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孔子的诞生及其思想的传承:创造社会大同的千秋圣迹

孔子的诞生及其思想的传承:创造社会大同的千秋圣迹

【摘要】:“和”的最高境界,就是社会成为“大同社会”。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诸侯之间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孔子20多岁起,就十分关心天下大事,尤其是经常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在周游列国时,矢志不渝地宣传“仁爱”思想。

“和”的最高境界,就是社会成为“大同社会”。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诸侯之间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孔子20多岁起,就十分关心天下大事,尤其是经常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在周游列国时,矢志不渝地宣传“仁爱”思想。《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音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由此可见,正因为孔子生活在动荡纷扰的春秋末期,深刻体会到了人民所经受的苦难,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才有了“大同社会”的构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

孔子的“大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的思想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对孔子的“大同”进行了阐释和发挥。虽然他们的思想都各有特点,但归纳起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思想是“大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为公”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这是《礼记·礼运》大同篇的第一句,表达了孔子对当前社会的不满以及对“三代之英”时代的向往。“三代”是指氏族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是氏族社会的特点,这表现出氏族社会在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的特性。这一点对后世影响甚大。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在大同社会的设计中都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这一点。例如:康有为在他所设想的大同社会里就认为必须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经济。他认为私有制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主张“去产界,公生业”。“去产界,公生业”是康有为“九界”中的一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最根本的一项举措是将土地“皆为公有”,即实行土地的国有化。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对此解释说:土地皆归公有即“略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归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几何,随时定其率,约十而税一”。这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康有为又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他认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大同书》),也就是说,大同社会应该在农业、工业、商业三方面均实现公有制。孙中山也主张推行土地国有,消除私人垄断,将经济上的一切生利事业归为国有。他认为消除私人垄断、实现土地国有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前提,认为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胜利。

第二,政治上的权力为公。在孔子构想的大同社会里,“私天下”已被终结,政权不再只属于皇帝一人或少数的统治者。君主只是国家政务的代理者,是替天治民的代表,并不享有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后世的思想家的大同思想,也大都继承孔子的这一思想。如:在何休和董仲舒的“三世说”中,当“太平世”实现时,天下成为一家,国家和种族的界限消失,维持社会秩序的是全人类都认可和遵循的公共道德原则。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提出“去国界”,使全社会同属于一个公政府,并且政府内不再有帝王和统领,由议员和行政官对社会公共生产事业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进行管理。孙中山在“大同之治”的理想中,主张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他认为应以新式俄国为模板建立以人民为主人翁的、权利平等的“全民政治”的新式共和国。

第三,道德上保持公心。孔子认为道德是实现大同社会的重要途径,唯有在道德上实现公心,才能实现财产公有、政治平等的社会。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公心与私心是对立的,处世公允、公正则为义,反之,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则为私。君主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时时刻刻把天下公共利益摆放在首位,将“大公”作为制定国家法规政策的前提,将赏罚公平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原则。君主只有做到为政公允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百姓的正当权利,国家才能有序运行,最终实现“大同”。另一方面,个人也应该积极进行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的内在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理想的精神境界。

(二)平等(www.chuimin.cn)

在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中,平等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同社会中的平等表现在三个方面:“财富为公”的经济平等、“选贤与能”的政治平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平等。

第一,“财富共有”的经济平等。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都力图通过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来保证政治上的稳定,《礼记·礼运》篇便体现了这一思想。“天下为公”蕴含着经济平等,它意味着国家财富共有,人人皆有所得。据《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第十六章记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正是孔子重视经济平等,主张财富共有的体现。在孔子的大同世界中,“天下为公”代表的是一种绝对的“公”,带有无私有、共享之意,它表明国家不再属于一人一家,而是全体人民之国家;国家的权力、财富为天下所公有;国家的一切措施是为了天下人的公共利益。社会成员愿意为社会做贡献,劳动不计报酬;生产的财富完全为大家公有,满足大众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无差别,不会有腰缠万贯的富豪,也不会有饿死路边的贫民,社会实现“均无贫”。《礼记·礼运》中记载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便是对这种状态的最好描述,其内容不仅体现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更是表达出“天下为公”、财富共有的积极意义。

第二,“选贤与能”的政治平等。“选贤与能”是儒家大同理想的重要内容,它的平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管理者的平等的选拔方式和对社会的大公无私的统治。“选贤与能”是一种平等的选拔,选拔标准是才能。在大同思想中“选贤与能”的“能”更多的是指学问做得好的人,能将知识融会贯通之人。学习作为一种自我提升的手段,是寒门士子出人头地的不二出路,“学而优则仕”是古代最为公平的选拔方式。“选贤与能”之所以公平,是因为其选拔标准没有其他,只有才能。通过选拔,给有才能的人赋予职位,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也就是所谓的“能者居之”。

“选贤与能”体现出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公”本身就有平等之意。“大公无私”表明管理者对社会的治理没有私心,对大家一视同仁。“大同”理想的提出源于孔子认为自己生不逢时,那时他刚刚参加完鲁国的蜡祭,在参观宗庙外的楼台时不禁感叹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这里的“三代”通常指尧、舜、禹时期,也被称为中天之世。尧、舜、禹三位君主在位期间,尧禅位于舜的举动让孔子喟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为民的精神也让孔子十分向往,于是在构思大同社会理想时,将“选贤与能”作为理想的政治选拔方式被采纳。儒家将“选贤与能”中表达出的平等思想放到大同思想中,既包含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暗含着对当时社会政治统治的不满和批判。

第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平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大同篇中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平等思想。这种思想始于上古时代氏族社会。在氏族社会中,社会生产力低下,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人们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相互之间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是平等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往来也是没有等级差别的。随着历史发展,阶级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社会上出现高低富贵之分,人际间的交往渐渐趋于不平等。孔子则认为人与人“性相近也”,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与人之间从本性上看是平等的,因此他将大同社会想象为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壮有所用”的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

(三)社会和谐

和谐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中,“讲信修睦”是实现“天下为公”后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一派人与人和谐相处景象。要实现“修睦”的和谐社会,诚信是孔子认为最为重要的品质。“诚”是指实现自己所说的话。“信”指人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达到使人信任的功效。要实现大同社会和谐的社会环境,既需要自身讲诚信,又需要对他人有信心。要做到“讲信修睦”,首先要做到对别人要讲信用、诚实不欺、坚守信义。其次,人与人之间要选择相信、信赖、不怀疑,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孔子为此提出“忠恕”的解决之道。忠恕,《论语·雍也》将其解释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则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我们希望得到信任,那么我们就需要给予别人同样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儒家大同社会中所向往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外户而不闭”的和谐社会。另外,要做到“讲信修睦”还要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实现国家整体和谐。孔子追求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争斗和剥削压迫的和平社会,社会成员间和睦友好相处,每个人都能平等对待他人;财产公平分配,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差距。二者双管齐下,从而达到真正的和谐。

儒家的大同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大同社会的理想也在不断演化发展,根据时代的特点而各具特色。大同社会是中国人追求的美好社会,历代封建帝王中欲构建大同社会者也不乏其人,并且,他们也建设了类似大同的社会,如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大同社会的特征: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百姓和乐,安居乐业。只不过不同的是,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社会,虽然这些帝王也选贤与能,但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的“天下”并非“为公”,而是“为家”,但他们建设心中的理想社会及取得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

孔子的“大同”理想也成为晚清康有为笔下《大同书》的创作原型,更是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口号的理论来源。儒家大同思想中蕴含着的公正、平等、和谐等思想,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和支持,先“小康”后“大同”的社会发展步骤也为我们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