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韩国深受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并未消失，成均馆大学还用孔子思想为办学宗旨，儒学大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儒学研究人才的高等学府。在韩国，忠的意义是指人民效忠于自己的国家。韩国人认为，孝是人伦的根本，也是人类的天性。

韩国深受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并未消失，成均馆大学还用孔子思想为办学宗旨，儒学大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儒学研究人才的高等学府。韩国是祭孔的国家，每当春秋两季隆重地祭孔大典时，文化情报部长官要代表国家元首做首献官。这与把“祭孔”作为一项旅游资源是大不相同的。韩国的儒林组织——儒道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行恢复，全国2500名代表聚集首尔，举行儒道会成立大会，并在道、市、郡以乡校为中心，设立地方支部。韩国的地方乡校，一般都设有明伦学院，定期向听众讲解儒家的“四书”“五经”。他们认为通过教化确定社会秩序和礼仪风俗，保持儒教的传统和礼节，即可将历史上的良风美俗继承下来、坚持下去。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说：“儒教文化最大的特征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韩国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儒家道德的国家，在韩国儒家道德最重要的内容是“八德”中的忠、孝、礼。儒家文化源起于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末传入韩国。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统领地位。但现在，在韩国，人们却依旧保留并遵守着很多儒家的传统的信条，每年的农历2月8日还会按照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孟，韩国也因此被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在这样一个西方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韩国却将东西方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直到今天，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仍是儒家思想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尤其是对“八德”中的忠、孝、礼等进行了重点建设。

在传统的中国儒家道德中，忠是指忠于国君，而在当今的韩国，君已经被转化成了整个国家。在韩国，忠的意义是指人民效忠于自己的国家。韩国人把爱国主义情怀写在国歌、国旗、国徽中，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时刻铭记着国家民族的利益。这种爱国情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1997年金融风暴袭击了韩国，民族心、爱国心极强的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给国家，民间团体和民众还自发组织起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国民精神，正是儒家文化的表现，也成为韩国摆脱金融危机，重振经济的强大动力。

韩国人认为，孝是人伦的根本，也是人类的天性。从小学阶段开始，每个人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在韩国社会，孝的精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韩国，子女对父母履行孝顺义务大概有三种：第一，每个男人有义务养育孩子，用传宗接代来报答他的双亲对他的养育之恩。第二，供养并侍奉父母，使父母晚年享尽天伦之乐。第三，祭祀祖先并遵守祭祀祖先的礼仪。孝顺父母不局限于父母健在的日子，而必须坚持一辈子。韩国人认为，只有亲其亲，才能亲他人；只有敬其亲，才能敬他人。在家尽孝，才能为国尽忠。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是个人道德的根源和修养的根本。

韩国人十分重视礼节，无论是国家的典章制度，还是个人修养及家庭礼仪都渗透着“礼仪”精神。成于成宗五年的《国朝五礼仪》，是当时典章制度的标准及规范。15世纪中叶以后，“士林派”广泛开展了《小学》和《朱子家礼》的普及与实践活动，这是礼仪教化的实践活动；到了17世纪，韩国的“礼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现当代，韩国人依然重视礼节，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礼仪，是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

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经济的迅速发展，韩国的文化不断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发生改变，儒家的道德体系受到过各种文化的冲击，作为韩国伦理基础的儒家道德，在与这些外来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这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同信仰的韩国人对各自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有着不同的选择。儒家道德与其他文化也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例如：道教里的忍耐、和谐、境界等等，与儒家精神往往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基督教里的不许偷盗、不许杀人、不许奸淫等原则也与儒家要求的高尚的人品相辅相成。正是由于外来文化与儒家道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剧烈的矛盾冲突。这样，反倒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有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古代后期到近代，韩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败，不断遭到日本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入侵，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面对危机，儒家学说显得苍白无力，实学应运而生。千宽宇先生指出：“实学的性格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末后，是由所谓‘民族志向’与‘近代志向’两方面构成的。”“民族志向”说明实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朝鲜民族所面对的问题，“近代志向”说的是实学的历史背景和任务。实学强调把儒家思想运用到社会实践中，解决国家、人生、社会所面对的问题。随着实学的兴起，一批新的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面向现实，不尚空谈，主张义与利的统一，提倡经济与道德共同发展，在坚守着儒家道德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又对儒家道德进行了改造；除了在观念上倡导，更注重将思想付诸实践。这样，韩国人所遵守的儒家道德就不再是抽象的论述，也不再是高不可及的道德说教，而是多了许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

韩国把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学校教育作为塑造民族魂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全民素质提高的一种重要途径，进而使之成为国民现实社会中的行动指南。

自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的第一所太学开始，儒学就成为学校中的经典课程，设五经、三史课，尤其是在公元1392年至1910年的519年间，在27位国王统治的李韩王朝的“排佛尊儒”国策下，儒学达到鼎盛，各种论辩活跃，学派纷呈，“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在日本占领前，韩国学校课程主要设儒学科目，讲授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经典。甚至在日本统治期间，日本人也开设儒学科目，只不过是为效忠日本天皇服务的。(www.chuimin.cn)

战后，韩国很快恢复了学校的德育课程，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儒家伦理，并提出把重整儒学作为重建韩国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主要交由学校完成，开设以儒学为主体内容的德育课就是这项任务的核心。50年代韩国提出道义教育方案，全面恢复儒家伦理课程，以图恢复李朝时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后经过多次改革，韩国学校德育已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突出培养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体系。儒家伦理再一次得到相应的传承、转化和改造，以培养具有韩国民族精神的人为主要目标。许多人指出，当今儒家伦理在韩国已成为维持个人与集体、与社会乃至与国家关系的黏合剂，并在这一基础上吸收多样化的民主思想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

韩国学者琴章泰先生指出：“儒教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动力，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朝鲜人的意识结构，体现朝鲜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在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儒教从开始直到今天一直作为一个轴心在起作用。”这深刻地指明了儒家文化在韩国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韩国至今仍杂用汉字，196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300个，1972年又规定中学生要学习汉字。1992年1月22日，韩《国民报》发文指出韩国人要继承文化遗产必须进行汉字教育，认为这是领会祖先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的最重要途径。韩国中学普设汉字课和德育课。

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和政治的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韩国的国旗、国徽中都使用了太极图图案，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以最庄严的方式在最庄重的场合出现，直接对全民族发挥文化辐射作用。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韩国政体中形成了家族主义政制。这种以“三纲五常”伦理关系为基础，以忠孝一体化为核心的家族共同体的政体，是儒家思想深深植入民族与国家之后的特有现象。这种家族共同体有很强的等级及上下尊卑的家族式秩序，能产生彼此相互依托、充分信任的感情，并用特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上下行为，从而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在异族入侵的情况下，这种家族共同体的传统会愈加浓厚，共同体也愈加强固，甚至达到家国一体，彼此不分。当政府不能抵御外敌，民众就会自发建立义军，其首领就是崇尚忠诚与节义的家族首领，为家为国的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能使万众一心，能让国人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事。这种家国一体、忠孝一体的精神铸就了韩国特有的民族性格，维系了韩国特有的政体运行方式，也成为每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在韩国社会中，“忠孝”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各个层面都贯彻着忠孝一体的伦理原则：忠是对君主、对国家的服从与奉献，孝是维系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国民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大家族，不仅把忠孝一体作为行为模式，而且强调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安身立命的伦理纲常，人们自觉地为国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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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越南河内的孔庙

韩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可从相似的民间节日以及习俗风情中深刻地感觉到。韩国多用农历，其传统节日如正月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观灯节、五月端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九节等都同中国节日相同，其婚丧嫁娶等习俗也很相似，如在丧葬仪式中，按亲疏关系守孝，期间不得成婚等。在这些古老习俗中，贯穿着儒家伦理，体现出上下尊卑和家族共同体的文化观念，充分展现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社会秩序，既能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也有助于建立对家族、对团体、对周围人特有的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凸现了朝鲜民族极具民族整体感的情怀。

儒家思想给韩国民族复兴带来了强大精神力量。数千年来所经历的外族入侵和对入侵的反抗，缔造了韩国特有的民族性格，也使儒家思想成为维系韩国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道德力量。

在韩国，儒家思想把国家、群体与个人完美地联结起来，使每个人的行为都被赋予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意义。朴正熙之所以能促进经济起飞，就是利用儒家思想焕发起全民族的复兴意识和激情，他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的精髓，就在于书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复兴思想和民族自立精神。他提出的培育国民经济自立意识，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和培养企业精神这三大战略，都贯穿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伦理意识。正是依靠这一伦理，使韩国“社会、政府、企业三位一体”得以形成，使韩国人能不计较报酬，在低工资情况下勒紧裤带与外国竞争，忘我工作，在赶超日本、力争上游的民族理想下实现了经济起飞。这都来自于浸透着儒家伦理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这种民族自尊体现在上到国家总统决策，下到一般职员、家庭主妇的行为举止乃至妆饰上，体现在全民族的思维之中，对青年一代产生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韩国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以外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最汉化和把儒家思想与社会最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国家。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浸透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形成了韩国的民族意识，也使企业家们变成了政治企业家。

孔子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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