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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民主傳統和教育論著選編

【摘要】:復旦大學素有民主的鬥争的光榮傳統,更其是歷史學系,在每次民主的鬥争的實際行動中,多多少少起了一些主導的作用。當抗戰期間,復旦還在重慶夏垻的時候,歷史學系已獲得“民主系”的光榮稱號。爲了辦好歷史學系,爲了辦好復旦大學,爲了辦好新中國的大學教育,對自己所主持的學系,不掩飾的提出意見,很願意引起國内各大學歷史學系的同志們的共鳴和討究。

“人民史學”刊行第三期恰值本校校慶的日子,主持編輯的同學一定要我寫一篇短文以志祝賀。我年來忙於校内外會議事務,每天匆匆,不能安心寫作,現只得暫就自己對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意見,主觀的説了一點。如有不該不備的地方,還請同事們和同學們給以批評。

復旦大學素有民主的鬥争的光榮傳統,更其是歷史學系,在每次民主的鬥争的實際行動中,多多少少起了一些主導的作用。當抗戰期間,復旦還在重慶夏垻的時候,歷史學系已獲得“民主系”的光榮稱號。同學們在教師指導之下,用語言,用文字,他們所僅有的武器,采取壁報、座談會等等方式,向黑暗的反動的勢力抗争。這在當時的環境,是不容易的鬥争行動,就現在回想起來,是值得驕傲的,值得贊揚的。解放以來,歷史學系的同學們在響應南下西南下工作服務團的號召,在響應參加軍事幹校的運動,所占人數的百分比,都是很高。歷史學系高年級的人數所以很少,這是基本的原因。我常常對同事們説,我們歷史學系不是辦得不好所以學生减少,而是辦得相當的好,所以學生减少。這决不是解嘲的話,而是有事實的根據的。歷史學系這光榮的傳統——就是知識和實際行動相結合,朝著光明的方向争取更進一步的成果——不僅應當努力繼續的保持,而且應該努力繼續的發揚。在這一點,我願追隨在同人之後,盡我一些微薄的力量。

但是,作爲一個大學的學術看,我們的歷史學系不是没有缺點的。這些缺點,原於歷史的客觀的條件,是應該改進的,也是可以改進的,有把握改進的。復旦大學原是一個私立大學,在設備上,更是在圖書方面,是無容諱言的相當貧乏的。在抗戰期間,雖然改爲國立大學,但在設備方面,反動政府并没有加以重視。勝利復員,復旦大學遷回上海,因爲反動政府教育當局的偏私,對於復旦應得的設備,也没有加以照顧。——這只要看暨南大學所得的圖書遠過於復旦,便是一個很露骨的證明。因爲圖書設備的貧乏,我們圖書館中關於歷史學的參考書是顯然不够的,我們所謂“歷史研究室”中的圖書,是貧乏得可憐的,是見不得人的。——就是這萬分貧乏的研究室的圖書,也是經過相當艱苦的斗争而來的。有一個時期,同學們自己集款,以三斗米的月租租了農場牛棚邊校外一間小屋,也挂上歷史研究室的牌子。這些熱情的行動固然值得欽佩,但就一個大學的設備情况説,恐怕只能當作“大學逸話”而己。

其次,我們歷史學系的教師們,都是國内外知名博學之士。我們所開學程也都是依照中央教育部的指示,學程内容也在争取依馬列思想來處理史料,但是改進的成績顯然是不够的——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到的,而且我爲此而夜不安席,這原因是什麽呢?我曾經多次的冷靜的考慮過,就我主觀的見解,第一,我以爲歷史學系的教師仍然太少,在教師與學程的分配上仍然未能作適當的寬裕的處理。第二,我以爲歷史學系的教師上課時間的擔負仍然太重。我們是遵照上級行政的指示的,每一位教師以擔任三學程八或九小時爲最低限度。但是因爲學生人數不多,選修學程不容易開班,因之開足學程的教師感到過度的辛苦,開不足學程的教師内心不免不安。我始終有點偏見,我以爲大學教授應該以研究和教授並重,應該以研究和教授相結合,而不應該在行政上逼他形成了一個“教書匠”。第三,我以爲歷史學系每位教師工作分配也有許多值得考慮。有幾位有學術研究趣味的教師,因爲各種人事安排的關係,使他在行政工作上,甚至於其他校外事務上,費了許多精力。我不是説行政工作或其他事務不值得做,而是説這樣地使用人力究竟是違背計劃性的。這一點,不是復旦本身所能完全處理解决,這只有將這種現象揭露出來,以促校内外有關當局的注意和改變而已。自然,除了上述三點,還有其他,不過這三點是歷史學系集體教學在對學生學習指導不能好好地做的,最重最基本的原因呢!(www.chuimin.cn)

同學方面對歷史科學的認識,對學態度的改造,對今後國内文化建設的瞭望,對中華民族在國際地位的瞭解,也多多少少和整個歷史學系的發展有關——當然,這些也仍舊是學校和教師的責任。但是我在這篇短文里不想再説,如果能够引起同學們的注意和討論,那是很盼望的。

爲了辦好歷史學系,爲了辦好復旦大學,爲了辦好新中國的大學教育,對自己所主持的學系,不掩飾的提出意見,很願意引起國内各大學歷史學系的同志們的共鳴和討究。我的話暫止於此。

原載復旦大學歷史系人民史學社主編:《人民史學》,1951年,第2卷第3期,校慶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