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及其对和谐的重要传承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论语》中八次谈到“和”。其中最主要的是《论语·学而》的一段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是对矛盾加以调和，使矛盾各方的关系达到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与“同”是不同的概念。孔子继承了前人关于“和”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天人和谐”是“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天人和谐”是满足人类追求高尚道德境界的需要。再次，“天人和谐”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孔子贵“和”。《论语》中八次谈到“和”。其中最主要的是《论语·学而》的一段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话虽出自孔子弟子有若之口，但学者都认为这是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先王之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和”，不论大事小事都按照“和”的原则去处理，以期达到“和”的境界。孔子借对先王之道的肯定、赞赏，表达了他的贵“和”的思想。

作为一种境界的“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相互协调恰到好处的地步。《礼记·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树达《论语疏证》载：“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说文》云：‘和，调也。盉，调味也。’乐调谓之和，味调谓之盉，事之调适者谓之和，其义一也。和，今言适中，言恰当，言恰到好处。”就是指不同事物间的关系达到和谐的状态。“和”是以“分”为前提的，先有“分”才能谈到“和”；而“分”又必须蕴含着“和”，有“和”才有理想的结果。“和”是对矛盾加以调和，使矛盾各方的关系达到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在此状态中，矛盾各方不是相互敌对，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依存，既保持一定分别，又不超出一定限度，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反相成，在整体上出现协调统一的状态。

“和”与“同”是不同的概念。这一思想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出。据《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的周太史伯就认为，和就是“以他平他”，把两种以上不同事物调和统一起来。如此才能产生新的事物，例如“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同”则是把相同的事物简单地集合起来，“以同裨同”，什么也弄不成。例如：同样的声音不能构成可听的乐曲，单一的颜色不会形成美丽的画卷。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以及“以他平他”的主张，虽然带有朴素性，但却反映了“和”是矛盾的均衡与统一的思想。

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继承并发展了史伯“和同相异”的思想，以“和同相异”为基础，提出“可否相济”的思想，强调“和”是集合许多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构成“和”的因素之间，既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可以是相反相成的关系。

孔子继承了前人关于“和”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将“和”由基于实际生活经验的简单类比，提高到抽象思维的高度。在实际运用方面又对之加以拓展。孔子所处的时代，处处充满对立和斗争，面对“礼崩乐坏”的动乱局面，孔子痛心疾首，奔走呼吁，他接受和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认为“和”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事物发展的趋向和归宿。他力图用“和”的思想对现实加以改革，希望使社会变得安定和谐，最终进入“天下归仁”的大同世界。

孔子“和”的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

“天人和谐”是“和”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要指自然界，孔子人与自然界和谐的思想就包含在其“天人和谐”的思想之中。孔子认为，“天人和谐”首先是生活在自然界之中的人类存在发展的需求。在以农业为主的时代，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依靠索取自然物而生存的问题很容易被觉察到。孔子强调“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就是为了不违农时，以使民顺从日月星辰交替之“故”，禾苗、五谷、禽兽生息之时，依时而作，获得“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之结果，最终实现其“庶、富、教”之“富”。人类要在自然界中生存，必须顺应自然之规律，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才能在其中生存下去。其次，“天人和谐”是满足人类追求高尚道德境界的需要。孔子主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乐山乐水，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观察这些自然物能陶冶人的性情，满足人们追求高尚道德情操的精神需求。再次，“天人和谐”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孔子认为，自然美与人的精神状态有着相类似的基本特征，这种人与自然比德说，尽管偏于直观感受和存在简单比附之倾向，但将人的聪明、智慧、品德与对自然的审美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美能引起人的审美愉悦，“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将自然之美人化和人的精神品质自然化，将自然美与人的精神品质之美视为紧密相连的和谐统一体。这不仅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热爱、依恋之情，而且体现了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关系。

人类来自自然，也生活于自然，自然能够满足人的多种需要，因而人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界的资源。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的行为，隐含着保护自然的意识。(www.chuimin.cn)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的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孔子的社会目标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就是通过“克己复礼”达到人际关系和谐的境界。

孔子所处的时代，人际关系已发展到非常复杂的程度：有以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有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乡党、邻里关系等地缘关系，有以婚姻为纽带结成的夫妻、翁婿等婚姻关系，有以职业、行业为纽带结成的师生、师徒关系，有在政治活动中结成的政治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有因地位不同而产生的上下级关系，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种族部落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种类繁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孔子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有序以及人际关系的普遍和谐，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孔子认为，虽然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存在着对立、矛盾和斗争，但是，都是人类的一员，应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因此应该和谐相处。怎样才会和谐有序呢？最主要的就是“克己复礼”。关于“礼”，前文已经讲了很多。简单地说，礼就是以宗法等级制为特征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它可以起到划分贵贱、长幼的作用。它根据宗法等级制原则为不同等级、身份、地位的人规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和仪节，所以它可以使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相应的定位，从而使社会、国家秩序有序化。这就是礼为什么能够将“别”与“和”两种作用统一起来的原因。对于礼的这种作用和特点，孔子是清楚的。因此他提倡“克己复礼”，提倡“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齐之以礼”就是让人们进入礼所设计的各种规范体系之中，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进入与之相对应的规范体系之中，等级、身份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规范体系之中，每个人都受与自身地位相应的规范的约束，整个社会便会呈现稳定局面和协调状态。礼的约束虽然较刑罚政令显得具有软控制的温和特色，但是，毕竟表现为通过外在约束而使人际关系和谐化，它比起内在修养的方法还是稍逊一筹。只有将外在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需求，人们才会心悦诚服地遵循各种规范和礼仪要求。因此，孔子强调人们“复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仁”的道德修养的作用。“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就是“爱人”。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消极方面讲，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求人人都以关怀互助的精神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甚至不仅“修己以安人”，而且努力争取“修己以安百姓”。如果每个人都自觉进行道德修养，爱护、关怀他人，便会减少人际摩擦，使人类关系普遍和谐。

为了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除了提出礼、仁等通行各类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外，孔子还针对不同人、不同关系，提出了许多相应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居上要宽，居下要敬，朋友之间要信等等。由于双方都是首先以应有之义律己，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他人，所以双方的关系便会协调、融洽，不致发生抵牾。

在人际关系中，还有种族部落等的群体关系问题。如华夏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这些种族的发展程度不同，因之，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各族之间，既有经济、文化友好交往，更有不少的矛盾和斗争，因之也就经常发生诉诸武力的征伐和战争。对于这些复杂的族际关系，孔子同样采取“和”的态度。对于文化落后的种族，孔子曾直言不讳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当孔子欲居九夷而人或不解时，孔子解释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一个“陋”说明孔子认为夷狄文化落后。华夏族虽然发展程度较高，其他种族尽管比较落后，而且历史上曾有过战争，但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应该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孔子认识到，落后民族中也有贤人懿行，值得学习。例如：公元前598年，陈国发生臣弑君的事件，楚庄王便派兵讨伐弑君之臣，并消灭陈而据为楚有。当时有大夫不满意这种灭人之国的做法时，楚庄王认为所言甚是，就为陈立新君，恢复陈国国号。孔子评价这件事时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史记·陈世家》）吴伐陈，楚昭王出兵救陈，病于军中。卜者认为是黄河神作怪所致，请求祭黄河免灾，昭王以“祭不越望”（不祭祀本国以外的河山）为理由，拒绝了祭祀。又有人建议举行禳祭，把灾祸移到左右大臣身上，昭王又说：“我不能把心腹之疾移到四肢上。”孔子对此行为大为赞赏，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左传·哀公六年》）孔子认为对夷狄等族不应歧视，而应该尊重，对蛮陌之邦也应“主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废也。”（《论语·子路》）孔子在论证问题时，也以南人之言作为立论依据，“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论语·子罕》）正如《诗经·硕鼠》载“适彼乐土”一样，孔子是把九夷看作比当时尔虞我诈社会要好的“乐土”。在处理族际关系上，孔子基于“德不孤，必有邻”的认识，主张应采取使“近者悦，远者来”的政策，努力兴仁修德，感化异族，而不是靠强力推行华夏文化于夷狄之邦，更不应以武力征服甚至消灭少数民族。孔子反对滥用武力于异族，不仅由上述孔子对楚庄王不灭陈国的赞赏看出，而且可从对管仲辅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赞赏得以证明。孔子是很少称别人为“仁”的，却称管仲为“仁”。不难看出，孔子是主张以“仁”的合作精神处理种族之间关系的。

孔子“和”的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产物，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局限性和错误的东西。但是，他以此谋求社会和谐的思考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孔子的思想及其对和谐的重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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