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周予同教育著作选编:悼互生兄的五四前夕

周予同教育著作选编:悼互生兄的五四前夕

【摘要】:互生兄的死,總還算是幸的。現在姑且將自己所得於互生兄的第一次印象記録下來,一以表示站在史的觀點上來追悼這新時期的人物,一以供近來檢討“五四動”者的參考。我們恐怕這議决的消息泄漏,於是將“五七”的日期提前於明日“五四”發動,並且星夜的向各校聯絡。“五四動”的時代性已經完全過去了!他們不僅污辱了“五四動”,而且污辱了當時的領導者之一的互生兄!原載《立達》1933年“追悼匡互生先生專號”。

互生兄已經捨弃他所苦心經營的立達學園而長逝了!這在中國社會,學園本身和我們一班朋友,固然是很大的傷痕,然而,在互生兄自己,這究竟是絶對可悲的事嗎?

我今年春間到江灣去訪互生兄,他剛從醫院裏割治了回來,精神雖還很旺健,但究竟比從前虚弱得多。因爲他素性負責,我恐怕他太爲了事業而犧牲自己的身體,勸他稍微休養。但過後,我知道自己的話仍舊是空話,很爲他擔心。後來接到友朋的信,説他的病又重發,醫生已宣布無法療治,只有等候着死亡。這對我幾乎是一個不可信的消息。我不相信我們在這樣壯年的時候,就這樣的了結分手!我不相信我將以我的眼泪來哀悼我的生平最敬畏的朋友!又後來,方光燾兄從上海訪晤他回到安慶,轉述他在病榻上的話。他説,他對於生死没有什麽,所放不下的只是一班朋友。當方兄轉述的時候,我幾乎忍不住要掉下泪來。然而,當我在《申報》上一眼看到互生兄逝世的啓事,稍微沉思,倒反覺得没有什麽。互生兄自己爲了教育事業當然不願死,但是這樣的局面,活着也只是“苟生”,死了似乎倒反乾净些。自己明知這種思想太不長進;然而,悲憤之下,有什麽話可説呢?一切毁滅就不能算是人生的究竟嗎?

互生兄的死,總還算是幸運的。死後,還可以公開的登啓事,開追悼會。當這幾年中國社會大轉變的時期,友朋或認識的,聞名的青年不知有多少遭了横死。瘐死獄中的,病亡异國的,槍决的,活埋的,臠割的,甚至於盛在麻袋内用刺刀亂戳而抛在江流的,那一樣的慘劇没有?這樣不長進的野蠻的民族,不整個毁滅是没有天理的。自己早點死去,免得親眼看見整個民族被少數人毁滅的悲劇,固然有點自私,有點卑劣,但究竟是痛快的事!想到這裏,則互生兄的死,不僅不必悲,而且有點可羨了!况且互生兄雖死,他究竟還將他的理想整個的保持着。我們活着的有什麽呢?我們所把握着的,不是比“死”更難堪的“幻滅”嗎?

互生兄在現代史上是值得紀傳的一位人物。但自己在這樣情感之下,加以時間的匆促,這只有待於將來。現在姑且將自己所得於互生兄的第一次印象記録下來,一以表示站在史的觀點上來追悼這新時期的人物,一以供近來檢討“五四運動”者的參考。

我和互生兄是同學,他比我高一年級。當時,我受康有爲《大同書》的影響,對未來社會頗有點憧憬。互生兄研究數理,對中國學術雖不甚留意,但不知從那裏接受了些西洋社會主義的理論。我曾從他的手裏讀了許多中國編譯的社會主義的小册子。我們最初將這些小册子當爲秘寶,在學校當局嚴密監視之下,秘密的向思想清醒的或較急進的同學們宣傳。後來,我們又秘密的組織一個社,不知天高地廣的想來實行我們的理想。當時《新青年》雜志雖已出版,但正在登載文言的戀愛小説,在我們的團體的讀物中,可説是毫無地位。

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春間,巴黎和會正在開會,山東問題正在引起國内民衆熱烈的注意。我們想利用這個時機,發動一種新的示威運動。我們原擬在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的那一天舉行,爲慎重討論和籌備起見,我們在五月三日夜裏秘密召集社員在操場角落的小室中開會。我們曉得同時在開會討論這事件的只有北京大學一個和我們同性質的小團體。

當開會時,大家頗有點争辯。有些人只主張一種普通的示威游行,有些人則主張非參加暴動不可,而互生兄就是後一派主張的堅持者。我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論雖頗有點喜悦,但施於實行,究竟有些膽怯。不過當時受互生兄熱烈的感情的鼓勵,居然也附和着他了。我們恐怕這議决的消息泄漏,於是將“五七”的日期提前於明日“五四”發動,並且星夜的向各校聯絡。

第二天——五月四日——下午,我們的聯絡已經成功,於是召集同學在操場集合。當時大部分的同學以爲只是一種普通的愛國請願運動,而不知背後居然有暴動的計劃呢?記得當時有一位同盟會員,曾將曹、章的照片送給我們,並答允去弄手槍。但結果手槍始終没有得到。當時互生兄最起勁,因爲得不到武器,於是設法分帶火柴和小罐煤油等等。(www.chuimin.cn)

各校學生在天安門集合,大約有兩三千人,示威游行經過總統府及外交部以後,情形仍很緊張,有人大聲呼喊,主張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去。那時群衆已没有考慮這主張的頭腦和時間,於是一路的高叫着口號直衝到趙家樓。趙家樓是一條不甚寬的胡同,曹氏住宅的門口也只站有一位警察。當游行隊逼近住宅的時候,曹氏用人將大門緊閉。群衆雖然在擂門,或將旗杆丢入圍墻裏,但始終無法衝進去,而只能在墻外高聲叫駡。大門旁邊本有矮屋,大概是供用人住的地方。屋有小窗,鑲以玻璃,但也緊閉着。當時,互生兄首先用拳頭將玻璃打碎,從窗口爬進,將大門洞開,於是群衆才一哄而進。

我當時被群衆所擠,仆倒在地,因爲忽傳警察開槍,有許多人從前面反退下來,所以没有走進曹氏住宅,不知互生兄曾做了些其他什麽工作。那時救火隊已趕到,憲兵也開始捕人,我從間道返校,見互生兄正在盥洗室洗手,兩手滿染着鮮紅的血。我問他怎樣?他説没有什麽,只是在打碎玻璃窗的時候,受了點微傷。

以後,運動逐漸擴大,我們不是參加校内的幹事會,就是出席校外的聯席評議會。但是運動的原意已經失掉,而完全轉變爲一般的愛國行動。這冷静的高遠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在當時,究竟敵不過那熱情的急切的國家思想,於是我們的宣傳成效反不如從前的秘密時期。後來,我們重新改組團體,以“工學”爲號召,想達到理想的人的生活。但這究竟近於夢想,對於社會結構没有澈底的認識,所以也没有多大的成績。

我們出了學校以後,互生兄始終努力於教育的實際事業,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已無暇再繼續研究。而我呢,因爲環境和時代的關係,覺得從前的行動不免近於空想,也頗有轉變。但始終缺乏勇氣,對於這推動歷史的偉大工作仍只是一個可耻的旁觀者。

“五四運動”的時代性已經完全過去了!我們現在如果不甘心毁滅的話,只有跨過這些“五四”“五卅”等等階段而向前邁進!我現在記述這一段故事,也只是在追念互生兄,使大家明瞭他在現代史上的地位;只是在指示檢討“五四運動”的人須注意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於運動的關係:同時使大家知道現在那班借着“五四運動”來賣身投靠的只是些無耻東西。他們不僅污辱了“五四運動”,而且污辱了當時的領導者之一的互生兄!

五,十一夜,於安大。

原載《立達》1933年“追悼匡互生先生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