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山先生五年祭，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高仁山先生於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七日被北京軍政府槍殺，到今年一月，已剛剛五周年了。高先生幼名寶壽，江蘇江陰人。高先生獻身於教育的行爲，爲一般社會所曉知的，只是實驗的藝文中學。其次，高先生所昭示給我們的，是他對於教育的忠。附注關於高先生的行略，本文僅根據《教育雜志》第二十卷第二號特載欄及教育界消息欄；記者擬爲高先生撰一詳傳，如海内教育界人士同情此舉，請將史料抄賜，由東方雜志社轉交。

高仁山先生於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七日被北京軍政府槍殺，到今年一月，已剛剛五周年了。

高先生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位偉大人物，他值得我們紀念的，他忠誠於教育而竟以身殉，他留給我們後死的教育者以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然而，當高先生被害時，全中國正陷於嚴重的恐怖狀態中，除上海報章上寥寥幾條專電報告他的成仁消息以外，只有《教育雜志》曾特闢一欄，登載兩篇簡短的文章，以表示追悼；但是，可憐得很，這追悼的文題不敢登載在封面上以避免注目，這追悼的文章不敢寄發北方各省而臨時抽去。此外，社會上什麽表示都没有，好像他應該死似的。到了現在，大家更已淡然若忘；現社會流行的紀念方式，如研究所、圖書館、紀念刊，他都没有份；似乎連他的友好、同志以及他所親愛的人們也將他的影子從記憶裏擠出去了。啊！善忘的中國啊！

在善忘的中國，再重述高先生的行略，或者是必要的吧！

高先生幼名寶壽，江蘇江陰人。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生於江陰觀音寺巷故宅。稍長，與弟同肄業於鄰近的立本小學堂。後隨父到天津，肄業於南開學校。公元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以前，曾經到過日本游學。後回國，調查奉、黑、吉、直、魯、江、浙七省教育與實業的關係，經時半年。繼留學美國，專研究各國教育制度，先後凡四年半。返國以前，漫游歐洲；留英六月，調查教育達二十六城；繼又游覽德、法兩國。公元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返國，任北京師範大學及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曾手創藝文中學，實驗“道爾頓制”（Dalton Plan），以實行其“根據科學方法、辦理實驗學校”的素志。又組織《新教育評論》，與同志們討究中國教育問題，欲由此産生一種合理的教育制度。當時北京高等教育，因經費拖欠及政府壓迫，已近於破産；稍稍著名的教授，都相率南下，圖謀個人的發展。友朋中曾有人邀他任某省教育廳長，邀他辦河南中州大學，邀他南下任教，都因愛護藝文中學的緣故，婉辭不去。公元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月下旬，以加入政黨、反對現政府嫌疑被捕。在被捕以前，還正在組織藝文幼稚園，想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而大學，造成一貫的實驗學校。在獄八十餘天，各方營救無效，終於公元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七日，與尹運新先生同時被北京軍政府所殺，享年僅三十五。當時宣布的罪狀，説他發散傳單，有打倒現政府字句，作爲内亂罪，判决死刑。

高先生獻身於教育的行爲，爲一般社會所曉知的，只是實驗的藝文中學。其實，根據科學方法，辦理實驗學校，只是他獻身於教育的一方面；他的最大計劃，是在研究各國教育制度，調查中國教育現况以後，由中國教育病態的瞭解，與各國教育優點的采擇，而建築一種合理的整個的中國教育制度。據他被捕後在獄中所寫的遺書説，他雖只三十四歲，但已用十六年的光陰研究教育。他研究教育的最後目標在於創造一種教育制度，而研究的步驟分爲五項。第一步，調查中國東北及南方的教育，他已經實行過。第二步，到歐、美研究教育制度，回國創辦實驗學校，並調查中國中部的社會。第三步再到歐、美研究調查，並求自己所創辦的實驗學校的成敗的印證。第四步，最後，他創造一種合理的整個的中國教育制度。可惜，他第二步還没有完成，他已經以最後的血液渲染他的教育理念了。以“和平”自詡的殘酷的中國民族啊！砍殺本民族中的優秀份子是他唯一的技能吧！

高先生的一生，給我們後死的教育者以多方面的啓示，而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便是對於教育的認識。他一面固努力科學的教育方法的實驗，一面更從事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建設；他想由合理的教育制度以推行科學的教育方法，而不是想利用科學的教育方法以充實這現行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因爲想建設合理的教育制度，所以他着眼於這教育制度所依托的政治與經濟。他之所以實地調查教育與實業的關聯，他之所以加入政黨，都是出發於這超越的眼光。這種超教育而言教育的認識，或者是他招禍的原因；但如果希望中國教育走上合理的軌轍，這種認識是萬分必要的。(www.chuimin.cn)

其次，高先生所昭示給我們的，是他對於教育的忠誠。中國現代智識分子幾乎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物；無論什麽東西，一到了他們手裏，都成爲個人謀方便的工具。從教育科學輸入中國以後，它的作用似乎只在於教書拿薪水、編稿抽版税和獻議作大官。固然我們不敢説，全中國爲教育的理論或實際而埋頭工作的人絶無僅有；但像高先生這樣對於教育事業的執着，至少是可以使我們感奮的。他辭去教育行政長官不做，辭去大學校長不做，甚且不顧生計的困乏與身命的危險而留滯在藝文中學所在地的北京，在教育界學術界充斥着政治，流氓與小婦人樣的人物的時代，他確是一位傻瓜呢！然而，希望中國得救，却不是聰明活潑的人們，而是這些傻瓜啊！

教育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衆的而不是獨占的，高先生已經把握着這教育的理想，而且用他的最後的血液染紅這理想了！我們後死的教育者怎樣呢？現在已經不僅只是希望有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孤兒之父”的人物出現，而且希望繼高先生之後有“貧民之父”的人物出現的時代了！

附注關於高先生的行略，本文僅根據《教育雜志》第二十卷第二號特載欄及教育界消息欄；記者擬爲高先生撰一詳傳，如海内教育界人士同情此舉，請將史料抄賜，由東方雜志社轉交。

原載《東方雜志》1933年第30卷第2號，發表時署名“天行”。

高仁山先生五年祭，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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