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起始者周予同教育論著选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那時，中國留日學生已率先行動了。當天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立即在北大集會抗議，并呼吁全國各界在五月七日或九日“國耻紀念日”同時舉行國民大會，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五月四日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舉行了聯合會議。因此，在隊伍被迫退出東交民巷巷口之後，我們一些同學便忽然高呼到趙家樓曹汝霖宅去，馬上得到群一片贊同的響應。趙家樓的胡同比較狹窄，隊伍進去顯得相當擁擠。

“五四”過去六十周年了。《復旦學報》編輯部要我做點參加五四運動的回憶，我很高興地同意了。這些年，五四時代的許多人和事，時常在記憶裏浮現。現在就將印象較深的，拉雜地説一點吧。

一九一九年，我正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科（就是後來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讀三年級。

在五四前，北京高校裏思想最活躍的，當然是北京大學。蔡元培在那裏做校長，實行對各種學説兼容并包的政策。教員中間既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也有維護舊文化的章鴻銘、劉師培等，雙方思想衝突很激烈，學生思想也因之很少束縛。依次下來，倘説受民主與科學的新思朝之影響，因而學校風氣開通的程度，我們高師便要算一個了。有些提倡新文化的著名人物，也來高師兼課。我讀大學不久，便成爲“德賽二先生”的熱情擁護者。我和數學科學生匡互生等共同發起，在學校裏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因爲那時我們受社會主義等新思潮影響，認爲改造社會必須打破勞心勞力的界眼，因而提倡學生學會做工，并幫助勞動者求學，主張“作工與求學是人生兩件大事”，所以取名爲工學會。參加的大約有各科同學三十多人，經常集會研究學術，利用課餘時間做工，曾有木刻、石印、照像等工作。大家在一起，也縱談國事天下事，辯論各種主義的是非，而且總免不了抨擊北洋軍閥政府專制賣國的種種罪惡。

就在這時，發生了山東問題。還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向我國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爲了取得日本對他復辟帝制的支持，居然俯首承認。當時全國人民極其憤怒，把袁世凱接受日本最後通牒的五月九日，定爲“國耻紀念日”。歐戰結束後，巴黎和會於一九一九年初開幕。這年四月，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的兩項要求，即把德國侵占的青島和山東權益直接歸還中國，同時希望廢除中國被迫與外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都遭到把持會議的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强拒絶，它們反而强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并追認日本繼承德國對山東領土和主權的侵略。全國人民聞訊越發憤怒，群起反抗，不許北洋軍閥政府在和約上簽字。而北洋軍閥政府的回答却是决不“曲徇輿論”，非簽字不可。因此，北京高等學校的學生們，在怒髮衝冠之時，便想用直接行動來表示。

那時，中國留日學生已率先行動了。他們在反動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回國的時候，手拿着“賣國賊”、“禍國”等字樣的白旗，趕到東京車站當面問罪。我們也醖釀用類似辦法，去懲戒號稱賣國“四大金剛”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四月底，北京高師和北京大學、北京高工的幾個小組織，便有在五月七日舉行示威運動的準備，正發動北京各高校全體同學參加。五月三日，各報傳出把持巴黎和會的列强在四月三十日勒逼中國承認日本并吞青島和侵占山東權益的消息。當天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立即在北大集會抗議，并呼吁全國各界在五月七日或九日“國耻紀念日”同時舉行國民大會，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那天晚上，我們高師的工學會，便在學校飯廳旁邊的一間小屋裏開全體會議，秘密討論“對於中日交涉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大家討論，假使在七日或九日搞游行示威，恐怕時間過遲，消息泄露，會引起反動政府事前的阻止或壓制。大家認爲，應該提前在第二天，五月四日舉行，它又是星期天，不要同學停課參加，也容易得到一般同學的同情以增加人數。據我當時所瞭解，五四前夕開這樣秘密會議的，還有北京高工、北京大學的一個名叫共學會的小組。他們也主張提前於五四那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游街大會”，可説是和我們不約而同。

在高師工學會的秘密會議上，有些同學一開始便激烈地主張：在可能範圍内進而不應該只用和平的游街方式。在群情激昂的情形下，這個提議得到了通過。但暴動怎樣進行？用什麽武器？都没有得到細密的考慮，大家只説由各人自己想辦法。據説有校外人士可以供給手槍，但問了一陣也没有結果。不過在當夜，我們就分頭聯絡各校的志同道合分子，并一面派會員先將曹、章、陸等的住宅地址和門牌號數調查明白，一面設法從大栅欄一帶的照相館裏，把曹、章、陸等人的照片弄到了手，以便臨時有所對證。其餘的暴動準備，也只是由少數同學帶了點火柴和小瓶火油。即使參與秘密會議的化學科同學，也没有想到用烈性藥物。由於要趕緊聯絡各校，作次日天安門廣場大會的組織工作，這個秘密會議，便匆匆結束了。

五四運動的爆發是必然的。但它在五月四日那天發生，它的性質又不同於往常一般游行請願，這同五四前夕高師、高工、北大等校的幾個小組的活動，則有緊密的聯系。

五月四日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舉行了聯合會議。到會的有數十人，我是高師的代表之一。大家討論了游行示威的進行辦法，决定散布“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争主權，内除國賊”的政治鬥争口號。那天由高師工學會代表聯絡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二十人左右，大多屬於高師的工學會，高工、北大的共學會等組織。大家相約暴動，準備犧牲，有的還向親密朋友托付後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寫了遺書。

五月四日午後，各校示威隊伍陸續前往天安門前。高等師範、匯文大學到得最早。接着，北京工專、北京農專、北京醫專、北京法專、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俄文專修館、留法預備等十幾個學校的隊伍，陸續開到。由於籌備時間畢竟過於匆促，郊外有些學校如清華大學等趕不及參加。等北京大學隊伍最後趕到時，參加人數大約累計三千人左右。參加者都手執小白旗，上書各種慷慨激烈的口號。露天大會由各校代表組成的學生團主持。在學生團於會前决定的游行程序上，只説先到總統府，再往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并没有决議説要往曹、陸等的住宅去。被推擔任天安門大會主席和游行總指揮的段錫朋、傅斯年，都是北大新潮社等組織的。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準備用暴動手段懲罰賣國賊的秘密决議和準備。(www.chuimin.cn)

當游行隊伍幾經力争也不被外國衛隊容許通過使館區以後，就是素來温和的同學，也壓抑不住受帝國主義欺侮的悲憤感情了，對賣國賊更切齒不己。因此，在隊伍被迫退出東交民巷巷口之後，我們一些同學便忽然高呼到趙家樓曹汝霖宅去，馬上得到群衆一片贊同的響應。那時擔任總指揮的北大學生傅斯年，雖然極力阻止，説是怕出意外，但他那裏擋得住群衆運動的洪流呢？趙家樓的胡同比較狹窄，隊伍進去顯得相當擁擠。將近曹宅，各人就高舉起寫有標語的小旗，全體大喊“賣國賊費汝霖”，還有人高呼立即處死曹汝霖。到了那裏，曹家的朱紅大門業己緊閉，門口有幾個帶有武裝的警察環守，阻攔我們打門。我們打算爬墻進去，礙於房子的圍墻相當高，没有成功。在盛怒之下，許多同學將寫“賣國賊”字樣的白旗，從隔墻紛紛抛進去。擾攘了許多時候，匡互生把曹宅大門右側一個小窗的木門，一拳打開，我在下面托他一把，他就從這僅容一人通過的小窗口，很困難地、也極危險地爬進曹宅。接着又有四、五個準備犧牲的同學爬了進去。宅内有幾十個全副武裝的警察，早被外面群衆的聲勢駭壞，這時看見匡互生跳進去，更目瞪口呆，竟自動取下刺刀，退出槍彈，看着他們把這賣國賊住宅的笨重大門打開。於是群衆蜂涌而入。

群衆冲進去以後，五四那天的鬥争便演出了高潮的一幕。曹家的院子并不太寬廣，立即擠滿了學生。院子裏停着曹汝霖的汽車，我滿懷憤怒一拳把車窗玻璃打碎，自己的手也劃破了，鮮血淋漓。其他同學高呼口號，也有許多人用拳頭打汽車來泄憤。

入門前已傳説曹、章、陸三賣國賊正在曹家開會。我們立即涌入内宅搜尋。冲進客廳書房，没有看見人影，闖入上房卧室，也無曹賊踪迹，打開臺子的抽屜，也没有什麽重要文件。哪裏知道，曹汝霖就躲在兩間卧室夾層中的箱子間裏。我們找不到幾個賣國賊，便要燒他們陰謀作惡的巢穴。於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同我一起將卧室的帳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紙頭的信件，便放起火來了。這一舉動，被擔任游行大會主席的北大學生段錫朋（此人後來墮落爲反共的AB團分子，曾任國民黨反動政府教育部次長）所發覺，跑來阻止我們説：“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我倆將火點着，而火焰在短時間内并不旺揚。當時内宅有幾個婦女出來説話，説她們不是曹家的人，而是和曹家同住的，曹汝霖不在家，到總統府吃飯去了，如果你們放起火來，那就害到别家了。後來才知道，她們就是曹汝霖的妻妾。但當時同學們居然相信了她們的話，不再繼續放火，真是天真善良的很，却不知這時反動政府警察總監吴炳湘已帶着警察趕到，後面還有憲兵和消防隊即將到來，開始包圍曹家，并開始動手逮捕了！這次火燒蔓延了曹家東院幾間房子，很快便被救滅。事後，關於“火燒趙家樓”的起火原因，傳説紛紜，有説走電失火的，有説曹家家人想趁火打劫而放的，有説學生放火的。大凡支持或同情學生的報刊，都傾向於前二説。這是爲了保護我們免遭反動當局迫害，盛情可感。但事實是我們放的火，動手點火者就是北京高師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

那天章宗祥正在曹家，起先躲在曹家地下鍋爐房裏，聽説起火，便倉惶奔出，在後門被同學誤認爲是曹汝霖而先打了一頓，隨即被一個日本人拖抱到對面一家雜貨鋪裏躲藏。但有一部份没有進入曹家或進去又出來的同學們，還在外面繼續搜索。他們在雜貨鋪的櫃檯下發現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有同學拿携帶去的照片一對照，説這就是章賊，於是大家一涌而上，將他拳打脚踢一頓。那個日本人擋在章的身子上掩護，但一句活也不説，也不哼痛。大家當時不知道他的國籍，看樣子似乎像日本人，因而有的同學懷疑原先打的可能不是章賊，而是日本人，恐怕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煩，因而松了手。到第二天看報，知道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正是章宗祥，他并没有受致命傷，大家懊恨不止。

待大隊軍警開到并拿人的時候，同學們大多數已各自疏散回校，被捕的多是體弱跑不動的同學，共有三十二人。我們第二天討論怎麽營救時，匡互生以爲首先打進曹宅和點火都是他做的，不是被捕同學之罪，要去“自首”，换出三十二人，以免大家專從營救同學着想而放弃了原來所抱的目的。經我和工學會同學力勸乃止。匡互生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時曾跟長沙革命軍攻打清朝巡撫衙門，參加學生軍；後來在邵陽中學讀書，曾作文痛駡北洋軍閥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險遭湯逮捕，而他的國文教師便因此被湯投入監獄逼死；五四那年他二十八歲，與我同組高師工學會，是會内中堅；畢業後去湖南第一師範教書，參加健學會，曾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從事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并想獨自去刺殺張敬堯，經人勸阻乃止；後來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三三年病逝。

五四那天的鬥争過後，有些同學，特别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對於鬥争方式頗致非議，認爲放火毆人都是超出理性的行動，違背天安門大會議案的精神。這是不明白自己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如果人民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那末放火毆人是犯法的，决不能被允許。但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横行的時代，他們對外屈膝投降，對内殘暴鎮壓，犯了一連串喪權辱國大罪，還在準備同帝國主義主子簽訂新的賣身契約。愛國學生忍無可忍，奮起對幾名賣國賊實行人民的懲罰。實踐證明，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全國人民都贊成，都受到鼓舞，而奮起展開反帝反封建鬥争的新生面。我想，要説它的意義，這也許算一點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

原載《復旦學報》1979年第3期。

五四運動起始者周予同教育論著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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