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楊賢江：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十八年來，時常想到賢江兄；但一想到他，隨着而起的，不僅是一種哀悼惋惜之情，還夾雜着説不出的抱歉和焦急。我和賢江兄認識，在1921年的秋季。這班年輕友朋之中，以賢江爲最穩重。繼續來的是許多次的恐怖事件，寶山路的游行大屠殺，各工廠的包圍逮捕，使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感到憤慨。那時以後，賢江只得離開編輯的崗位，而轉爲地下工作人物了。當茅盾在東京寫作《追求》《動摇

十八年來，時常想到賢江兄；但一想到他，隨着而起的，不僅是一種哀悼惋惜之情，還夾雜着説不出的抱歉和焦急。

十八年了，在這迢迢的歲月中，總以爲可以有機會舉行一次相當像樣的紀念儀式，至少，在我總應該寫一篇稍爲得體的哀悼文字或者傳記；然而，都不可能。我也曾經慫恿過他的夫人韻漪先生收集一些材料，預備寫出一册詳實的年譜，然而也不敢繼續地慫恿她。在這殘酷迫害的環境裏，爲了他的眷屬、後裔的安全，爲了自己的安全，這些儀式或者文字誰能保證不會闖禍呢？天！十八年了，這不是一段短短的歲月啊！

我和賢江兄認識，在1921年的秋季。那年暑假以後，我辭了厦門大學的教職，轉就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我和李石岑兄主編《教育雜志》，他幫助朱赤民先生主編《學生雜志》；此外，鄭振鐸兄接替茅盾兄之後，主編《小説月報》；胡愈之兄幫助錢經宇先生，主編《東方雜志》；章錫琛兄接王西神之後，主編《婦女雜志》。那時，正當“五四”運動之後，商務印書館受了這文化運動的刺激，對於所出版的雜志，不能不有一種革新的計劃。那時，我們都還年輕，辦公的地點在一起，那種放言高論以天下爲己任的激越情形，到現在回憶起來，還歷歷如在眼前。這班年輕友朋之中，以賢江爲最穩重。他不大説話，注意聽着人家的議論；但當他不以爲然的時候，每每用簡短的詞句説出他自己的意見。他不大和人争辯，當振鐸和我故意逗他的時候，他也只面紅耳赤説不了三五句話便戛然中止。我當時真覺他是一位老實的好人，有一種木訥近仁的氣概。那時，CY已否組織，他已否加入CY負起責任，我都不甚了了；只知道他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社員，和社中急進的社員相當接近而已。

到了1923年夏秋之間，我因爲眷屬南歸，爲了起居飲食的方便，和他同住在閘北西寶通路一幢簡陋的房子裏。我們兩人合租了一層樓，前面一大間，上海人所謂前樓，作爲我們的卧室和書房；後面一小間，上海人所謂亭子間，作爲我們的飯廳、儲藏室，有時也作爲臨時客房。我們重新過着學校裏學生宿舍的生活。我們口頭的訂了起居規則，什麽時候起床，什麽時候息燈，讀書工作、友朋訪談怎樣不互相妨礙。許多友朋以爲這樣同住，這些規則都有點幼稚可笑，并且以爲不久便會散伙，但出乎意料，我們居然同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一直到我的眷屬回到上海和他在準備着過結婚生活。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内，我對於他的觀察更其仔細，從他的私生活裏，覺得他不僅可愛而且可敬，雖然有時也覺得傻得可笑。他每天準時起床，梳洗以後，先做徒手操或者在使勁拉兩條鋼鏈；繼之在自修英文，有時哼着簡直像一位中學低年級生，一直到將近到館辦公的時候。散工以後，經過短短時間的休息，又在翻閲新出版的書籍雜志。臨睡以前，總在寫日記，又來一次徒手操。偶然有事，日記擱了一二天，便急得象大事似的，在自言自語着説日記忘記了。我們的飯菜本很簡單，他唯一自慰的便是在清湯裏加了一小匙的“味之素”。當我看到這樣鄭重其事的加“味之素”，總覺得有點好笑。星期六晚上，喝一杯五加皮酒，也好像參加大宴席似的。在將近三十歲的人，對於私生活這樣的不苟認真，在朋友中是少有的。他將宋儒理學家處理生活的態度和近代西洋的實踐思想混合起來，作爲擔負中國啓蒙運動的心身訓練的基礎。他當時雖還没有形成一種理論體系，向我們宣揚，但他自己確是在身體力行，想以行動來感動友朋，領導青年。振鐸和我有時譏笑他是“牛”，他也笑而不辯。那時，他已經是CY的負責者，不僅在上海有許多青年和他來往，而且他利用《學生雜志》的通訊欄，使許多外埠的青年受他的熏陶。當時，他和我雖然晨夕相從，但從不拉我加入什麽組織，大概他當時還相信社會的分工説，以爲我較適於學術的研究，而不大適於政治的鬥争。這種寬容的觀點，這種責己嚴責人輕的態度，到現在回想起來，只有增加我的慚愧，因爲他所希望我的學術研究的進程，因爲人事的牽累，也始終没有達到啊！

從1924年到1927年“四·一二”以前，他的政治活動更趨積極，他的生活也更趨忙碌，但他始終没有離開編輯《學生雜志》的崗位，在態度上也始終保持着他特有的一種鎮静、安詳、嚴肅、堅韌的風格。不過在這一段時間内，他爲辯護真理，争取群衆，有時也公開地責駡一些右傾的投機分子，更其是對於“少年中國學會”的舊社友們。在我所知道的他的生活裏，這一段時間或者可以説是最激昂的，可惜我不參加政治鬥争，所知太少，這只有仰仗於别的友朋們來補充了！

“四·一二”的事變，對於我們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一班編輯朋友的刺激是相當巨大的。“四·一二”以前，我們親眼看見工人們和軍隊合作，商討怎樣解决北洋軍閥的殘餘部隊；我們親眼看見在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門口站着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在屋頂飄着鐮刀斧頭的紅色大旗。我們以爲反帝反封建的大業已經奠定了基礎，工農大衆與前進的知識分子合作，將要取得政治的領導權；而不料歷史的進展是曲綫的，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變，工人和知識分子的血在京滬杭一帶到處噴射。“四·一二”的深晚，我們親耳聽到機槍掃射的聲音；第二天清晨，我們親眼看到工人尸體縱横在東方圖書館的内外。繼續來的是許多次的恐怖事件，寶山路的游行大屠殺，各工廠的包圍逮捕，使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感到憤慨。那時以後，賢江只得離開編輯的崗位，而轉爲地下工作人物了。我非常擔心他的安全，因爲他平素認識的人相當的多，又相當老實而欠機警。有一次，他戴了黑眼鏡，改穿中裝來看我，他自以爲化裝非常巧妙，其實只是自騙自而已。因此，我勸他還是早點離開上海比較妥當些。

由於友朋的勸説和幫忙，他終於和茅盾等先後到了日本東京，作爲一位政治流亡者。但因爲經濟的困難，他不能不用寫稿自給。爲了我們在上海友朋的安全，他請他的夫人韻漪先生出面和我們接洽稿件。石岑留學德國，《教育雜志》由我主編，爲了雜志，也爲了他，我慫恿他從日文材料裏客觀地介紹蘇俄的教育理論和制度，以爲今後中國教育改造的參考資料；同時，我慫恿他對於新的社會科學和哲學作較深邃的研究，清算當時流行的美國的庸俗的教育思想，建立起今後中國教育哲學的體系。他聽從我的意見，老老實實的往這一條路綫走去，寫了不少這一類的文字，用李浩吾和其他的筆名陸續的在《教育雜志》上刊載。當茅盾在東京寫作《追求》《動摇》《幻滅》三部創作，也正是他在寫作《新教育大綱》一本啓蒙的書。這本書的内容，在這簡短的文字裏，無法加以介紹或批評，但這本書在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却是無疑的。如果賢江在現代學術史上占有地位，這本書和《教育雜志》上發表的文章都是值得重印和重編的，這不能不説是我們後死者之責了！(www.chuimin.cn)

由於東京生活程度的高漲，中日匯兑率的吃虧，以及日本刑事的監視迫害，他只得和他的夫人與兩個小孩回到上海了。他寓居在明德里，不大出門，仍舊以寫稿自給，并且仍舊負了政治上相當的責任。我到過他的寓所多次，看見他孜孜不倦的在寫譯，在大量的寫譯，總覺得黯然。生活不讓他安静，而需要他長期的鬥争、長期的挣扎，他雖然比以前更爲堅韌，但英挺安詳的風度已不及往前了。因爲自己工作的繁重，對於飲食營養比較以前稍爲留意，頗引起幾位師友的譏議，但他仍舊不加争辯，只報以苦笑。他那種“爐火純青”的態度，在我確以爲另有一種可愛處呢！

終於他受結核菌的襲擊了！最初的症象是血尿，經過醫生多次的檢查診斷，纔明瞭這病源，説是腎臟結核。記得在北四川路附近一家醫院裏，我訪問過他兩三次，雖然每次我以好語安慰他，他自己也以無所謂的話壯壯自己的膽，但終有一點黯然，許多學術上政治上的工作候着他擔負、處理呢！由於友朋的建議，他又到東京去診治，不料現代的醫藥仍然無法鎮壓這可怕的癆菌，他終於在1931年8月9日與世長辭了！新教育的理論家，當代青年的導師，並世不可多得的好友，終於形消緣盡。當我接到這突然的惡耗，不由自己的滴下了眼泪。可死的人、應該死的人并不少，何以偏偏選中賢江呢？

當骨灰從東京移到上海時，我去拜奠一次，對着這小小的木匣，我不相信這就是他最後的歸藏的地方。我忍着泪默默的走出了明德里，忖度自己是否可以分擔他所負的責任；然而，我自知甚明，連學術上的教育理論都無法繼續，何况政治？我哭私交，更哭公誼，賢江，他是不應該這樣早死的啊！

十八年了，這迢迢的歲月，墓上的石榴花多次的開落，而我的哀悼文字始終無法下筆。舊痕未减，哀感常新，十八年了，終因爲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因爲上海的解放，我這草草成篇的文字居然可以公開刊載。賢江，如果英靈不滅，這欣喜和哀戚混合的人生味，你大概也會體驗到吧！

原載1949年8月9日《解放日報》。

追念楊賢江：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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