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圣迹·尼山：孔子诞生与思想传承

1　孔子画像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公元前479年3月4日（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诞生和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称这一时代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因为这一时代奠定了诸民族的文化特质和范型。孔子是奠定了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的“轴心时代”的巨人。他同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印、西三大世界文化格局。从公元前565年到前399年这166年间，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分别创立了儒学、佛学和后来成为基督教思想基础的西方哲学，他们的学说成为他们各自所在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主要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在他们身上既以思想的方式，也以实践的、殉道的方式表现出来。

黑格尔在讲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时，首先特别注重的是研究他“生平的开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伟大思想家思想的秘密就隐藏在思想家“生平的开端”里，他们的生命遭遇与他们的哲学密不可分。

孔子一生的思想和作为，与其出身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由此可见山东曲阜尼山是孔子父系和母系颜氏家族的所在地和早期居住地点。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加上孔子生下“首上圩顶”，即头顶上四边高，中间低，有如丘陵之状，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表排行老二，“名”“字”相连正是尼丘这一山名。孔子是中国历史有记载以来第一个以地名为名的人。

孔子的出生带有传奇神秘的色彩。在孔子的家乡流传着关于孔子出生的传说。

据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怀孕后，多次与丈夫叔梁纥到尼山祈祷，求山神保佑生个理想的儿子。最后一次祈祷后行至山麓之时，突然大雾迷蒙，凝雾为雨，瞬间雨止，眼前竟隐约出现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颜征在顿觉腹痛，叔梁纥忙将她扶入殿堂。不多时，孔子便在仙乐声中降生。立时雾散景移，眼前仍然是一片荒野。颜征在从昏迷中醒来，见生一个男孩，喜出望外；但仔细一打量，却见孩子面相奇异，头顶似反盂，中低四旁高，且眼露筋，鼻露孔，耳露轮，嘴露齿等，故称“七露”。叔梁纥以为生了个怪物，便把孩子弃于野岭，扶着颜征在返回家中。此时正值炎夏，孩子躺在草地上热得直喘粗气。天空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忙用翅膀给孩子扇风。黄昏时，从山上走来一只老虎，把孩子衔进山洞（即今夫子洞，又名坤灵洞），为他哺乳。第二天一早，一位老者上山打柴。老虎看见老者后，上前叼住他的衣服，这可把老者吓坏了，以为老虎这回肯定要把他吃掉了，连忙向老虎作揖，恳求老虎放过自己。老虎叼着老者的衣服往山洞这边走，没有丝毫伤害他的意思。来到山洞，老者看到一个孩子，就明白了老虎的意思，于是，连忙抱起孩子往山下走去。下山的时候，老者看到，老虎还向自己点头致谢呢。故人称孔子降生是“龙生虎养鹰打扇”，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

1　孔子周游列国路线图

在曲阜尼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颜母庄，庄子的东南边有一口井，井身倾斜，清澈的井水长年流出，其水甘甜清澈，即使在最干旱的季节，井水依然不断，这就是传说中的扳倒井。这个“扳倒井”也与孔子的出生有关。传说自从叔梁纥夫妇把孩子扔掉后，颜征在日夜思念儿子，就背着丈夫上山寻找，正巧遇到上山打柴的老者把孩子抱下山来，颜征在非常感激老者。她看到孩子后，心里高兴，连忙急着往家赶。走到村头的时候热得大汗淋漓，累得气喘吁吁；看怀中的孩子，也热得浑身汗水。这时，忽见路旁一眼水井，旁有垂柳，颜征在把孩子放在树荫下，想用水擦擦脸，清凉清凉，可井深又无水桶，只好作罢。但她手扶井口自言自语道：“要是能把你扳倒，水能自己流出来该多好啊！”哪知她话音刚落，水井竟随着她手扶之势，真的慢慢倾斜起来，接着一股股清凉的水溢出井口。

这些传说虽然都是后人为了神化孔子而虚构出来的，但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后人对孔子的尊崇和景仰。

孔子是商汤之后，所以他自称是殷人。他的祖先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王族。宋国是殷商灭亡后，周初进行大分封时，周成王封给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的领地，微子启是宋国国君，经二百余年传到宋闵公，宋闵公的太子弗父何是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本来应当继承王位做宋国君主，却由于某种原因让位给其弟鲋祀，即宋厉公（约与周厉王同时），因而博得礼让的美名，世人誉之为宋大夫。弗父何的曾孙、即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曾相继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君主，三次被任命为上卿，他不但没有因此而自傲，反而越受重用越恭谨，故考父庙的鼎铭上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左传·昭公七年》）“偻”“伛”“俯”，其姿态一个比一个显得谦恭，但却因此而愈被人敬重。相传现在《诗经》里的《商颂》，就是正考父缅怀商朝祖先所作的史诗。

1　孔子周游列国群雕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受穆公遗命辅佐傅殇公。后来在宋国贵族的内讧中被宋华督所杀，殇公亦被杀。孔父嘉之子逃到鲁国，改为孔姓。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圣人”即指商汤。最开始到鲁国的是孔子的五世祖，传了四代，便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孔父叔梁纥初为鲁襄公时鲁国的大贵族孟献子帐前的武士。《左传》记述了他的两次战功：一次是鲁襄公十年五月，晋人会合诸侯的军队攻打阳，阳守军开城门以诱诸侯之师，诸侯之师的先锋部队刚刚入城，阳守军突然放下门闸，以图瓮中捉鳖。值此危难之际，叔梁纥挺身而出，托住了门闸，使刚刚攻入城内的将士得以退出脱险。另一次是鲁襄公十七年秋，鲁国大夫臧孙纥被齐军围困在防邑，叔梁纥率甲士三百人夜袭齐军，护送臧大夫脱险。后又突破齐人包围圈，入城固守，齐军久攻不下，粮草用尽，无奈退兵。叔梁纥因勇武过人，被封为陬邑大夫，因此，又称陬人纥，鲁国人亦称孔子为“陬人之子”（《论语·八佾》）。但孔子被称作“陬人之子”是在他有一定声誉之后的事了，因为在他生命的开端的那段时间里，他并不知自己的来历，更不知道自己与赫赫有名的陬邑大夫有什么瓜葛。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也永远说不清的悬案。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妻子共生养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传宗族香火的儿子，妾虽生了一子，却又有足疾。叔梁纥一直盼望能生一个儿子。司马迁说孔子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史记·孔子世家》），当时叔梁纥64岁，孔子之母颜征在17岁。从《史记》上的记载来看，孔子是个私生子。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他虽晚于孔子四百年，但他曾亲自去孔子的故乡做过实地考察，还参阅了所有关于孔子的文献，对文献中孔子不知生父的记载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孔子母亲直到死也对孔子隐瞒他的生父的身份，没告诉他其父葬在何处，这在特别重视祭祀的“周礼尽在鲁”的鲁国是不可思议的。《史记·孔子世家》说：“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孔子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孔子母既不祭祀，也不交代死后与孔子生父叔梁纥合葬一事，反而既“讳”且“慎”，一定有难言之隐。东汉经学家郑玄给《礼记·檀弓上》关于孔子不知生父的记载作注，曰：“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难以启齿之处正在于这“野合”之事让孔母感到羞耻，只能缄口沉默。

2　孔子行周礼壁画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贱”既因为出身低贱，又因为生活贫贱。由此可知，孔子的母亲是贫寒人家的女儿，她与叔梁纥野合后而生下孔子，不会指望得到孔家的认可和帮助。叔梁纥去世后，她远离孔家，闭门独居，辛辛苦苦地把孔子拉扯大。

孔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伟人，被誉为圣人，正在于他出生后艰难的生活环境，他从小就体悟到了社会的艰辛和人生的不易。他那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的仁爱思想，发端于母子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亲情呵护之中，萌生于对生父为谁的疑惑并渴望获得世人尊重之际。他的仁爱思想的巨大包容性和感召力，正源于他对人生、社会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理解。

孔子的童年充满了苦难。孔子三岁丧父后，母亲带着他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现在山东曲阜城内，孔庙东侧仍有一条阙里街，阙里街的北尽头即孔子故居）。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孔子居住的环境却十分有利于他的学习和成长。因为，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因周公旦在镐京辅佐周成王，故派其长子伯禽代其受封鲁国，伯禽到鲁国时，带去很多周朝的典章文物。到了春秋末年，人们认为周朝的典章文物都保存在鲁国。孔子母子俩住在这样一个富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环境里，对孔子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孔子天资聪慧，与众不同。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小时候经常与其他孩子们一起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作为游戏。从小就以古礼作为游戏来学习，等到他长大成人，就自觉地接受了礼乐文化。

对孔子来说，苦难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少年时期的孔子正是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化作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孔子17岁时，母亲去世了，这对孔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此以后，他就只能独自在社会中谋生、学习和奋斗了。

1　孔子讲学场景

1　孔子和他的弟子雕像

2　孔子和他的弟子雕像

孔子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为学的理想和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鲁昭公九年孔子19岁，娶宋国女子亓（齐）官氏为妻。第二年儿子孔鲤出生，字伯鱼。娶妻生子之后的孔子并没有因此安享天伦之乐，而是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孜孜不倦的一贯作风。在这之后，他曾经向郯子学习古代少昊氏时代的职官制度。孔子入太庙参加国家祭祀活动时每事必问，他还特地到周天子的首都雒（luò）邑向老子问周礼并学习古典文献；孔子向师襄学过琴并努力学习和演练古代贵族子弟所学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礼乐知识。孔子在许多项技能方面都具备了精深的造诣。《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向师襄学琴，学了十来天，还是老学同一首曲子。师襄对他说：“此曲你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曲调学过，奏曲的技巧尚未学好；技巧学好了，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志趣神韵呢；领会志趣神韵了，还没有体察到此曲作者是谁并了解他的为人和风貌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神情俨然，仿佛进到新的境界：时而神情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志意深远；孔子说：“我知道他是谁了：那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撰作这首乐曲呢？”师襄子听到后，赶紧起身拜了两拜，回答道：“老琴师传授此曲时就是这样说的，这支曲子叫作《文王操》啊！”孔子之好学与钻研，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在母亲去世后为了生计，曾做过“委吏”和“乘田”等下等职事，“委吏”是主管仓库委积之事，相当于现在的仓库保管员，“乘田”是主管牛羊放牧繁殖之事。同时他更加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孔子刻苦努力、勤学好问、谦恭知礼、处世深沉，给鲁都曲阜的人包括贵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孔子自己后来自我评价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周礼》以“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为教学科目，而实际上孔子在十五岁志于学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士大夫贵族子弟那样去专门拜师学习“六艺”，可他不仅学会了诸多谋生手段，更学会了“六艺”，并且其所学远远超出了“六艺”的范围。(www.chuimin.cn)

孔子的思想，其内容与他的出身和童年生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追求“克己复礼为仁”的社会理想，一生都想恢复周公之礼。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鲁国的始祖。《史记》评价他：“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是将夏、商、周、尧、舜、文、武之礼集大成的历史巨人。孔子之所以要“吾从周”，甚至到了老年的时候，虽然一生坎坷、壮志未酬，却仍哀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除了周朝的礼仪制度有“郁郁乎文哉”之大美，更重要的是，“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与孔子思想的基本精神相贯通。

童年的孔子对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了解，是通过对周朝流传下来的礼乐的亲历体验得来的。周公对自己所封之地的鲁国情有独钟，在他执掌西周王朝大权时，长期使鲁国成为唯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到了春秋晚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美誉。前文所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证明了行周礼已成为鲁国百姓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连孩童也耳濡目染，深受影响。那定期举行的敬天祭祖典礼，散落民间的冠、昏（婚）、丧、祭等生活仪节和迎神降灵仪式，更是孔子学习礼仪的生动课堂。

周礼与礼乐密不可分。“声音之道与政通”（《礼记·乐记》），从周公“制礼作乐”始，“礼乐”就成为统治者进行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教化的工具和手段。周礼之所以妇孺皆知，正在于它以载歌载舞的“乐”之形式使百姓不仅好之，而且乐之。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记》），正是以乐为中介，才使礼不仅入耳，而且入心：不仅入心，而且动情。当时的乐的技艺如此发达，竟能让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论语·述而》），这不仅说明《韶》乐（舜时的音乐）、《武》乐（周武王时的音乐）、《关雎》（周时的音乐）等如天籁之音，而且也说明孔子有一双特别能感受这些美妙音乐的耳朵。这种对音乐的敏感性大都是从小练就的。孔子在年少时为生计所迫，在别人的丧事上弹奏乐器，自然对音乐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异于常人。事实上，孔子是古代的一个大音乐家，他既善于歌唱，又演奏技艺高超，更是一个音乐鉴赏家。他唱歌一定要在心情畅快、情绪饱满之时，这一天若是哭过，就不唱了（《论语·述而》）。他对唱得美妙的歌者十分赞赏，一定要让他再重唱一次，然后自己也和他一起和之（《论语·述而》）。他那既愉悦心神又启迪智慧的击磬声，让知音叹高山流水，心领神会（《论语·宪问》）。孔子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他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而且，他能把之所以能演奏美妙乐曲的道理讲给鲁国的乐官太师听（《论语·八佾》）。正因为孔子有超出常人的演奏技艺和鉴赏水平，所以，美妙的乐曲不仅使他“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而且领悟力惊人，他从“郑声”中听出了淫，《关雎》里听出了美，《韶》乐中听出了尽美又尽善，《武》乐中听出了尽美却未尽善。

孔子的学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兴于诗”的“诗”即《诗经》。《诗经》所反映的正是孔子所崇尚的周朝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孔子将三千余篇诗删至三百零五篇，正是“取可施于礼义”的“思无邪”为标准。而在孔子这里，“思无邪”正是礼义的基础——仁（在周公即为“敬德保民”）。“兴于诗”即以“仁”为基础创造审美意象世界。“立于礼”即以《周礼》《仪礼》《礼记》立国安邦。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尤以《周礼》为重，将周公主持制定的《周礼》加以整理，以便流传。“礼”如何立？要以“乐”成。《乐经》很早就失传了，学界一般认为《乐经》由孔子集成。《论语·子罕》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仅“各得其所”，而且“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而无论是“兴于诗”，“立于礼”，还是“成于乐”，都能看到孔子少年时的艰苦学习的影子。

前文中说过，孔子说若让他选择当射手或车夫，他宁可选择后者，这倒不仅仅是他有很好的驭车能力，而在于他对“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孔子看中的是“礼射”，即射箭时不能以力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气力大小不同。在孔子看来，君子坦荡荡，无所忧惧，因而，君子无所争。如果说有争，也就是比箭了。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也应是相互揖让而登堂。射完箭步下堂来，也相互揖让而饮。总之，这种竞赛也要显出君子风度，这就是古之“礼射”之意。“射”只是技巧，而真正的“射”不仅仅是力量、技巧的对抗，而更应显出君子的风度，射箭既是在切磋技艺，更是在沟通心灵，以“射”会友，以友辅仁。这也是古时的《仪礼》《大射仪》《乡射礼》（《八佾》）的规矩：礼射不主皮。孔子年少时为了糊口，练就了善射的本事。但他决不用大网截断流水来取鱼，也不用缠绕着生丝的箭射鸟，更不射归巢的鸟（《论语·述而》）。“射”也讲仁义，不斩尽杀绝，竭泽而渔。孔子的学生南容问孔子，夏代的羿善于射箭，夏代的浇力能陆地行舟，擅长水战，可都没有得到好死。而禹和稷自己下地种田，却得到了天下。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孔子没回答。但当南容退出后，孔子却赞叹道，这个人是一个君子，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论语·宪问》）！孔子之所以赞赏南容，就是有感于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只尚力，不尚德的现实。夏羿得不了天下，是因其依凭力大善射而灭夏篡其位。不行仁义之德，必上行下效，其臣寒浞又杀羿而代之。而寒浞之子浇虽力能陆地行舟，但不仁义，仍被夏之后裔少康所诛。禹、稷得天下则并不依靠力量大，而是凭品德高，以自己的辛勤劳作（禹治水，稷稼穑）与民生息相通，因而深得民心。这就是“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称千里马为骥，并不是赞美它的气力，而是赞美它的品质。而孔子这一尚仁崇德的思想，萌发于他对少年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射猎生活的感悟。

1　孔子问礼老子画像石拓片

2　孔子及弟子问礼画像石拓片

孔子曾在鲁桓公后裔季孙氏府上当过管理仓库的账房小吏（“委吏”），也曾做过管理牲畜的牧场小吏（“乘田”）。他之所以能谋得这两个职位，与他自学了“书、数”之艺很有关系。季氏家族是当时鲁国最大的家族，鲁国全部赋税劳役的一半收入都入了季氏私府，而这个家族的首领又长期执掌国政，搜刮来的民财不计其数。孔子能当上虽被人役使但却很重要的“委吏”“乘田”之吏，可见他的“数、书”能力是很好的。他曾说过“出入的数字都对了”，也曾说过“牛羊都壮实地长大了”（《孟子·万章下》）。这是孔子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透着自信和骄傲。为贫困糊口而担任“委吏”和“乘田”小吏的这一特殊经历（在孔子20岁左右），不仅展示了孔子“书、数”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当时为富不仁的社会现实。在孔子看来，富而可求，就是让他去做市场的守门卒他也干。但事实上守门卒是不可能致富的，要践行“仁义”，就注定了与富无缘。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虽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不以正当的手段得到它，践行仁义之君子是不能接受的。孔子虽管理过相当于鲁国国库的一半财富，但他却终生“罕言利”，把追逐功利之人视为“小人”，这与他在季氏家的理财经历有关系。孔子思想的价值取向正是重义轻利。

《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而先得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孔子之所以“吾从先进”，就在于他注重艰苦学习的过程，其“贫”“穷”“陋”“恶”“敝”等艰难困苦，对心智的陶冶，对灵魂的净化，是任何其他的生命历程所无法取代的。而所谓学习，又非仅仅埋首书本，更重要的是从感性现实世界获得真实的生命体验。孔子“从先进”，正是从他自身的切身体验出发的。在他看来，只有先进于礼乐，才能真正领悟为官之使命，为官之真谛。虽然命运的安排，他未能承袭祖上王族、卿大夫的庇荫，但正因如此，才营造了成就他为一代伟人的生存氛围。

孔子的深刻源于他少年时代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艰难生活的切身体验。孔子不承认子贡说他是“天纵之”使之成为圣人，并赋予他多才多艺的灵性。孔子经常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而他的后天之知又并不同于一般士大夫之知，王族、贵族的奢靡享乐生活，也不可能使这些王族贵戚能像孔子一样在生活的绝境里为糊口而多能鄙事，并由此生发出“仁者爱人”的思想。正因为此，孔子虽有高尚的品德、济世的胸怀、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可终究他的思想与统治者在根本点上不可能一致，终不能为王者所用，累累如丧家之犬，以“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自慰，悲鸣“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孔子学问广博，道全而德备，会的技艺非常多，不可以某一种技艺来评价他。孔子少年时代的艰难生活，迫使他学会了很多谋生糊口的技艺，又岂是某一种技艺所能涵盖的！射击、赶车都是一种技艺，但赶车是做别人的仆人，地位卑微，但他宁可选择赶车。这并非自谦，而是要告诉人们，我连最卑贱的事都做过，更遑论其他了。子曰：“君子不器。”正是这“学无常师”“从师而不囿”（《庄子·则阳》）的仁者，才有不可规定、无法定型的大学问。这学问既取自高山大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取自松柏星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既取自百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又取自国君（孔子听郯子言“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而“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昭公十七年）；既源自“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又源自“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既本自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审视，又本自对“贫而无怨难”的体验。所以才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

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超越）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孔子之伟大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合德，正在于他“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因而他是大仁大德大智大勇之人，“其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周文王、周武王之大道并没有失传，它散落人间，然而，贤能的人能抓住大节，不贤能的人只能抓住末节。而在孔子眼里，到处都隐藏着文武之道，既可“宪章文武”（《礼记·中庸》），行文、武之道，又能把握细节，“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既证本，又识末；既体大，又识小。不避贤与不贤，纳百川而归大海，则其学问德行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礼记·中庸》）。难怪孔子最钟爱的学生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就是孔子作为一代宗师的光辉气象。

孔子的思想泓涵广大，孔子对生命的深刻体认、对社群的深挚关爱、对至善的终极守望，“苟不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论语·中庸》）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30岁，在家授徒设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导为人之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称“大成至圣文宣王”，又称“至圣先师”。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著名者有：曾点、颜回、冉求、有若、子路、公西赤等人。中国古代自孔子开始创立私学，授徒设教，而且学费也极其低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即：弟子只要拿十条干肉就可以登门受教，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入学门槛；同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人人都能接受教育，没有贫富、贵贱、地域等的区别或者歧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受众的范围，真正实现了“学术下移”，提高了大众的文化水平。

孔子授徒设教后，影响越来越大，连鲁国贵族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愿意拜孔子为师。在鲁国崭露头角后，孔子便带弟子去齐国谋求仕宦，却遭遇碰壁。随后，孔子回到鲁国，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直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才似乎离他的理想更进了一步。那时鲁国国君的权力形同虚设，国政都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三姓最有权势的鲁国卿大夫）手中，而季氏又被他的家臣阳货所控制。此时，阳货和另一个家臣公山弗扰都想请孔子出仕，孔子也动心了。弟子们非常不解，因为这些权臣正是孔子口中的“乱臣贼子”，而孔子这时却要服从他们。但孔子显然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如果能得到这些权臣的帮助，他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打造出第二个“周朝”。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孔子还是没有实现这一计划。此后鲁国局势陡变，阳货不满足于手上的权柄，企图通过政变尽灭三桓，但计谋失败，只能狼狈地逃亡到齐国。这时季桓子才幡然醒悟，意识到只有孔子才是真正为自己着想的人，于是他请孔子出山，任中都宰（鲁国都城的长官）。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多，成绩突出，继而迅速升至司空（主管工程营建）和大司寇（主管刑狱）。孔子任职期间，对内整肃民风，仅三个月就让鲁国面貌焕然一新；对外则通过夹谷之会威慑了齐国，帮助鲁国收回了之前被齐国占领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等地。但好景不长，齐国见鲁国任用孔子日益强盛，深感威胁。在齐大夫黎鉏的建议下，齐景公挑选了一些美貌的歌女和宝马送到鲁国用于腐蚀季桓子。果然，季桓子沉迷于美女、宝马，不理朝政，甚至在祭天时忘记给大夫分配象征着尊重的祭肉。这让孔子非常失望。加之孔子的一些政策触及了鲁国贵族的利益，他的政策无法贯彻到底并引发了政治斗争。最终55岁的孔子心灰意冷，选择离开鲁国，踏上周游列国之路，寻找他心目中真正能理解、支持他的贤君去了。

所谓“周游”，就是孔子带着他的若干弟子，在全国各地奔波求职。他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经过卫、曹、宋、郑、陈、蔡六国以及楚国的边境，从55岁走到了68岁，最终返回了鲁国。

卫国是孔子选择的第一站，由此拉开了周游列国的大幕。卫国与鲁国接壤，关系密切。孔子第一站选择这里，也许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原因，而是由于卫国是文王嫡子的封地，是姬姓诸侯。孔子曾说：“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他或许觉得周礼能在卫国这样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刚到卫国时，孔子雄心勃勃。冉有为孔子驾车，看到卫国都城人口众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冉有问孔子：“既庶矣，又何加焉？”意思是说：“这里人丁兴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变得富庶。”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意思是说：“大家都富庶起来了，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论语·子路》）可见，孔子是怀揣着宏伟的计划，准备来这里大显身手的。卫灵公对孔子亦是礼遇有加。但不久之后由于小人进了谗言，卫灵公对这位刚来不久的客人起了疑心，派手下公孙余假监视他们的日常生活。孔子见状，担心自己还没站稳脚跟就被人陷害，所以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

离开卫国后，孔子本想往陈国去，但是路过匡这个地方时，孔子一行突然被当地人团团围住。原来，当地人将孔子错认为鲁国权臣阳货，而阳货曾经在匡当过官，任官期间横征赋税，虐待百姓，匡的百姓都十分痛恨他。孔子是替阳货背了黑锅。众弟子见匡人来者不善，都非常害怕。但孔子却十分镇定，他长叹一声，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区区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说罢，孔子横琴在膝上，一边弄弦，一边放声高歌。弟子们见孔子毫无惧色，也逐渐镇定下来，与孔子一起吟唱。就这样五天过去了，孔子一行的粮食虽然所剩无多，但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后来，孔子派随从弟子到卫国做宁武子的家臣，得到卫国的帮助后，孔子一行才得以转危为安。经过这一事件，孔子只得返回了卫灵公身边，这次一待就是三年，还闹出了一件影响师生关系的事件——孔子见南子。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与宋国公子朝有私情，还仗着卫灵公的宠爱干涉卫国朝政。卫国的太子蒯聩曾欲杀她而不成，反倒被逼出走。南子仰慕孔子的名声，派人请求与孔子见面。孔子本不愿见她，但南子是卫国的实权人物，推辞不得，孔子最终还是去了。这件事惹得子路非常不快。他不愿孔子去见南子，一方面是厌弃南子的品行，另一方面是不希望孔子借助南子这样的宫闱女子入仕。孔子说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即：“我之前是不愿意见的，现在迫不得已，但就算是见也要以礼相待，若是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连上天都要厌弃我。”最终，也正如孔子所言，南子与孔子以礼相会。可见，孔子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碍于礼节与南子见面，又担心弟子误会自己，所以发下重誓自证清白。可是，卫国还是让孔子失望了。有一次，卫灵公以如何排兵布阵询问孔子，孔子回答道：“礼仪的事我倒是知道，至于军事我却闻所未闻。”这话是在讽刺卫灵公不内修朝政，却整天想着对外扩张。孔子心里也明白，卫灵公和南子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名声来掩盖荒淫的朝政而已，并不是真正需要他的辅佐。于是这一次，孔子彻底离开了卫国。孔子在去陈国的路上，首先路过了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厌恶孔子，便派人将孔子及弟子们讲习场地上的大树砍倒了，以示警告。此时的孔子还是一如既往地镇静，他告诉弟子们不要慌张，“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意思是：“上天既然把传扬道德的使命赋予我，桓魋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后来，孔子还是匆匆离开了宋国。一路西行，孔子一行到了郑国。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人生地不熟的孔子还没进城门，便与弟子们走散了，只能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等人来寻他。弟子们见老师不见了，纷纷四处寻找。子贡在询问时，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像一条丧家的狗。”子贡一听，这相貌正是孔子，便匆匆赶往东门。找到孔子后，子贡便将这段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道：“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对极了！对极了！”孔子虽然志向远大，但并非自负而不可一世，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知。不过孔子还是如愿入仕陈国。虽然陈湣公屡次与孔子交谈，但谈话内容大都是一些周初的奇闻逸事，与朝政无关，至少《论语》中不见陈君问政孔子的记载。三年后，陈国受到晋楚争霸的波及，孔子被迫再次离开。在前往蔡国的途中，恰逢吴国攻打陈国。战乱之时，粮食最是紧缺，孔子一行也断粮了，很多弟子都生了病。幸亏楚国派楚叶公率军救陈，才得以转危为安。楚叶公听闻孔子在陈国，便将他请到国中。这位楚叶公据说上演过著名的“叶公好龙”闹剧，可他对孔子确实十分尊重。只可惜他与孔子的政治主张颇为不同，孔子最终还是决意离开。经历了楚国边境这一遭，孔子回到了陈国。这次，也许是思乡之情涌上心头，已倦于四处奔波的孔子，决意回到鲁国。这一年，孔子63岁。返回鲁国的路上，又要经过卫国。这时卫灵公已死，当年卫国太子蒯聩的儿子辄当了国君，是为卫出公。这时卫国的时局很乱，晋国想送蒯聩回卫国做国君，但是辄却不让自己的父亲回来。这样不孝的行为当然不容于孔子之眼。子路于是就问孔子，如果卫君现在想要任用他，首先应该怎么做？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当然是必须要纠正名分大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就这样，孔子在卫国又停留了四年，似乎是想要改变父子对峙的局面，但是终究未能成功。当时卫国贵族孔文子与太叔疾关系紧张。孔文子便想攻打太叔疾，出征前来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一行本为“复礼”而来，在卫国却被屡屡咨询军事，心中的不悦可想而知。于是，孔子又拿出了当年对卫灵公说的那句话：“我只懂礼乐祭祀之事，甲兵征战我不知道。”此事过后，孔子决意离开卫国。孔文子想阻止他，孔子的回答非常坚定：“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论语·卫灵公》）说罢，孔子带领弟子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到鲁国后，孔子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虽然得不到任用，但早已看破红尘。他退回书斋，以讲学为业。“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孔子晚年悠游与豁达态度的写照。

孔子周游列国长达14年。期间他一边收徒授课，一边向诸侯列国的国君讲述他的仁政主张。孔子14年的周游列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文化实践活动。周游列国途中孔子与他的弟子的对话，闪耀出孔子思想与智慧的火花，这些思想火花后来被孔子弟子收录整理而形成了《论语》——这部人类文化史上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从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孔子68岁时被鲁国国君请回故里曲阜城。晚年的孔子曾说：“我的道不能够在天下推行，我又有何面目为后人所见呢？”一番感慨之后，孔子就根据历史（主要是鲁国历史）记载写作《春秋》，上自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历十二代国君。整理古代典籍，删定礼、乐、诗、书等经典文献，为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孔子活了73岁，于公元前479年去世。鲁哀公为孔子写悼词说：“苍天不善啊，不给我留下孔子，使得我自己一个人在位。呜呼哀哉！”孔子葬在鲁国城北泗水之上，弟子都为他服丧三年。三年后，互相诀别而去，一个个都哀伤不已，有人又留下来待了好多天。只有子贡在孔子的坟冢旁建了一所茅屋，在此一共守丧六年，然后才离去。弟子以及鲁国人跟着前往孔子坟冢前安家的有一百多户，因此又称作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根据岁时在孔子坟冢供奉祭祀。汉初高皇帝刘邦经过鲁国，用太牢（猪牛羊俱全）祭祀孔子。各个诸侯卿相到这里，经常先拜谒然后再去从政。太史公司马迁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白话文的意思是：“我读孔子的书籍，可以想象他的为人。到鲁国，看仲尼的庙堂车服和礼器，各儒生根据时令在那里演习礼仪。我低头徘徊久久不愿离去。天下君王到达贤人的很多啊，活着的时候是很荣光，死了以后便湮没无闻了。孔子作为一介布衣，流传十多世，学者们倍加推崇。自天子王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人无不折服于孔子，孔子可谓至圣啊！”

孔子去世后，被尊为先师、圣人、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皇帝天子都要祭拜孔子。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传承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而他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和主张也为后代所吸收和借鉴，对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被他的弟子如颜回、曾子等继承和发扬，后来又经过子思以及孟子、荀子的继承和发展。在西汉，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儒家思想一跃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传统儒学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概念和价值文化系统。两千多年来，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它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诚不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