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教育雜志中二十三歲的夭折及其再生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今年一二八事變發作，教育雜志社隨商務印書館而被炸毁，《教育雜志》竟以二十三歲的壯齡爲國難而夭折。現在，與《教育雜志》同時殉難的《東方雜志》復活了。這是諸位所明瞭的，《教育雜志》本附屬於商務印書館，而商務印書館是經營出版的企業機關。所以對於《教育雜志》的夭折，固可表示其惋惜與悲憤；而對於《教育雜志》的再生，也不必過於奢望，而課以限度以上的責任。

我不是教育專家，如一般人的儼然自命或被人指稱，然而爲宿命所支配，也曾經從事於《教育雜志》的編輯工作，居然近十年之久。

今年一二八事變發作，教育雜志社隨商務印書館而被炸毁，《教育雜志》竟以二十三歲的壯齡爲國難而夭折。這在中國一般的教育上與文化上的打擊究達怎樣的程度固不敢説，但消磨了十載的光陰以撫養它的我，情感上，不能不惋惜，不能不悲憤。然而惋惜與悲憤也只是表顯中國智識分子與腦力勞動者之無用與無聊而已。

現在，與《教育雜志》同時殉難的《東方雜志》復活了。承主編者胡愈之先生的好意，於《東方雜志》中特闢一欄以容納教育的文章。這樣，雖未説是《教育雜志》的“復活”，也至少可以説是《教育雜志》的“再生”。這恐怕不僅我個人表示感慰，在平素同情或愛護《教育雜志》的諸君也將認爲可喜的消息吧。

因胡先生過度的謙遜，將教育欄的編輯仍舊委托給我。爲胡先生私人的友誼，我是不應説半句拒絶或婉辭的話；然而爲這新興的教育欄的前程着想，這客串了十年的我似乎也應該早點藏拙。經過數次的通信與面談之後，我終於抱歉地辭謝了，并同時商請我們的畏友趙軼塵先生主編。趙先生是與胡先生同樣的謙遜而具有毅力的人，他努力於教育上之理論的討究與實際的經驗，都用不着我辭費介紹的。對於教育欄的展望，除喜悦外，我没有别的話再可叙説。

然而，我究竟與我的《教育雜志》永别了。我不能自禁的不去回憶，同時我不能自禁的不稍稍有點感傷。

近十年來的中國，真足以當得起所謂“多事之秋”一句成語；無論她是如我們所自詡的“睡獅”抑或如日本人所指斥的“睡猪”，無論她是在長足的進步抑或在急遽的崩潰，總之，她在加速度的激變是無可否認的。教育，它的觀念與行動，是社會的産物，而且是社會的上層結構的表顯。在這不循正軌加速激變的國度裏，我們從事教育文字的編輯者，真有許多“不足與外人道”的苦痛。我們超越現狀作領導的工作呢？我們指摘現狀作批評的工作呢？抑或我們追隨現狀僅僅充一位尾巴主義者呢？依理，領導與批評至少是我們的一部分的天職，然而，有時竟爲環境所不許。這是諸位所明瞭的，《教育雜志》本附屬於商務印書館，而商務印書館是經營出版的企業機關。它爲營業的關係，不能不有所顧忌、躊躇，於是我們編輯者也因之而不能不有所顧忌、躊躇了。領導與批評勢所不能，追隨與敷衍心所不願，於是我們徘徊，於是我們矛盾，而我們陷於苦悶的泥濘。

舉一例吧，譬如前年，《教育雜志》第二十二卷，我們曾經特闢論評一欄，擬用犀利的文字指摘教育的病態，同時努力介紹新興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頗得讀者的好感。然而，那年冬天，因爲出版法的頒布與執行，我們編輯者、發行者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都須注册，儼乎有隨時封閉與逮捕的可能。營業當局過度的慎重，將出版法複印，三令五申的送到我們的編輯室裏，我們的批評與介紹工作不得已只好停止了。當時我私人接到若干封青年們的詢問與辱駡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麽可答覆呢？我只有自恨我的腦力勞動者的職業的牽累而已。(www.chuimin.cn)

爲解除這苦悶，我曾經演過這樣滑稽的悲劇。我將編輯雜志的職業認爲維持生活的手段，而另外抽出一部分的時間追隨一般社會所謂教育專家與名流之後，組織教育學會，想由這學會産生一種理念與行動，以建做未來中國的教育軌轍。然而這事一開頭就給你一種幻滅的悲感。我顯然不能自卑的或自欺的去追隨他們。他們，有些太自信了；他們對於國際與中國，既没有縱的歷史的觀察，也没有横的社會的討索；他們堅持着主觀的見地，將自己變成英雄與先知者樣的人物；然而他們只是脱離大衆的英雄與超越世間的先知者而已。有些，容我説一句露骨的話，是太齷齪了；他們自命爲領導者，頗想利用這集團，以攫取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的地盤。於是卑怯的我只得由這集團中退出，而回歸到孤寂的編輯室裏。

我將怎樣處置自己呢？我將怎樣處置我們的雜志呢？我仍舊爲這種沉思所噬咬而感到苦痛。數年以來《教育雜志》所揭載的啓事，説我們以提高教育學術的程度，擴大教育學術的範圍爲職志，到今天可以坦白的説，這仍然是一句自慰而欺人的話。固然，教育有它的基礎學術，教育有它的實驗方法；然而，教育究竟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衆的而不是獨占的。把西洋的教育學説與教育方法羅列着作爲案頭的象牙之塔，而將自己躲避在裏面；或者把這些學説與方法將自己塗飾着，而投標拍賣於十字街頭，這是同樣的卑怯與狂妄。然而，我們，雜志的編輯者，除了刊登國外學術的紹介與國内無關大體的建議的文章以外，能有稍進一步的能力與勇氣嗎？我們感到時代的偉大，而同時我們感到出路的碰壁；於是我們仍然徘徊，仍然矛盾，仍然陷於苦悶的泥濘。

這種編輯者内生活的苦悶本無向讀者訴陳的必要，誠如我的好友鄭振鐸先生所説，你的文章的根本缺點就在於太歡喜拿自己做中心而近於傷感。然而，我覺得，暴露個人因體驗自己的生命力，而獲得比較深刻的内心生活，實有供中國從事教育者的參考的價值。總之，“職業的”教育刊物，它的能力被圈禁於“狹的籠”樣的環境裏；它，固自有其文化的與教育的價值，然而也自有其相當的限度。所以對於《教育雜志》的夭折，固可表示其惋惜與悲憤；而對於《教育雜志》的再生，也不必過於奢望，而課以限度以上的責任。

忠誠於教育的同志們！教育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衆的而不是獨占的，我們應該體驗這教育的真髓，把握着現實生活，從事於偉大的力的進展。這樣，則這新生的“教育欄”或者可以充當一種信號，而卑怯的我也將繼續充當一名小兵！

原載《東方雜志》1932年第29卷第4號。

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教育雜志中二十三歲的夭折及其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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