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讀經問題的歷史檢討及其發展原因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校長，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我的講題是“關於所謂讀經問題”，在現在“讀經”，本不應該成爲一個問題，所以我加上“所謂”兩個字。我今天所要講的理由，自謂既不聰明，又不太笨；我想就歷史方面去觀察，所以我的題目或也可以改爲“讀經問題之史的檢討”。隋唐時代的所謂經學，更是可笑。至於清朝經學發達原因，與漢朝又絶不同。

校長，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我的講題是“關於所謂讀經問題”，在現在“讀經”，本不應該成爲一個問題，所以我加上“所謂”兩個字。現在一般人對於讀經問題，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如果諸位不嫌麻煩的話，有兩本新出版的書可以介紹給諸位一讀；一本是開明書店出版的五月號的《月報》，這裏面收集了提倡讀經和反對讀經的三篇文章；一本是上海雜志公司新出版的《中國文藝》，其中也收集了幾篇關於讀經的文章。在這兩本書上所見的理由，我想不重複地去轉述；我今天所要講的，是想就另一方面去觀察。

現在提倡讀經救國的人物大概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聰明的，一種是愚笨的；其實這些聰明的人也一樣的是愚笨。他們提倡讀經的理由，以爲中國的歷史是退化的，唯一的證據是人心不古；因爲人心不古，所以應該提倡道德救國；道德，在什麽地方呢？就在經典之中。其實他們是錯了。第一，他們不懂得經學，經學並不就是道德學；第二，他們也不懂得道德學，或倫理學，因爲道德的産生與演變自有它的社會的背景。第三，他們也不懂得歷史學，中國的歷史决不是向後退化，而是一天一天向前演進；諸位不要因爲現在的中國局勢而悲觀，只要大家一致努力，民族的復興是絶對有希望的。這一班提倡讀經的人，良心本還不差，只是方法未免錯誤了。還有一部份主張讀經的人，他們自以爲是最聰明的。他們覺得目下社會上最難對付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知識份子，最不易受驅遣；一種是勞苦大衆，這些人每因生活不易挺而走險。他們以爲經典是法寶，是符咒，一念起來，便可以使人們的腦筋糊塗。他們自以爲是聰明的，其實是最笨的。他們的目光看見國内的同胞，而忘記了帝國主義者在作祟。我們的唯一敵人是帝國主義，我們的唯一的生路也就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决不是拿經典作爲麻醉劑，來麻醉知識份子與勞動大衆就可以平安的。要知道，在現代，要用這種麻醉劑來麻醉知識份子與勞動大衆，事實上已經不可能的了。

我今天所要講的理由，自謂既不聰明，又不太笨；我想就歷史方面去觀察，所以我的題目或也可以改爲“讀經問題之史的檢討”。就我的意見，經學的演變可以分爲三大時期：第一期從孔子孟子，也就是從春秋戰國倒溯到以前的時代；第二期，從民八“五四運動”一直倒溯到漢武帝時代；第三，從五四一直到現在或最近的將來的時代。今天因爲時間有限，只能説個大概。孔孟以前，無所謂經學，孔子也不承認有所謂經學。當時只有一部一部的書，如《詩》，《書》等，而没有什麽像後世樣的所謂經部。孔子曾經教他的兒子鯉去讀《詩》，説讀《詩》後，説話可以説得漂亮點，又教他的兒子去學禮，以爲不學禮無以立；但是他所謂禮不是書本子上的三《禮》，而是實際儀式的陶冶。孟子也不是經學家，他不相信《尚書》，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話，他是懷疑經書的第一個人。孔子是教育家，他拿古代的文獻，來教學生是有的，但不是如後世所説的在那裏著作或删述六經。况且，在古代六經也不是儒家獨占的東西，譬如墨子，是在孟子的眼光裏是异端，是反動派；但是《墨子》書中却有許多地方引用《尚書》上的成語，後來東晋僞造的《古文尚書》裏，就有許多地方是抄襲《墨子》的。現在我們可以概括的下一結論：孔孟以前有經典而無經學，六經實非儒家所專有。六經與孔子相結合，在學術，政治等方面發生很大的權威，是從漢武帝開始，以後就一直到“五四”。這一大時期又可分爲五個段落；（一）兩漢時代，（二）魏晋南北朝時代，（三）隋唐時代，（四）宋元明時代，（五）清朝。經學之在各時代其本質各不相同，與其他學問一樣，總是天天在變化的。兩漢與清是經學的最盛時代，其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時代，實在説，都是和經學開玩笑的。現在因爲時間有限，也只好約略的説一説。在魏晋南北朝時代，最發達的是玄學。當時士大夫很喜歡把道家的思想裝進經典裏面。譬如在十三經中的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論語集解》與梁皇侃的《論語義疏》等書上都可以看到。這實在只是一種冒牌的經學，和兩漢的經學已經不同。隋唐時代的所謂經學，更是可笑。經典變爲獵官的工具。當時士大夫的學術思想可説已趨於墮落之途，真正有學問的人物，却不是經學家而是僧侣，如玄奘等。舉例説吧：譬如三《禮》，《儀禮》是今文學的經典，《周》禮是古文學的經典，但唐朝科舉考試却以《禮記》爲主，偏偏選擇最容易的去敷衍。他們對於經學和孔子都不忠心，而只是以經學爲官僚的敲門磚而已。到了宋元明時代，發達的是哲學，對於經學並不注意，所以當時重要的經典不是五經而是四書。如果諸位不怕麻煩的話，可以參看我去年在《中學生》雜志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大學與禮運》。大家準以爲朱熹朱夫子不會説謊話的；他説《大學》有經有傳；經是孔子的話，爲曾子所記；傳是曾子的話，爲曾子弟子所記，其實他説了大謊話。這一個謊話一直到清朝戴震，才被拆穿。所以朱熹本不是在提倡經學，而是假借經學以玩他自己的哲學把戲。現在再講到兩漢和清朝；這兩個時代是經學極盛時期，但他們所以極盛的原因却絶不相同。漢武帝將六經與孔子相結合，只是一種統制士大夫教育的政策，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政略，孔子和經典對於他只是兩種工具。因爲春秋戰國以來的處士問題，是當時政治上最難解决的問題，秦始皇曾經采用硬的方法，那便是焚書坑儒，但是失敗了。武帝所取的方法是軟的，所以居然成功了。漢朝經學有許多可笑的例子。漢成帝自己不知保養，時常生病；恰好當時又山崩水旱，社會不甚太平，於是他就駡宰相翟方進，要他自殺。因爲宰相代天子對天負責，其責任在於燮理陰陽；陰陽不調，宰相應該負責自殺。漢朝經學只是陰陽方士的變相，却不是真的孔學，漢朝人所説六經致用，也只是獵官，漢書所謂“利禄之途使然也”。至於清朝經學發達原因，與漢朝又絶不同。清朝學者，如吴派，皖派，研究經學，只是爲了避免殺頭之禍。因在清朝入關，屢興文字獄，當時研究文藝，史學的人，都易招禍，於是大家只得去讀經，抬出《詩》《書》一類的古代文獻作爲自己的藏身之處而已。

總之，自兩漢已迄近代，經學實完全隨社會的變遷而不同。從五四運動以後，爲什麽經學會發生動摇呢？今天我和諸位爲什麽可以在這裏公開説反對話呢？這也是因爲社會變遷的緣故。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個大問題，從秦漢一直到鴉片戰争以前的中國社會的本質究竟是什麽？有些學者以爲是地主經濟，士大夫教育與官僚政治三位一體的社會，從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的大門打開，社會一年一年的起變化，地主階級的地位摇動起來，支配經濟權的不是地主而是買辦或商業資本家了。甲午戰争，當時中國的海軍不是投降，就是自殺。官僚政治的醜態也完全呈露，辛亥革命之後，民國成功，應該可以好了；人家有議會，有總統，有憲法的，我們也居然都有了；但是，我們的總統是賄選，議員是猪仔。爲什麽還是不好呢？於是一部份醒覺的知識分子，以爲僅僅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和典章制度是不够的，我們要接受西洋的文化核心，那便是學術思想。所以從五四以後，一方面盡力紹介西洋的學術思想，一方面盡力批評中國的舊有學術，於是經學發生摇動了。我們以爲經學中的孔子不是真的孔子，真的孔子只是一位古代的教育家政治思想家而已。所以我們在這裏反對讀經，也可以説是受了五四以後的文化的影響。(www.chuimin.cn)

總之，提倡讀經，不足以救中國。我們的急務是在養成公民，生産人員和戰士，内以復興民族，外以抵抗强鄰。要中小學生每天都在讀子曰《詩》云，我是反對的。經典應該讓專家經過科學的解剖，分部的或者分篇的研究，作爲中國史料看待。它决不是符咒，囫圇地用點冷水吞下肚去，而便可以復興這垂危的民族的。

原載《暨南校刊》1937年第211期。原題“周予同先生（講）演詞”，由樓夏操筆記。

所謂讀經問題的歷史檢討及其發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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