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孔子思想的传承与影响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庸之道”作为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并非中国人所专有。而“中庸之道”在中华文明中，历史最悠久，并且发育得最完善。据目前现有资料看，在中国，孔子是“中庸之道”的首倡者。“中庸之道”自孔子明确提出之后，就成为构建儒家的重要思想基石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庸之道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

“中庸之道”作为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并非中国人所专有。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十分崇尚“中庸之道”。他把人的激情与行为分成三种不同的状态，即“过度”“不足”与“中间”。在他看来，“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征，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又说：”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引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自觉遵守“中庸”的道德准则。在日本、印度等文明中，“中庸之道”也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那些文明所恪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而“中庸之道”在中华文明中，历史最悠久，并且发育得最完善。

据目前现有资料看，在中国，孔子是“中庸之道”的首倡者。这一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开始孕育了。比如，早于孔子的老子，就明确提出了福与祸、美与丑、善与恶、正与反等诸多的矛盾范畴，并试图将这些矛盾消解与转化。但遗憾的是，他却始终没能找出可行的方法，而最终无可奈何地归于了所谓“无为”。据《史记》记载，有一次孔子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他就以长者的口吻规劝孔子，去掉那些所谓的雄心壮志和过多的欲望，去掉那种强烈的进取精神，少管社会上的闲事，以自保其身。而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恰恰就在于他没有遁入消极，而是努力地探索并寻找到了一种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办法——“中庸之道”。他在《论语·雍也》中是真诚地赞美中庸，急切地呼唤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是最高尚的了。然而，令他不满意的是——“民鲜久矣”——很久以来人们却不注意这种道德的养成，对它了解得太少，做得就更不够了。

“中庸之道”自孔子明确提出之后，就成为构建儒家的重要思想基石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历代儒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思想做出自己的阐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孔子的孙子、被后世尊为“述圣”的子思。子思忠实地继承了祖上的衣钵，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完善和深化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写成了《中庸》一书。子思在书中论及中庸的地方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样几条：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极高明而道中庸”。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子思在《中庸》一书中还反复讲到“中和”。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云云。继子思之后，先秦诸子中子思的学生孟子、庄子等人也讲中庸。如庄子在《庄子·齐物》篇中讲道：“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等等，但总起来看，阐发大都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刻。到了汉代，儒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了儒学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董仲舒对“中庸之道”没有更明确的阐述，但他的“三纲五常”之论与“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原则，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是对先秦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宋明理学是儒学的又一个新发展。这时期的儒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充满了哲理性，它不像汉代儒学那样注重名物训诂、雕琢历史，而是借经书阐发义理，所以称作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守仁。朱熹就曾在《四书章句集成》中写道：“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他对中庸也是推崇有加。明中叶以后，儒学发展呈多样性趋势，对中庸的解释也五花八门，但仍未脱离孔子窠臼。

孔子倡导“中庸”，并不是一种消极、折中的态度，初衷是为了匡正社会风气，它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如果对人生、对社会抱一种冷漠的、无所谓的态度，就不会去关注社会风气的好坏，不会去倡导仁义道德。如果要取消斗争、搞所谓无原则的和平，“君子”与“小人”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就是因为要改变社会，要进取、要参与，才会重视、关心这些问题。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道：“乡愿，德之贼也。”孔子所讨厌的“乡愿”，就是那种看上去貌似中庸而实非中庸的一类人物，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和事佬”“老好人”。这种人遇事不讲是非，搞无原则的调和与折中。他们的言行貌似“中庸”，其实败坏了“中庸之道”，所以孔子称这种人为“德之贼”——也就是政治投机分子。

中庸之道有四个基本特征：(www.chuimin.cn)

第一，“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中庸”思想包含着“无过无不及”的适度原则。在《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就是过火，“不及”就是火候不到。“过”和“不及”都是不对的。《论语·子路》中说：“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儒家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冒进或保守都不好，也不符合“中庸”的原则。因此，必须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之点，以做到恰如其分。

第二，“执两端用其中”的整体原则。孔子总结舜的统治经验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提出了“两端”和“用中”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范畴。《论语·子罕》中记载：“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孔子阐明了自己在回答别人提问时不单纯片面地看问题，而力求在分析综合后予以解答的思想，表明孔子已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要用整体原则来把握事物的本质。

第三，“执中知权”的权变原则。“权”即“权变”，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事要根据具体情况，既不违背常规，又能有所变通。孟子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执中”必须依据不同情况，因时而动，因地制宜，有所变化，才能恰到好处，正所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由此可见，儒家中庸思想的“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原则。

第四，“和而不同”的和谐原则。要认清“中”的本质，离不开对“和”的本质的界定，因为衡量“中”的最终标准还是“和”。天地万物的和谐是中庸所要达到的目标，两者相互联系、互为依存，故此，孔子曰：“和为贵。”（《论语·学而》）但孔子的“中庸”追求的是一种有原则、有标准的和谐境界，他提倡的是不同之“和”，正如他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反对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其追求的是一种有原则的协调。因此，中庸思想表达的“和谐”，是一种“异中求和谐”“变中求和谐”。

中庸之道：孔子思想的传承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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