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回憶：周予同教育論著选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從“五四”到現在，已經四十周年了，活在記憶裏的，也都成片斷。我們那時在校裏原有一個小組織，參加的大約有各科同學幾十個人。從逮捕同學的消息傳開，學生們開始散去，所以章僅僅被毆受傷而没有致死。因軍警開始逮捕，學生各自疏散回校，已不能保持正式的隊形。追憶到五四，我很激動的追憶到去年十月間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的鄭振鐸同志。

從“五四”到現在，已經四十周年了，活在記憶裏的，也都成片斷。現將印象較深刻的寫錄下來，或可供參考；如果對青年們起一些鼓舞的作用，那更是欣幸了！

“五四”運動爲什麼産生在五月四日呢？這是值得一提的問題。日本帝國主義於1915年五月七日，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向我國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反動軍閥袁世凱居然俯首承認。當時全國人民非常憤怒，定五月九日爲“國耻紀念日”。1919年初，歐戰結束，巴黎和會開幕，日本帝國主義和英、美帝國主義勾結，强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並繼承德國對於山東主權的侵略。當時全國人民更加憤怒，群起反抗，不許北洋軍閥政府在和約上簽字；而北京高等學校的學生們尤其憤激，想用直接行動來表示。那時，我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就是現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三年級學生。我們那時在校裏原有一個小組織，參加的大約有各科同學幾十個人。五月三日是星期六，那天晚上這個組織在學校飯廳旁邊的一間小屋裏開會，一致主張用游行示威的方式來表示抗議。起初本想定五月七日或九日“國耻紀念日”舉行，以便於宣傳和組織；後來大家討論，恐怕時間拖遲，消息泄露，會引起反動政府事前的阻止或壓制，而且第二天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不要同學停課參加，也容易得到一般同學的同情而足以增加人數。就我當時所了解，五四前夕開這樣秘密會議的，除高等師範外，也只有北京大學一個小組。在我們這個秘密會議上，有一部分同學一開始便不願意用和平的游行請願方式，而激烈的主張在可能範圍内進行暴動。這個提議在群情憤激下得到了通過。但怎樣進行暴動，用什麼武器來暴動，都没有加以細密的考慮，而只是要個人自己想辦法。那時，據説有校外人士可以供給手槍，但没有結果。不過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照片却早從大栅欄一帶的照相館中設法到手，以便暴動時有所對證。其餘少數同學也只分别帶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機利用，連化學科的同學也没有想到烈性的藥物。這個秘密會議，因爲要加速進行明天的組織各校游行工作，也就匆匆地結束了。五四運動産生在五月四日，而不在五七、五九或其他日子發動，五四運動帶有暴動的性質而不是以往一般的請願示威游行，這幾個五四前夕的小組會議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五四”那天，究竟因爲籌備組織的時間過於匆促，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參加示威游行隊伍的，也只有城内幾個學校，郊外的幾個學校也趕不及參加。當主席團在天安門前開露天大會决定游行程序時，只説先到總統府要求拒絶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並懲辦曹、陸、章三賣國賊，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館，表示國民外交的聲勢，並没有决議説要到曹、陸、章等的住宅去的。但當游行隊伍經過東交民巷口以後，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憤激的時候，這響亮的口號得到了群衆一致的擁護。趙家樓的胡同並不寬廣，游行隊伍相當擁擠，各人高舉起寫有標語的紙旗，喊著憤激的口號，也有大呼打死賣國賊的。當時曹家的朱紅大門關閉著，門口只站着一個帶有武裝的警察。房子的圍墻相當高，個人無法爬進，有許多同學在憤怒之下將寫有標語的旗幟從隔墻拋進去。擾攘了許久時候，這賣國賊住宅的朱紅大門終於打開了，於是群衆一哄而入！

從群衆涌進大門以後，一幕革命鬥争的熱烈場面展開了。首先有人去尋曹、陸、章三個賣國賊，因爲當時傳説他們三人正在曹家開會。衝進上房卧室，没有看見人影，打開檯子的抽屜，也没有什麼重要文件；於是帶有火柴、火油的同學們便將卧室的帳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紙頭的文件，便放起火來了。這一舉動没有得到所有在場同學的贊同，火焰在短時間内也並不旺揚。當時住宅裏有幾個婦女出來説話，説她們不是曹家的人，而是和曹家同住的，如果你們放起火來，那就害到别家了。這些天真善良的同學們居然相信她們的話，不再繼續放火，而不知消防隊和憲兵警察已分批陸續開到，開始包圍曹家，開始動手逮捕了！當時另一部分没有進入曹家或進入曹家又出來的同學們在附近一個雜貨鋪的櫃檯下，發現一個西裝整潔的中年人，有人拿携帶去的照片去對照，説這就是章賊，於是大家一涌而前，將他拖倒，拳打脚踢一番。當時另有一個像日本人似的人掩護着章的身體，但一句話也不説，也不哼痛。有些同學以爲被打的可能是日本人而不是章賊，恐怕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煩，要停止毆打，但帶有照片的同學再取出照片對照，確認是章賊，又打踢一番。從逮捕同學的消息傳開，學生們開始散去，所以章賊僅僅被毆受傷而没有致死。從同學們闖進大門到開始疏散，那一段時間内群衆運動的高潮形象不是簡短的語言文字所能描畫的。舉一個小的例子吧，曹家的院子並不十分寬廣，幾乎擠滿了學生，院子裏停有一輛汽車，同學在高呼口號後，也有許多人用拳頭去打汽車來泄餘憤的。因軍警開始逮捕，學生各自疏散回校，已不能保持正式的隊形。有些同學，更其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以爲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動，是違反大會决議案的精神的，頗有些誹議，而不曉得在五四前夕的小組會議上，放火毆人也是被允許的一條决議呢！(www.chuimin.cn)

追憶到五四，我很激動的追憶到去年十月間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的鄭振鐸同志。我和他的認識就開始於“五四”以后的幾天内，他原籍福建長樂，生長在浙江温州，畢業於省立温州中學，能够説很流利的温州方言。那時他是鐵路管理學校的學生。在這個學校裏，無論在進步思想方面或者學生活動方面都没有形成象别的學校所有的熱烈，所以他在這個學校裏是感到寂寞的，因之熱情地傾向於校外的活動。五四前後一段時間，他象是鐵路管理學校的唯一代表，校内組織和校外聯系都只有他一個人在奔走。他没有遭到逮捕，也没有被學校開除，雖然他是學校所指名的學生。我在某次集會中認識他，曾到了他在北京城内的寓所，對於他的艱苦樸素的生活使我大爲感動。當時他寓居在他的叔叔的家，住在門口的門房間裏。没有床，没有帳子，而睡在一個大而無當的土炕上。没有電燈，而只有一盞被煤油烟熏得不甚乾净的煤油燈。炕上、茶几上堆着相當多的書，有中國古典文學，也有英文本小説雜志，但關於鐵路管理的專業的書，却似乎寥寥可數。他着一套破舊的衣服，滿染着紅色和藍色的墨水。皮鞋更其破爛，幾乎到了不成形的樣子。兩手粗黑，但握起手來，特别有力而感到熱情。我那時覺得他有“囚首垢面而談詩書”的風度，因而相當的愛慕他。他那時已經和瞿秋白同志、耿匡（濟之）同志等很熟，他兩位都是俄文專修學校的學生——組織有S、R社。大概是表示“社會改造”的意思。在那年冬季，他們利用了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經費，出版了《新社會》旬刊，大部分的組稿、校對等工作都由他一人擔任。這刊物在現在看起來，誠然如《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編者所批評的“在作者們的思想中，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及社會改良主義之間的界限是没有劃清的。”（第一集頁325）但在當時的學術界，已經算是具備較進步的傾向了。後來秋白同志走上了共産主義的道路，而振鐸却一直從事於文學創作翻譯和教學研究工作。解放以來，振鐸更發揮膽識努力於祖國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的遺憾，不僅是個人的不幸，而且是國家的損失，而五四時代的知名人士又弱一個了！

原載《復旦》1959年5月2日。

五四運動回憶：周予同教育論著选编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