁徙等，这些先天行为是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对该物种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中，印刻和依恋是习性学运动中最为经典的两个发现，其研究结果也被推广到人类婴儿期的种种现象中。

印刻效应(imprinting)是著名习性学家Lorenz提出的概念。许多人都知道小鸭子会紧紧地跟随在妈妈身后，但是如果它们第一眼见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妈妈，而是其他活动的物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甚至是会活动的玩具，那么它们也会紧紧跟随。这种现象后来又被称为“对象印刻”(object imprinting)。对象印刻具有十分明显的关键期，只发生在小鸭孵化后的13～16小时内，在此之后即使再呈现活动物体，也不会发生印刻效应。因此，印刻现象无需后天学习和强化，是雏鸟的本能行为。同样，当雏鸟性成熟后，也会对与自己异性父母长相接近的对象表现出求偶、交尾等行为，这个现象被称为“性印刻”(sexual imprinting)。可以看出，印刻现象对于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雏鸟的印刻对象都是自己的母亲，这能保证雏鸟找到食物，受到保护，提高生存率。从另一方面而言，性印刻使得雏鸟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同种族中选择配偶，避免与其他种族的鸟类杂交，使得种族延续(李丹，1998)。

人类的发展也存在类似的印刻效应，英国心理学家Bowlby继承了习性学观点，提出了依恋理论。如同小鸭的印刻效应能够保证与母亲的接近一样，在婴儿期，婴儿也与生活中的特定对象(通常是母亲)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被称为依恋。Bowlby认为，人类对形成依恋关系具有先天的生理准备，是婴儿的本能行为。在依恋关系中，婴儿通过微笑或“咿呀”的声音来向父母表达自己的需要，并鼓励他们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当父母离开时，则通过哭闹表达抗议。母亲对婴儿哭泣的回应也是依恋关系的基础，当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做出迅速的反应时，母婴之间更能建立起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婴儿早期的依恋关系对其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特别会体现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甚至延续到下一代依恋关系中(Bowlby, 1982)。

三、先天语言——认知理论观点

语言究竟是先天能力还是后天习得的，一直是心理学界、生物学界、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科学家们发现，不仅各个文化地域的婴儿在表达原始情绪时有共同的哭声或动作，动物和人类在沟通上也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达尔文认为，语言无疑是区分人类与其他低级物种的主要特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语言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化学依据。同样从生存与繁衍的角度出发，最初的语言一方面出现在动物对于捕食者声音的模仿，例如动物会对侵犯者低吼，作为对于侵犯者警告的信号。而另一方面出现在性选择的压力下，动物在求偶期间通过歌唱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例如爱慕、嫉妒或喜悦。人类言语的产生同样离不开本能的力量。

乔姆斯基(Chomsky)，被誉为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有力地证实了“语言器官”是一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的潜在结构，这对于当时人们普遍推崇的行为主义理论无疑是巨大的挑战。Chomsky将人们对语言的关注引入大脑内部的认知机制，而不是仅仅关注外部强化所带来的效果。他主张，人类一出生就拥有获取语言的能力，这个主张源自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即几乎所有婴儿都在3岁左右掌握了基本的母语，然而，过了这个言语学习的关键期，人类再学习第二语言则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了。这也印证了上述习性学的观点，语言的掌握也有一定的生物准备及关键期。此外，人们每次所听所讲的句子几乎都是全新的，这也是文学创造的魅力，因此语言绝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的联结。由此，Chomsky将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获取能力归结于“语言获取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这个装置是人类大脑中的“黑箱”，黑箱中装满了所有语言的普遍规则，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而儿童言语获得的过程就是通过LAD将普遍语法转换为不同文化下个别语法的过程，也是将语句中的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的过程。深受Chomsky的影响，Pinker继承了其普遍语法与言语天赋的观点，并对言语的进化提出了新的理论。Pinker出版的《语言本能》一书，其核心观点是，人类的语言的发展不是来源于文化干预，而是一种生物适应的产物。他认为，人类生来就能“讲话”，并称这种能力为语言本能。

婴儿在5～7个月的时候，开始发出一些似乎由音节组成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所有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中都是一样，包括它的音素和音节也很一致。而到1岁左右时，婴儿就只对自己母语中所特有的发音敏感，开始说出像句子一样，但无法理解实际含义的话，我们称之为牙牙学语。值得一提的是，先天性失聪的孩子在婴儿时期也会发出和健康婴儿类似的声音。由此，Pinker认为婴儿自发的在展现自己的语言本能，语言不是通过后天干预形成。虽然大多数3岁孩子的句子听起来有些不着边际，但许多研究表明，3岁孩子的语言中，符合句法逻辑的占绝大多数。儿童会具有语法天赋，能够准确地使用助词、单复数，甚至能很快掌握那些复杂的，讲求语法性别的语言，比如德文和法文。事实上，尽管练习对学习语言很重要，但语法的发展似乎不需要明显的练习。这在成年人的语言学习过程中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Pinker认为，相比于主动操纵声音，以获得父母正向和负向的反馈来学习语言，儿童更像在被动等待大脑的发育来支持语言的发展。由于婴儿出生时的大脑尚未发育完成，如果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等到所有器官发育完成时才出生，也许婴儿一出生就能讲话。

如果如同Pinker所言，人类的语言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本能，那么这种本能究竟是为了适应什么呢？语言的产生源自自然选择的压力。原始时期的人类需要一套简便的规则交流狩猎和采集中遇到的问题。因此，语言系统实际上是一套编码信息的系统，这套编码规则能够明确何人、何时、何地以及对错等重要信息，不仅使信息传递，同样促进了技术的传播。具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语言系统必须包含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原理，才能和他人共享信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这种机制逐渐演变成一种天赋，并延续至今。另外，为何这种天赋在成年时期消失了呢？Pinker认为，语言是对人类至关重要的能力，需要尽可能地在更早期发展。而语言能力是一个需要大量消耗的昂贵机制，人类的能量消耗是有限的，在成年后机体不得不发展其他重要的机制。由此，人类语言获取的关键期在幼儿期，是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成人学习语言的困难是婴儿期语言飞速发展的代价。

先天语言的神经学证据

语言作为一种本能的关键生物学依据在于大脑对应的神经系统。1861年，一名法国医生Broca解剖大脑左半球受伤的病人，发现他们都有失语症的现象，让我们知道语言的机制集中在左脑。相同的现象也出现在聋哑人中，假如聋哑人的左脑受到损伤，那么他们也无法使用手语。布洛卡区受损的失语症的病人在表达上受到影响，他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却发音困难。然而病人在阅读和书写上却不受影响，这种情况被称为表达性失语症。威尔尼克区受损的失语症病人的症状正好与前者相反，说话时他们的语音和语法均正常，也理解书面语言，但是话语却没有任何意义，同样，他们也不能理解别人说的话，这种情况被称为接受性失语症。在威尔尼克区的旁边，角回和缘上回受损的失语症病人，称呼物件及人名的能力丧失，这种情况被称为命名性失语症。综上，我们的大脑似乎早就做好的各种语言功能的准备，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不难发现，由进化论发展下来的一系列本能理论能够解释人类一部分无需逐步分析、不学而成的直觉现象。这些能力帮助人类在充满危险的远古时期更好地生存，延续至今，并且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现代人的心理与行为。然而，由本能所形成的先天直觉也有着诸如冲动、刻板、自私等不可控的特征。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化进程，人类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也逐步发展出了“后天经验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