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孔子思想对日本的传承与影响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孔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源远流长，影响极大。据日本国史《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史料的记载，孔子思想最初传入日本，是在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1700多年来，孔子思想几乎深入到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日本的道德观和教育观影响尤为深远。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被视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

孔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源远流长，影响极大。据日本国史《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史料的记载，孔子思想最初传入日本，是在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1700多年来，孔子思想几乎深入到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日本的道德观和教育观影响尤为深远。

若干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十分注意从中国吸取文化营养，并结合日本的实际使之日本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完善。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家学者，他们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讲授儒家学说，传播儒家思想。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学说在日本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于是儒学在日本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阶层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到中国留过学的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大化改新的蓝图和规划。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祭祀孔子。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日本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在日本取得优势地位。

1603年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战乱状态，于江户创立了幕府，鉴于前一时期日本群雄割据，造成了长期的分裂。所以，德川幕府极力从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严格规定内部的从属关系，用以加强幕府的统治。这就不仅需要加强武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加强文治。儒家学派（宋元之际朱熹之学为代表）主张国家统一，宣扬大义名分、“三纲五常”等人伦关系，提出绝对服从，反对犯上作乱等思想，都是适应当时德川幕府统治者加强文治的迫切需要的。因此德川家康极力倡导儒家学说，儒学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法宣传儒家思想，如：要求各级统治者率先尊孔读经，兴办儒学教育，建孔庙以祭祀孔子，输入或刻印儒家经典，从事儒家思想研究等等，使儒家思想逐渐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鼎盛时代。

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德川幕府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家经典。1599年，藤原惺窝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熹注解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家学者，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儒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做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府政治。他提出了一整套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申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儒学至此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日本儒学建立在中国儒学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并不断加以创新逐步成长起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日本将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日本儒学的世界观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纯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学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为重视感觉经验。

其实，在佛教传入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的神道教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神道教吸收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吸收儒家理学某些思想后，神道教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日本人从中国唐朝时起，大量向中国派送遣唐使，将大量的中华地区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带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置、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有的人甚至是全盘照搬。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被视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当然，日本在汲取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结合本民族的优点，将发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打上了日本民族的烙印。

儒家经典著作对日本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家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内容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孔子被尊为“先师”和“圣人”。儒家文化渗透在日本精神领域的各个层面，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地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地发达，成为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日本对中国儒学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儒学所有的优势思想都被日本所学习，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日本的儒学。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象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君主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地遵从。也就是说，日本把“礼”放在了首要位置，把孔子学说中的“仁”排斥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之外。在中国，“仁”是高于“忠”的道德品质，父母必须具有“仁”，子女才会孝顺；统治者必须具有“仁”，人民才会服从统治。在日本却不是这样，“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因此，“仁”在日本不是人人都应该必须具备的道德，而是一种分外之事。不仅如此，中国的“仁”的概念还作为贬义词使用，比如在德川时代，“行仁义”是在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日本报界写道：‘下等劳工至今仍在行什么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对此严加取缔，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

早在唐朝时，儒家思想就开始被日本用在社会发展上。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写道：“当时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罗（今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在内的东亚各国为了本国的发展，都努力学习唐朝的法律、艺术、学问、制度、思想、文学、技术、文字等，呈现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状况，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论的。”他还认为：“当时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叙利亚文化等，但带有国际性且影响极大极广的文化就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虽然唐文化从表面看是在带着胡风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难看到它深层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见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日本足利市的孔子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擅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日本能够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www.chuimin.cn)

首先是基于传统的生存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

其次是日本人务实。他们不喜欢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

另外，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日本现代化的儒家文化，有以下几点：

1.儒家文化提倡“主忠信”，它直接促成了劳动者的勤奋、诚实。

2.儒家文化提倡“节用”，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

3.儒家文化提倡“修己”和尊重学问，它使日本国家能重视教育并对教育进行投入。

4.儒家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和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1　韩国儒学场所陶山书院

5.儒家文化讲究的“和谐”，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

应该说，儒家文化帮助日本在近现代实现了经济发展。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他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也早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按照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的说法，这种“家族集体主义”使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被视为企业运营管理三大法宝的“三神器”之一。日本近代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参与创立的企业总数达五百多家，而且其中留下的至今仍是日本的一流企业（如东京海上保险公司等）。他还在日本指导和普及了股份公司（即株式会社）的建立，促进了大型企业的迅速发展，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他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涩泽荣一，一生创业、奋斗中的思想之舵、精神支柱，就是儒家伦理的经典——《论语》。它说明儒家伦理思想经过一定的改造和转换，在日本近代工业文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涩泽现象不是孤立的，在日本有着普遍意义。儒家思想有助于树立企业家的领导形象和企业的长远利益，它的“中庸”、和谐等原则，有助于调整企业内部上与下、本企业与外企业、企业和用户等等之间的关系。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忽略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它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肯定会走向没落，受过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这一事实不正告诉我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其独特的积极因素和现实的生命力吗？

尼山：孔子思想对日本的传承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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