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为政以德

在孔子看来，要使“仁”“礼”“义”“忠恕之道”等得到真正实行，统治者是最关键的，他要求统治者要做到“为政以德”。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何谓“为政以德”？按照《论语疏义》的解释，就是“明明德以亲民，本仁心以施仁政，保民而王，非自求尊荣与富贵也，是谓为政以德。”这就是说，“为政以德”的要义有三：一是“明明德以亲民”，就是为政者首先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以德亲民，以德化民。二是“本仁心以施仁政”（《论语疏义》），就是要求为政者本着仁义之心，施行仁义之政，兴民之利，除民之害。三是为政是为了“保民”，而不是为了求得自身的名利和地位。为政者要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为政以德”既不同于道家的“清静无为而民自正”，也不同于法家的“刑威加之而民自服”，而是务其本而不急于求其末，“本立而道生”，故不待“刑威加之而民自服”。

孔子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种为政思想呢？从社会背景来看，孔子生活的时代，急剧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春秋末期，经济上，公家土地变成私人土地，奴隶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周王室统治作用式微，诸侯相互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文化上，“学在官府”逐步向“学在民间”发展。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传统失序，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稳定、赢得百姓支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就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主张用“仁”来教化人民，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仁政”，反对暴政，在治国理政指导思想上体现为倡导“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对百姓施以“仁爱”。从生活背景看，“周礼”深刻影响了孔子的成长过程，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为政以德”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当时“周礼”崩坏，礼基本失去作用，孔子想通过“复礼”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之道。所谓“礼治”，就是对百姓“教之以礼”，使人们自觉接受礼的约束，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这样，在用“为政以德”思想要求统治者提高内在品德修养的同时，又借“礼治”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治理提供了外在规范。

为什么要“为政以德”呢？这首先是由为政者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这就是说，正因君、臣所处地位之显赫，影响之大，其一言一行均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就更应谨言慎行，尤其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为政以德”是由“为君难”和“为臣不易”所决定的。其次，这也是由道德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指明了道德在为政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与政令和刑罚相比，道德教化虽然没有强制性，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政令和刑罚终究有涉及不到的地方，而且终究是要人去遵守，也要靠人去执行，而靠人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系的道德却无所不在。只有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使人们有了自觉之心，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令之畅通和刑罚之执行。也就是说，在孔子的眼中，道德的约束是比行政命令和刑罚更高层次的约束方法，引导人们的道德自觉，是比颁布政令、实施刑罚更为重要和有效的为政方式。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为政以德”也是将“仁”用于国家治理，也就是所谓的“仁政”。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名”以安天下

“为政以德”，就必须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即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担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十分强调“正名”。“正名”，不仅是针对以下犯上，也是针对以上侵下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里既有对臣和子的要求，也有对君和父的要求。为人君者尽君道，为人臣者尽臣道；为人父者尽父道，为人子者尽子道。使人各正其位，各尽其义，以昭天秩而叙彝伦。这样，就可以使人人都处于道义之中而秩序不乱。就狭义的为政而言，“正名”就是要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各级官员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活动，下级不能越上级的权，上级也不能侵下级的权。孔子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2.“节用”以收民心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变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居敬”者，自律严格也；“行简”者，言行简重而不烦琐也。“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即强调修身正己、以榜样的作用去教化民众，而不是以繁苛的政令、严酷的法规去约束人民。不扰民，体现在“节用而爱民”和“使民以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节用而爱民”，即不加重人民负担。因此，孔子主张力戒奢侈，提倡俭朴。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论语·述而》）虽然他主张为政者要保持一定的风度，但并不耻于恶衣恶食，恰恰相反，他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使民以时”，即不违农时。在农业社会，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靠天吃饭的情况下，“使民以时”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孔子不仅主张节用不伤财，而且主张爱民不劳民；即使在必须使民时，也要尽量在农闲时用之，不夺农时。尽管孔子对周朝的典章礼仪赞扬有加，但他仍然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其原因在于夏之时与农时更为契合。

孔子来到卫国之后，称赞卫国人口众多。孔子在游历众多国家时，对为政者提出的建议中都有让国家境内的居民增多这一点，因为人口的多少决定了粮食产量的多少，也决定了国家的繁荣程度。

人口众多并且能让境外民众都来投奔，这样就能扩大生产，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本的人力基础。

孔子认为国家要发展，首先要“富民”，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巩固人口增加的成果。而国家作为政治主体，必须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的富裕。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和自身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如果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不能切实地保证自身的利益，那么为政者所实施的“德政”也成了一纸空谈。因此，孔子所讲的“富民”也成了衡量为政者为政好坏的重要标准。施行德政必然要关注百姓是否富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富贵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有追求财富的欲望，民众渴望获取利益是理所应当的，为政者应该尊重民众的意愿。民众依靠自己的方式获取利益，为政者对此应该鼓励和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增加国家的收入。

孔子认为：为政者除了要尽力满足民众之欲望，还要减轻赋税、爱惜力役、节省财用。立足于此，孔子认为为政者应该为农民发展农业创造外在条件，在征徭役的时候应避开农民农忙时期，保证农民有足够多的时间进行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农业生产非常依靠自然条件，所以农业生产必须依天时而行，孔子因此提出了“使民以时”的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

孔子认为富民是社会安定、能安心恪守道德的前提，人民不再为生计烦恼才可以不做无德之事。但孔子虽然讲求富民，却认为富民仅是治国的前提，国家能否治理好归根结底还是靠道德。孔子虽然不反对、甚至鼓励民众获取利益，但他反对民众以利为核心。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于统治者来说，即便是富民，也要以“仁”“礼”为基础。统治者在完成富民的基础上，必然是“教之”。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完善全民的道德，如果不依靠“仁”“礼”的教化，社会依然不能良性运行。所以，“富民”之后，更重要的是采用“教之”的形式来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

孔子主张赋税征收首重“度于礼”。他指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论语·先进》）按照“礼”的要求“使民以时”，人民才可以“劳而不怨”。孔子极力反对赋税征收采取“贪冒无厌”的方式。冉求在帮助鲁国大夫季孙氏时希望增加税收，孔子指责其“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不承认其弟子身份。并要求弟子们“攻之”。

减轻赋税只是“节用”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为政者的腐化奢侈的生活应该得到克制。“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才能政治清明，孔子答曰：“在于节省财用。”政治之功一定程度上在于节财，节财为的是“政在去私”。只有“节省财用”才可以使政治清明，减少赋税，藏富于民，提升一国的实力。

3.选贤任能以揽人才

为政者的道德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孔子就曾经盛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武王有臣十人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举贤任能的关键，是把道德高尚的、正直的人推举出来并加以重用。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即把正直的人举荐上来，把不正直的人压下去，就能使不正直的人正直起来，不仅对为政有直接的好处（使民服），而且对那些邪恶的人也能起到教育作用，使之逐步向正直的人看齐而变得正直起来。这就是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前文说过，在选拔人才上，孔子主张任用那些懂得礼乐而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而不主张用那些先有了官位后才开始学习礼乐的卿大夫子弟。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反对“亲亲”的世袭制度，提出应选用首先学习礼乐的“野人”来做官，强调为政者的知人善任。孔子的概念中已经打破了亲族推荐的方式，由此可见，在人才的任用上，孔子的确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的。子夏作为孔子弟子提出了“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孔子一生都在实践举贤才的政治思想，为国家提供治世人才。孔子的举贤才的主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大进步，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4.广开言路以平民怨

“为政以德”，就必须正确对待人民的批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不毁乡校，为的是听取群众的批评，把群众的意见当作治病的药石，择其善者而行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忠善来平息民怨。孔子对此大加称赞，可见他是主张广开言路的。在《论语·为政》中，他就主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论语·述而》中，他关于“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论述，则与子产的不毁乡校如出一辙。可见，他的确是把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作为为政以德的重要内容。

5.“隆圣德”

孔子祖述舜尧，宪章文武。其论为政之道，极力赞扬尧、舜、禹的“圣德”。他赞扬“尧之为君”：“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赞扬的，是尧如天之无私。尧有天下而不私之，举舜于草莽，致天下治、礼乐兴、文治盛。其成功之巍巍，源于其德量之巍巍。他赞扬“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据为己有者，淡然无求，任其难而不计其利，居其位而不以为尊。孔子赞扬的，正是这种巍巍的品德。他赞扬禹之克己奉公、勤政为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他赞扬“周之德”，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均见《论语·泰伯》）不仅对于有圣德的君王，就是对有“君子之道”的臣下，他也极力赞扬。例如：他曾经赞扬子产不毁乡校之“仁”，赞扬他“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君子之道”。（《论语·公冶长》）由此可见，孔子的“隆圣德”，就是要求人们、特别是为政者学习和效法历史上英雄人物的高尚品德，从传统美德中寻求为政之道。(www.chuimin.cn)

6.“修文德”

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确处理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不主张用武力使别国臣服，而主张“修文德”以令人信服。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意思是要使自己的国家对别的国家有吸引力，首先要把本国的事情做好，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然后再用仁义、礼乐等来感化和吸引别国。孔子尤其强调要用道德感化的手段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因此，他极力反对季氏伐颛臾，而大力赞扬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再称道其“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7.“正己修身”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讲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这里所讲的“正”是正直的品德和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认为，统治者首先要品行端正，然后再去率领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正了。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还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统治者身端品正，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即使不以政令强制推行其政策，老百姓也会主动跟随；如果统治者道德修养不佳，作风不良，即使以政令强制推行政策，老百姓也不会执行。可见，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意识到了统治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进而对统治者提出了以身作则的要求。

那么，为政者怎样才能做到“正己”呢？孔子认为，这要靠“修身”实现。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从自己做起，加强自身修养，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与拥护，从而安定天下。关于“修身”与“治国”的关系，《礼记·大学》中有更清晰的逻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治国”的前提，统治者把自己的德行修炼好了，国家就容易治理了。

孔子认为，“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名词，当赋予一个人“君”的称谓时，他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达到“君”的道德标准，符合“君”的行为准则，符合“仁”“礼”的要求。统治者必须内修其德，整个国家才可以有序地发展。统治者治理国家并不是积极地推行其政令，也不是千方百计地采取不同方法干涉人民生活，而是首先需要修身养性，成为道德榜样。

孔子认为如果执政者树立了榜样，自然会产生教化的作用。统治者的品德形象像风，百姓的品德像草。风怎么吹，草怎么倒。即便民众出现了不道德的情况，君主也应该首先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孔子认为，要做到为政以德，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为政之本。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政”之本在“正”；要想整个国家的风气正，首先在于为政者（子帅）要正。因此，孔子提倡“君子务本”，即从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做起，然后才能“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用这个道去引导人民，以收“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的效果。这也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述而》）；“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与此相反，如果为政者自身不正，那就不能够“正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必然会导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的后果。如果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为政了。

孔子认为，为政的目的是为了“安百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从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做起，从有地位的人做起。子路向孔子请教有关君子的问题。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显然，修己安人的“人”，与“百姓”是有区别的，指的是上层的、有地位的人。孔子的“修己正人”也是分层次的。“正人”，首先是正上层的、有地位的人；然后通过这些人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使百姓走上正道。孔子也指出了统治者仁德的具体内容。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义疏》）

白话文的意思是：

子张问孔子：“如何就可以从政呢？”孔子说：“要尊重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政，就可以从政了。”子张说：“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使百姓得到好处，自己却无所耗费；安排劳役，百姓却不怨恨；有欲望，而不贪图财利；安舒矜持，而不骄傲放肆；庄重威严，而不凶猛。”统治者的道德素养和政治活动决定了社会生活秩序的完善与否，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率先垂范的人格魅力可以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

《论语》中对为政者提出了许多道德要求：

首先，孔子强调“臣事君以忠”。“忠”但不是无原则的愚忠，而是有选择、有原则的“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者，以粟为食禄的官吏也。意思是说，君子做官也要到政治清明、讲究道德的邦国去做；在无道德的邦国做官是可耻的。又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原则是“邦有道”，即国家政治清明，讲究道德。在他看来，邦有道，不出来为政是可耻的；到“无道”的危邦、乱邦去为政，同样是可耻的。即使到有道之邦去为政，也要“守死善道”，不因君威而叛道。“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君臣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臣不是为事君而事君，而是为了行道而事君。当君上有道的时候，就“敬其事”，事之以忠，而不计较给多少俸禄；当君上有错误的时候，就“犯之”，即向他犯颜直谏；如果君主不接受意见，就干脆辞官退隐。“守死善道”，即使不为政，也要尽量用道德去影响当政者。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是说，能实行孝悌，并把这种品德影响到当政者身上去，这就是为政了，还要什么才叫为政呢？

孔子主张“敬事而信”。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所谓“敬事”，就是要有敬业精神；“信”即讲信义，无论对上对下，均能做到诚信不欺。这样的论述在《论语》中随处可见。例如：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反复讲的就是为政者要言而有信，言行一致者走遍天下，言行不一者寸步难行的道理。

孔子主张“临之以庄”。孔子曰：“临之以庄则敬。”（《论语·为政》）所谓“临之以庄”，就是待人接物时要保持不卑不亢、庄重肃穆的风度。《论语·颜渊》中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尧曰》中所谓“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正是这种风度的体现。子夏所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可谓深得“临之以庄”的要旨。即它包括对事和待人两个方面。对待工作，要严肃认真；对待别人，要态度恭谨，合乎礼节。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就是为政者要把自己的任何工作视为非常庄重而神圣的事情。出门办事要像接待贵宾一样庄重，支使百姓要像主持盛大的祭礼一样严肃。所谓“泰而不骄”，即“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也就是君子待人，无论其人多人少、职位高低，都不敢轻慢。正因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人数多寡都一视同仁，自己的心里也就泰然了。所谓“威而不猛”，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论语·尧曰》）。也就是说，君子随时保持自己的风度和内心的操守，做到衣冠正、目光有尊严，别人望之就会俨然可畏，就会有威仪。但由于不是以恶言恶色凌驾于人，故不猛。威而不猛则可敬可亲，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民，使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当然就能赢得人民的敬爱了。反之，“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论语·卫灵公》）

孔子主张“无见小利”。当子路问政时，孔子告诫他：“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对于为政者来说，“无见小利”，就是要正确对待权力及物质利益。首先，不以不正当的方式牟取官位和私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人都希望自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有显赫的地位，但必须“以其道得之”，即不能“违仁”。无论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还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都要与仁德同在。其次，不要计较职位的高低。用孔子的话说，叫做“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邦”即诸侯的邦国，“家”指的是大夫的采邑。无论在诸侯的邦国还是在大夫的采邑中工作，都毫无怨言。用现在的话说，可谓“能上能下”了。这是为政者对待职位应有的态度。第三，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在孔子的眼中，斤斤计较荣辱进退、患得患失的人是“鄙夫”，是不能与之共事的。只有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才是君子。

孔子主张“群而不党”。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要庄矜而不争执，和群而不搞宗派。这与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及在《论语·子路》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是对为政者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要求。为政者当然要与其他官员交往，但在交往中要坚持原则，善于用自己的正确意见去统一大家的思想，而不是无原则地盲从和附和（“和而不同”）；要坚持真正的团结，而不是相互利用和勾结（“周而不比”）；更不能搞宗派结党营私（“群而不党”）。只有坚持了这些道德原则，为政者才能把自己同“小人”区别开来。

孔子主张“推己及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把“恕”当做“可以终身行之”之道，就可以理解了。“恕”，孔子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都是推己及人的道理。养成推己及人的道德，对于为政者是十分重要的。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说的正是善于推己及人者治理国家就比较容易的道理。

孔子主张“病无能焉”。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为政者要治理国家并取得成效（有所立），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和才能。因此，孔子要求为政者要随时看到自己才能之不足，不要计较名气之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要使自己的才能适应治国的需要，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关于学习的许多名言，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都是在《论语·为政》篇中讲的。可见他的劝学，主要不是劝少年学子，而是劝导为政者勤于学习和思考。勤于学习和思考，也就成了他“为政以德”的重要内容。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必须与学习知识结合起来，这种修养才更有成效。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论语·阳货》）这就是说，道德修养固然很重要，但如果知识浅薄，道德也只能是建筑在沙滩之上，是不可能巩固的。学习，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要读死书。“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习，不仅要学习正确的东西以获其利，也要研究错误的东西以避其害。孔子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卫灵公》），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孔子主张“德主刑辅”。国家治理要德礼并重、德主刑辅。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不是片面、孤立的德治，而是“德”“礼”“刑”的辩证统一。孔子认为，“礼”和“德”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讲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既要以德引导人们的思想，又要以礼规范人们的行为，让那些行为不端者有羞耻之心并且自我约束、停止自己的不端行为。当“礼”和“德”并驾齐驱，转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时，社会离善治就不远了。同时，孔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刑罚也很重要，但“德”“礼”是根本，因此主张“德主刑辅”。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对“德”“礼”“刑”的辩证关系做了这样的阐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是说，如果不倡导礼乐，刑罚政令就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样百姓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也无法改进自己的行为。因此，要想通过政令刑罚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就应该兴礼乐，用礼乐教化人们，使人们遵从内心的“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如果只用政令刑罚来引导百姓，百姓虽然会因担心受到制裁而屈服，但内心并不认为违法犯罪是可耻的；但如果是用德行礼制引导百姓，他们就会因为内在的耻辱感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犯罪。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政令刑罚只能起到外在规范作用，不能真正引导、管理好百姓；而德行则能引导百姓自觉遵守社会规则。所以，孔子主张“德主刑辅”，希望统治者能够利用道德在更深层次上治理国家，实现社会和谐。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孔子德政思想体系中关键的组成部分，正是“以民为本”的思想支撑孔子德政思想体系。“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孔子的民本思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孔子的“先富后教”开启中国民主政治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其根本是让民众在保障基本的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和文化建设。孔子在“礼乐崩坏”的朝代更迭中已经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民众，民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发展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国家政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